简介
所有的历史遗存都源于记忆与遗忘的缠斗，这里面不断复活与竞争的与其说是文本，不如说是个体的心性与情绪。本书试图追索的个体生命、记忆片段与思想竞逐，无疑都是近代中国的流风余韵，中间更多是激烈的一面，因为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一波一波历史巨浪的卷席之下，壮怀激烈，屡 败屡战，摇曳不定的潮与流值得重访与细分，而此前对于这些面相的讨论过于趋实，而较少注重那些在一切事物中的灵魂，殊不知僵硬的外表下面，往往有着曲曲折折的灵魂，只有人“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如果对此不能另辟蹊径，重拾对于“人事”之重视，发潜德之幽光，当然也就无法深入理解孕育这些灵魂的社会。
作者介绍
谭徐锋，1981年10月生于重庆垫江。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副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负责人，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兼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民国政治史、文化史、知识分子史研究与近代文献整理。与杨天石先生合编《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文杂志》《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国书法》《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发表论文、书评、随笔数十篇。整理作品有《蒋百里全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黄尊三日记》《蒋廷黻文集》，正整理蒲殿俊、黄远生、任鸿隽、蒋梦麟、罗家伦、董作宾、潘伯鹰等人相关文献。
部分摘录：
曾文正公“复活”记 ——一段近代中国的阅读记忆 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语），以其事功、人格与文章影响近代中国甚巨，海内外关于曾氏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1〕，从阅读史的角度追踪作为思想资源的曾国藩，不仅关注曾国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追踪人们对其言论的接受史，进而了解曾国藩如何形塑了近代中国人的阅读记忆乃至人生轨迹，以往似乎还不多见，以下就想初窥曾文正公到底怎样活在近代中国人心中。
一、追慕圣贤，进德修业 咸丰九年（1859）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三日，鉴于书籍浩博，读书必须别择，曾国藩于倥偬之际撰《圣哲画像记》〔2〕一文，择三十二位古人，命其子曾纪泽（1839—1890）绘其遗像，藏于家塾，期待子孙有志读书者取材于此。曾氏期待由此“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由博返约，进而追慕圣贤。
曾国藩
以图像的形式以为省察之助，既是曾氏对学问途径的分类，也揭示出当时士大夫向往圣贤、见贤思齐的心态。而此一心态在曾国藩生前死后长期存在于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视野中，在中西冲突之际，依然具有绵长的生命力，我们才会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阅读曾国藩，期待见贤思齐，在追慕圣贤的努力中砥砺自我，这其实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传统。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再就曾国藩在近代中国人阅读视野中的面貌进行追踪，或许就显得较为亲切有味。
曾国藩逝世之后，不同版本与形式的曾氏论著出版近乎未曾间断。曾文正公虽死，其精神气度随其著述留存于天壤之间，并且通过印刷得以化身千万，得以迅速传播，当然其中也不乏书局为谋利的考虑。不过，能够谋利，正说明曾氏的影响力与其作品市场可观。
曾任翰林院编修、时乡居在家的江苏常熟人徐兆玮〔3〕（1867—1940）曾记载：
读《曾文正公家书》二卷卷一、二。文正自立课程：曰主敬，曰静坐，曰早起，曰读书不二，曰读史，曰写日记，曰养气，曰谨言，曰保身，曰作字，此十事最是切实工夫下手处。〔4〕
就曾氏所提十事，处处对照自我的局限，狠下针砭，以期“能学得一二端，其余可逐渐扩充也”。此后连着近十日，徐氏都详细阅读曾氏家书，以为多精粹之语，“尤足药学子之失，摘录数则以为座右铭，胜读《近思录》、《呻吟语》也”，并时时在日记中摘录。深获其心者有“温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5〕
针对曾氏治军后每以“敬”、“勤”二字激励家人，主张“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徐氏以为“虽浅言，实至理也”，并就曾氏语加以发挥：“和者生动之气，敬者收敛之气，一张一弛，人道尽矣”。
当天徐氏读完《曾文正公家书》卷七、八、九、十后，自称最爱曾氏“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六语。〔6〕翌日，徐氏又将曾国藩《圣哲画像赞》与家规口诀摘抄于日记中，并特别称道曾氏之养生法，认为曾氏“八本三致祥”是其学问经济的得力之处。是日，徐氏还读了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并与其弟交流读书心得，认为曾氏家训可补入清代名儒兼显宦陈宏谋《五种遗规》，并作了摘录，以备参考，其中用意明显是想施于实践。
接下来，徐氏尚阅读陈宏谋《养正遗规》与朱柏庐（1627—1698）《治家格言》，在与内兄张映南信中称赞张氏近年学问进步，言及自己“现读陈文恭《五种遗规》、《曾文正家书》，取其浅近可遵守，继拟读黄梨洲、顾亭林、李榕村、陆桴亭、陈确庵、张杨园诸集，取其切实有用，不蹈空言心性之弊”〔7〕，可见其学问路向与曾氏家书作为修身进德之阶的痕迹。这正是曾氏家书与日记中着力之处。
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旅居北京、饱读中西图籍的世家子弟孙宝瑄（1874—1924），某日在车中读《曾文正诗集》，“兴至则朗诵”〔8〕。同月二十六日，孙氏夜读曾国藩《圣哲画像记》，颇为赞同圣门高弟四科而尽纳之。不久，孙氏日记中对曾氏未将屈原、陶潜纳入其圣贤序列耿耿于怀，而且置疑其是否有所遗漏。在他看来，屈、陶二人“胸中皆有磊落瑰伟奇崛之气，抑郁不得伸”，以其“高风峻节，同得天地清明之气”，卓然独步千古者，看来对曾氏此文尚未认真领悟，不过孙氏这一反应却正是曾国藩圣贤序列无数读者的真切写照，读者心仪之人遭到忽视，心中郁郁不平。但是这并未影响孙氏对曾国藩的推重。
同月二十五日，其友姚文焯（1857—1908）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诋毁文正者不知凡几，竟有投以书诟责之者，而曾公嘱幕友作答书，无不婉辞逊谢，深自咎责。乃私观其于来书，则皆痛加涂抹，若甚自以为是者。夫公论大臣体国之心，则大难初平，疮痍未起，老成持重，自不能不隐忍一时之小辱，而奠社稷于安全，正公之所以不可及也。然当时执一二无辜冤民，杀之以弭外国之患难，事出于无奈，而返躬自问，能无愧疚心，而尚敢自以为是乎？”称曾氏“近于诈”。孙氏认为责怪曾氏者“大都不识大体，不察时事”，从曾氏平生之气象可知，论者“夫第据至微之一事，而不深辨其所以然，遂欲重诬一古今之完人，抑亦过矣”。〔9〕
姚文焯如此熟知曾国藩这一细节，想必也曾读过曾氏相关论著，以曾氏所倡导之“诚”责曾氏，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朋友聚会中以之为话题。不过孙氏却从整个时局考虑，认为无损于曾氏之人格。这一辩白，可谓曾氏的读者之间小小的交锋，也透露出曾氏天津教案所引发关注之深远，其实也是清议的一种表现，而孙氏言论多持平之论，也可见其性格。
颇为有趣的是文史大家程千帆（1913—2000）在江苏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三时的经历。后来成为明史大家的黄云眉（1898—1977）正好是其老师，黄云眉一学期就讲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10〕，而程氏此前也认真读过曾国藩家书。黄云眉对曾国藩的爱重，也透露出近世那么多曾国藩论著散播的魔力。
二、想象的父亲？ 曾国藩在晚近的魅力，可能很大程度上蒋介石（1887—1975）与毛泽东（1893—1976）早期的品评有关，二人当时对曾氏的事功与人格极为推崇，尤其是蒋介石，对于曾国藩及其湘军可谓再三赞赏。毛泽东早年极为推崇曾国藩，这已经为近代史学界与中共党史学界所熟知。不过，此处倒是很想结合蒋介石、钱穆（1895—1990）的经历，尝试着来谈曾氏影响的另一种可能，即在父亲或父爱缺位之时，由于家训中往往是温言细语如炉边谈话一样的诱导，曾氏家训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
钱穆早年丧父，自幼聪慧过人，当时其故乡无锡及周边的读书人对曾国藩颇为敬重，学堂讲授曾国藩的文章，比如《原才篇》〔11〕。高中时的钱穆还读过曾国藩的《求阙斋记》，“常念当自求己阙。如袁绍多疑少断，自念余亦多活动，少果决。因自每晨起，必预立一意，竟日不违。日必如此，以资练习”。〔12〕当时的钱穆因参与集会，要求学校改变课程设置不果而退学，转学钟英中学。正处于现在所谓青春叛逆期的钱穆，所在班级常常联合反对老师，因看谭嗣同《仁学》愤而剪辫。自幼遭遇丧父之痛，他赴外就读中学与家中联系不多，即使退学家中似乎也并未知晓。
钱穆接触《曾文正公家训》即在此时：
余在三年级时，星期六上午上唱歌课，教室中无桌椅，长凳数条，同学骈坐。余身旁一同学携一小书，余取阅，大喜不忍释手，遂觅机溜出室外，去另一室读之终卷，以回书主。然是夜竟不能寐，翌晨，早餐前，竟出校门上街去一书肆。时店肆皆排列长木板为门，方逐一拆卸。余自板缝中侧身窜入，见书店主人，急问有《曾文正公家训》否。盖即余昨晚所读也。店主人谓有之，惟当连家书同买。余问价付款，取书，即欲行。店主人握余臂，问从何处来。余答府中学堂。店主人谓，今方清晨，汝必尚未早餐，可留此同进餐，亦得片刻谈。余留，店主人大赞余，曰：“汝年尚幼，能知读曾文正家训，此大佳事。此后可常来，店中书可任意翻阅，并可借汝携返校阅后归回。”自后余常去。〔13〕
由此可见，钱穆当时阅读《曾文正公家训》后狂喜的心情。上述加着重号处，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而买家训要连同家书一同购买，这做实了钱穆读的是《曾文正公家训》这一事实。联想到少年钱穆在学堂的彷徨与冲动，而曾国藩写给儿子的家训，很可能就填上了幼年丧父的这一空白。为什么不是曾国藩的其他文章或写给父辈、兄弟的家书，而是他写给儿子的家训，令少年钱穆如此痴迷，以致近七十年后尚记忆犹新？笔者以为，透过《曾文正公家训》，曾文正公很可能在少年钱穆心中充当了“不在场的父亲”，尽管书店主人的情谊也颇值得追怀。
后来钱穆在《略论中国教育学》中提及，“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其弟与子，此乃一种家庭教育”〔14〕，不知钱穆写到此处，头脑中是否出现上述狂喜的一幕？
与钱穆一样，蒋介石也是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蒋介石早年跟随老师顾清廉读书，顾氏“平日教弟子，务变化其人气质”〔15〕，以先秦诸子与曾文正集课之。这是蒋介石接触曾国藩论著较早的记录。此后曾国藩家训、家书、日记与文集成为蒋氏的必读书，时常进行温习〔16〕。
蒋经国早年与蒋介石聚少离多，蒋介石常仿照曾国藩家训写信教育儿子。1924年5月1日，蒋介石致函蒋经国：“曾看《曾文正家训》否？每日学字几个？均须一一告我，并把最近所学的字，寄我几张，看有进步否。”〔17〕其下手处，与曾国藩有一拼，不过语气的缓急却差异颇大。
蒋经国从苏联归国后，蒋介石让他“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意”。蒋介石曾言：“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倘因事忙，蒋介石对于蒋经国的问候书信，“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求他细细去参阅，偶尔蒋经国去信报告身体有病，蒋介石就回信责其“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18〕。蒋介石的心中，曾国藩俨然成了神圣不可违抗的严父，而且包治百病，殊不知曾国藩与其子曾纪泽并不长寿。
蒋介石此处对于蒋经国的教育，与其指挥打仗颇为相似，即事必躬亲。可能是有意效仿曾国藩，蒋介石对于蒋经国读三民主义、经史子集乃至学习英语、数学都耳提面命，在家书中一一指点，又在做人方面一一点拨，让其修齐、诚信、谦逊，不断反省。蒋经国自称无时无地不将蒋介石的训示作为座右铭，“随时随地自加警惕”，完全接受乃父“所信仰的革命的宇宙观和人生观”。〔19〕
有人指出，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语录》颁发给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更是根据曾国藩《原才》一文的理论——在一二人的倡导下，可以使天下移风易俗，拨乱为治；抗战以来，蒋经国在赣州，每两星期必须写一封长信给他（指蒋经国），而且一定要写楷书，这是刻意摹仿曾国藩家书，尤其明显。”〔20〕
此处姑且不论蒋介石的“曾氏教子法”成效如何，但其做派的确相当于让曾国藩成了蒋经国归国后不短的时间内“精神上的父亲”，而蒋介石或许也一定程度上认为曾氏家训正有此妙用。
如果钱穆阅读《曾文正公家训》的记忆极为愉快，那么蒋经国的类似经历估计就近乎不断灌输，可能毫无趣味可言。这与蒋介石的性格或许无关，他给蒋经国所找的“精神上的父亲”与他自己的做派其实差距颇大，其效果是否真如蒋经国自说的那么“随时随地”，其实或许有不小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