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它曾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它的一举一动，对欧亚大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它却渐渐衰落，沦为备受欧洲压迫、剥削的“欧洲病夫”，并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
本书主要讲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13世纪末建国起，至1927年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发表伟大演说之间的悠久历史，用16个章节叙述了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有早期奥斯曼苏丹为领土扩张、国家强盛所做的各种努力，奥斯曼人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挑战时的各种反应，也有奥斯曼末期各种势力挽救国家于颓败的努力，并在其中展现了奥斯曼的成就与文明特色。
本书笔法生动，内容翔实，并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大量运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原始材料写成的奥斯曼通史。不同于过去西方学者的著作，它试图以一种更加中立的角度叙述这段长达6个世纪的历史，在土耳其颇受欢迎，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大力推荐。
作者介绍
卡罗琳·芬克尔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奥斯曼史博士，奥斯曼研究专家，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多年。其他著作包括土耳其语写作的《战争的管理：奥斯曼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1593—1606》与《奥斯曼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1500—1800》
部分摘录：
同侪之首 奥斯曼帝国终结的确切日期可以追溯，而奥斯曼的起源则被各种传说覆盖，人们难窥其原貌。
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就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土耳其共和国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主权，其领土局限于国际认可的边界范围内。早在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共和国的拥护者就已经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仅保留其作为哈里发的宗教职责；1924年3月3日这一职务也被废除。随之，他们也就抛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正在塑造的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基于帝国政治与天赋神权的。
1927年10月15至20日之间，穆斯塔法·凯末尔在议会发表了冗长的演说。这场演说在土耳其无人不知，泛以“那个演说”称之。他在演说中阐述了他们这代人为什么拒绝承认奥斯曼帝国那段陈腐而无益的历史。凯末尔在掌权的头几年里致力于一系列的改革——他称之为“革命”，用以帮助土耳其人民摒弃前朝的帝国传统，摆脱神职人员的苛政，拥抱现代世界。
直至近年，土耳其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在此之前，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伊斯兰帝国崛起和悲惨倾灭的古老故事。这个帝国在16世纪鼎盛时期，曾经拥有能与古罗马帝国抗衡的强大国力，但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它未能跟上西方基督教世界发展的步伐。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不仅对欧洲，同时也对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造成了军事上的威胁；奥斯曼的建筑师建造了雄伟的清真寺，它们的轮廓构成了伊斯坦布尔和其他许多城市的天际线；帝国的法律体系不断改变着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为了确切地了解奥斯曼是如何经营管理如此庞大的帝国的，有独立思维的现代历史学家开始解读建筑师的大量账册和帝国的法律档案；新一代学者开始从获得胜利的苏丹委托编写的编年史的字里行间寻觅蛛丝马迹，意欲探索帝国的史实，而不只是当权家族的历史；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严谨地审视被奥斯曼统治过的地区记录下来的历史，有时他们的专精素养不逊于西方学者。他们发现，这些记载往往是偏颇且不完整的，因为它们的作者总是雾里看花或是管中窥豹，要么将民族传说当作史实，要么在未了解奥斯曼人民的笔录口述的情况下凭空推断奥斯曼帝国的特点。
在1998年，土耳其共和国庆祝建国75周年之际，他们已经在志得意满地规划盛大庆典，要在公元第二个千禧年前夕纪念奥斯曼帝国建国700周年。为什么要把公元1299年看作奥斯曼帝国建国的时间点？这一年并没有发生特殊的战争，也没有宣布独立或占领哪个堡垒。其实，最简洁的解读常常最具说服力：1299年刚好是伊斯兰教历①的第699至700年。基于罕见的数学巧合，基督教历法和伊斯兰教历法在同一时间迈进下一个世纪。还有哪个吉祥的年份比这一年更适合用来纪念一个横跨欧洲和中东的帝国的建立呢？
奥斯曼帝国草创时期，土耳其人正步履蹒跚地忙于建立权威，无暇顾及建国日期应是何时，他们更重视能巩固他们的统治权力的预兆。对他们而言，帝国的建立确实是源自一场大梦。第一位苏丹奥斯曼一日夜宿在圣人艾德巴利家中，在梦中：
奥斯曼望见一轮明月自圣人胸中冉冉升起，迎面飞来沉入自己胸中。一棵大树自他的肚脐长出，树荫笼罩全世界。树荫之下并有山岭，条条溪水自各山山脚流出。有人自潺潺溪流中取水而饮，有人径取溪水莳花弄草，亦有巧匠引水建造喷泉。奥斯曼醒后，他将梦中所见告知圣人，圣人答曰：“奥斯曼，吾子，恭贺你！真主已将皇帝宝座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我的女儿玛尔红亦将成为你的妻子。”1
此类记述最早见于15世纪下半叶，与奥斯曼驾崩的时间（1323至1324年间）相隔约一个半世纪之遥。这个梦境成为帝国最为人乐道的传说。它唤醒了世俗王权和宗教神权的概念，证明了奥斯曼和他的后代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以及更远区域的诸多竞争者手中夺得的领土与权力等显著的成功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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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能根据最初的奥斯曼历史预料到土耳其人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获得的伟大成就。大约到1300年，他们仍不过是源自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或突厥）部落中的一支，极力争夺被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环绕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控制权。那里曾经是罗马帝国东部的一部分，日后因罗马帝国东西分裂演变成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24年掌权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建立了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即今日的伊斯坦布尔），这里后来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在全盛时期的领土覆盖巴尔干半岛，并向东延伸至安纳托利亚以及现今的叙利亚和其他地区。但是自从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们攻陷劫掠，接着又经历了从1204到1261年的拉丁占领，拜占庭帝国的荣景一去不复返。14世纪初叶，拜占庭帝国版图已经仅剩君士坦丁堡、色雷斯、马其顿、今日希腊的大部分，以及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一些堡垒和安纳托利亚海港。
在奥斯曼崛起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土库曼部落曾经是屡于拜占庭帝国东方边疆骚扰的野蛮掠夺者。在早期涌入的土库曼部族里，塞尔柱突厥人是其中最成功的一支。他们原仅是中亚的游牧民族，当远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政权因内部纷争而势微之时，他们随漫长的游牧民族迁徙的潮流逐渐向西移入中东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塞尔柱突厥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反抗。1071年，在他们的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的带领下，塞尔柱突厥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凡湖之北大败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戴奥吉尼斯亲自率领的拜占庭军队，这就是曼齐刻尔特战役。一条土库曼移民西迁的畅通无阻的大道就此打开。
伊斯兰教亦随着塞尔柱突厥人来到以基督教为主的安纳托利亚；有些土库曼人的先祖早在9世纪——通常是作为雇佣兵——就在阿拉伯核心地区接触到穆斯林，随后就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中亚突厥人大规模的信仰转变也只是一个世纪后的事情。他们迁徙至安纳托利亚是一桩大事。在阿尔普·阿尔斯兰的继任者们的带领下，塞尔柱人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将他们的根据地建立在离君士坦丁堡不远的伊兹尼克（尼西亚），直到1097年该城被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攻陷，方才搬迁至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科尼亚（以哥念）。大约在同一时期，达尼什曼德埃米尔国的势力比塞尔柱人更强，控制着安纳托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广袤土地；在东北部，萨尔图克王朝则占据着埃尔祖鲁姆，而门居切克人则统治着埃尔津詹；东南部则是在迪亚巴克尔（阿米德）的阿尔图克人的领土。土库曼人迁徙的目的地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文化与民族构成很复杂，除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外，还有世居此地的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及犹太人。拜占庭在西边，奇里乞亚及叙利亚北部的则是亚美尼亚人和十字军国家，南方则是立都开罗的伊斯兰国家马穆鲁克王朝。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塞尔柱人接收了逐渐衰败的近邻土库曼人的领地，1176年，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在密列奥塞法隆大败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的军队，并将之驱赶至安纳托利亚西南地区的埃利迪尔湖。土库曼人的领土不再局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后，他们开始朝海岸地区拓展，获得了进入环绕在国土四周的海上商路的入口。
13世纪初叶是塞尔柱人自称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的全盛时期（“罗姆”是一个地理概念，就是指拜占庭帝国的区域），他们取这个名字是为了与位于伊朗和伊拉克的塞尔柱帝国有所区分。拜占庭帝国和罗姆苏丹国之间的稳定关系让后者得以集中精力巩固东方疆土。但是当东方来的另一支入侵者——蒙古人在令人闻之丧胆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子孙带领下胜利西进时，这个平衡随即被破坏殆尽。蒙古大军过处，塞尔柱帝国分裂后建立的各个小王朝的领土均成了其囊中物。1071年，塞尔柱人在曼齐刻尔特一战的胜利加速了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统治的崩溃；同样，1243年，蒙古大军在安纳托利亚中北部邻近锡瓦斯的克塞山击溃塞尔柱军队，也宣告了罗姆苏丹国独立地位的终结。科尼亚曾经权倾一时的苏丹，如今却沦落到向远在亚洲内陆哈拉和林的蒙古可汗进贡称臣的地步。接下来的岁月依然动荡不安，最后一位尚能掌权的塞尔柱苏丹凯霍斯鲁二世的众子阋墙争夺产业，且背后分别有土库曼及蒙古各路势力撑腰。虽然在13世纪末的20多年里，蒙古的伊利汗国直接管辖附庸国，但伊利汗在安纳托利亚的控制力并不强，因为他们和塞尔柱人一样，早已深陷暴戾内斗之中。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在抵抗伊利汗时，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则从南方侵蚀伊利汗国的版图。不过伊利汗国更希望获得在通过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印度和欧洲之间贵重货物贸易通路上征收的关税，几乎将他们的“远西”地区拱手让给前塞尔柱西北边陲的土库曼边境贵族。2
到14世纪初，安纳托利亚已经出现了一批新的穆斯林土库曼埃米尔国。他们之间常会建立战略联盟，但也因为各自经济及政治目标的不同而产生不可避免的龃龉与冲突。在南部的安塔利亚（阿达利亚）附近的是帖克埃米尔国，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是门泰谢，北部则是艾登。以伊斯帕尔塔为据点的则是内陆的哈米德埃米尔国，萨鲁汗则以马尼萨为首都，北方紧邻达达尼尔海峡的是卡雷西埃米尔国。格尔米扬的首都在屈塔西亚，而安纳托利亚中北部地区则为桑达尔王朝。卡拉曼埃米尔国占据了安纳托利亚中南部地区，最早建都于托罗斯山深处的埃尔梅内克，之后迁至卡拉曼，最后定都前塞尔柱罗姆苏丹国的首都科尼亚。到了14世纪中叶，拉马赞埃米尔国以阿达纳为核心在奇里乞亚建立了家园，东北方邻近的杜尔卡迪尔埃米尔国则以埃尔比斯坦为首都。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与拜占庭残存领土相邻的是奥斯曼埃米尔国，即我们所认知的奥斯曼人。
我们第一次听闻奥斯曼大约是在1300年左右，同时代的一位拜占庭史家告诉我们，1301年，拜占庭军队第一次与一个名为“奥斯曼”的人领导的军队交锋。这场战斗即巴法翁战役，它爆发的地点离君士坦丁堡不远，就在马尔马拉海的南岸。最终，拜占庭的军队溃败。3但是，直到很多年后，奥斯曼人才真正与拜占庭势均力敌。各种神话传说将出现，试图解释这个似乎凭空出现的王朝的来历。
为什么奥斯曼家族能逐渐控制它的近邻？为什么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奥斯曼埃米尔国能够从塞尔柱罗姆苏丹国与伊利汗国原有领土上的众多小国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些小国的唯一后继者，进而发展为一个功业伟大、历史长久、国土横跨三大洲的帝国？这些问题一直让历史学者着迷困惑，难下定论。原因之一是，中世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历史一向少为人知。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区域内的诸多国家——塞尔柱、亚美尼亚、拜占庭、马穆鲁克和拉丁帝国当时的编年史家专注于各自国内的事务，所以他们与谁打仗，又与谁建立盟约的细节只会偶然列入其记述内。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传统上依靠口述历史，直到奥斯曼人将他们的大多对手从地图上抹去之后，他们才记录下这些对手的源流。他们主要记载自己的历史，而忽略了他们已经消失的对手们的历史，以及对手们注定失败的建立伟大国家的努力。
还有一些问题有待研究。那就是奥斯曼埃米尔国奋发向上是否主要受到“圣战”4的使命感驱使，即相信所有信徒都背负有神圣天职，必须奋勇对抗非穆斯林？对穆斯林而言，这个世界在理论上划分为伊斯兰之地，即伊斯兰教占优势的地方，以及战争之地，即异教徒之地，那里有朝一日必将接纳伊斯兰教，而“圣战”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工具。毕竟在较早的岁月中，在伊斯兰教作为新信仰努力扩张的年代，“圣战”曾激励了穆斯林群体，并且像基督教十字军的宣言一样鼓舞着从古至今的战士们。又或许，是那个时代边疆民族不稳定的天性驱使奥斯曼埃米尔国不断开疆辟土？会不会是因为奥斯曼埃米尔国地处拜占庭帝国防御薄弱的边境地带，在地理上具有战略优势，所以能够收服与之竞争的王朝？再或者奥斯曼版图的扩大是敏锐精准的政治谋略与福星高照的必然结果？现代历史学者致力于从后世奥斯曼编年史家记录的帝国源起神话传说中，从当时的碑铭、硬币、文件和史诗留下的蛛丝马迹中，以及除奥斯曼土耳其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记载里筛检出历史的真相。无论奥斯曼功成名就的原因到底何在，身处安纳托利亚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奥斯曼在两个世纪里的奋斗必然步步惊心，处处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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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库曼埃米尔国的所在地，安纳托利亚广袤大地的地理和气候特质在造就帝国历史，以及扩张国土努力的成与败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地势都很高，中央部分是一片高原，四周环绕着海拔高达4000米的山岭，仅在西边留有一道缺口。西方地势和缓，高原边缘的山脚伸入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形成一条宽阔肥沃的海岸平原。在东南部，高山则让位给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沙漠。北方和南方的海岸地带狭窄，一道道深谷在陡峭崎岖的山峰间穿过。高原上的大片草原为成群牛羊提供了丰盛牧草，同时这里也具有恶劣的气候。土库曼牧人如同今日许多安纳托利亚农民般，会在夏季的几个月里把牲畜带到高山草地上。他们也会和定居在西部低地与海岸地带的农民做点交易，那里土壤比较肥沃，气候也没那么差。海岸边的住民则是靠海吃饭。自然而然，大家开始货物交易，也结成了联盟。
根据历史资料，奥斯曼埃米尔国并非蒙古时代后第一波建立的穆斯林土库曼王朝。1239至1240年，我们听闻过格尔米扬王朝，5远早于奥斯曼大战拜占庭的1301年。而得名于卡拉曼贝伊的卡拉曼王室则出现在1256年。6当他们宣告在某地定居建国后，这些王朝会寻找新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功绩，例如建立让潜在支持者敬佩的纪念建筑。这不是游牧民族或之前居住于此的农民会做的事情，而是长期定居的民族才会有的习俗，它展现了前游牧民族想要建立定居国家的野心。土库曼诸王朝的建造活动可以见于遗留下来的刻有日期的碑文：从小国埃什雷夫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部贝伊谢希尔湖区的清真寺可以看出，它建于伊斯兰教历696年（公元1296至1297年）；7从安卡拉市已经拆毁的克泽尔贝伊清真寺可以看出，它里面的讲坛曾经被格尔米扬的统治者在伊斯兰教历699年（公元1298至1299年）修葺过。8根据碑文和地基，卡拉曼首领马哈茂德贝伊在埃尔梅内克建造的大清真寺始建于伊斯兰教历702年（公元1302至1303年）。9奥斯曼可考据的最早建筑是伊兹尼克的哈吉·厄兹别克清真寺，地基上铭文的日期是伊斯兰教历734年（公元1333至1334年）。10
在奥斯曼传说中，一位名叫埃尔图鲁尔的部落领袖定居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边陲之地，就在被伊利汗国控制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科尼亚的塞尔柱罗姆苏丹赏赐给他瑟于特小镇附近的一块土地，就在现今埃斯基谢希尔（多里莱乌姆）的西北边，并赋予他在夏季时到瑟于特西南方的高地放牧的权利。如果从苏丹奥斯曼时期流传至今唯一的文物——一枚未铸明年份的钱币是真品的话，那就证明埃尔图鲁尔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因为钱币上有“埃尔图鲁尔之子铸造”的字样。11由于铸造钱币在伊斯兰习俗中是君主的一项特权（在西方世界亦然），这就说明奥斯曼是一位君主级别的统治者，而不仅是一位部落领袖，也显示他已累积了足够的势力，敢于挑战伊利汗国对自己和他的子民拥有的宗主权——因为土库曼埃米尔国只要在名义上接受伊利汗国的宗主权，就不会以自己的埃米尔的名义铸造钱币。然而，现存最古老的奥斯曼钱币铸造于1326至1327年，即铸于奥斯曼死后，有人认为，这可以视为奥斯曼最早脱离伊利汗国，成为独立国家的时期。12
奥斯曼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实在理想。奥斯曼的领土离君士坦丁堡不远，这让他有机会和安纳托利亚西北部拜占庭城市的总督们接触，与他们争夺影响力和他的追随者的牲畜所需的牧场。离君士坦丁堡不远的好处是，一旦君士坦丁堡沦陷，他们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之便；但是反过来，奥斯曼人也必须承受来自拜占庭的巨大压力，因为拜占庭的军队正全力保卫尚能掌握的风雨飘摇的领土。奥斯曼早期向拜占庭进逼的目标似乎不是城镇，而是专注于乡间的小村落。这或许是因为城镇不易攻克，而且对他和部属而言，乡下的资源价值更大。当时一位拜占庭历史学者对这个地区的形容是繁荣、人口稠密及防卫严密，这一点得到了考古的证实。13早在奥斯曼于1301年和拜占庭军队打了第一场有史可考的胜仗之前，他似乎已经控制了他父亲拥有的瑟于特和拜占庭人的伊兹尼克之间的草原，虽然1299至1301年间他对伊兹尼克漫长的围城战以失败告终。14
在1301年大胜拜占庭军队后，奥斯曼已成为不可轻视的人物。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帕里奥洛格斯为了缔结特殊联盟以应付奥斯曼日益增长的威胁，打算将家族的一位公主嫁给奥斯曼名义上的宗主——伊利汗国的合赞可汗（他的首都位于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合赞逝世后，公主又嫁给了他的兄弟。但是伊利汗国许诺的人员与物资援助却始终没有到达，1303至1304年，安德洛尼卡皇帝雇佣西班牙投机分子加泰罗尼亚佣兵团，以保护领土免遭奥斯曼侵扰。不过和大多数佣兵一样，加泰罗尼亚人竟然掉头来反咬了付钱的那只手。15他们勾结土库曼战士——但不一定是奥斯曼手下的士兵，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到巴尔干地区追逐自己的目标。塞尔维亚王国与拜占庭联手，16出兵打退了侵袭的土库曼人和加泰罗尼亚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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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人来到安纳托利亚，破坏了原有的国家间的平静生活。一度强大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伊利汗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行政机构的权威已经无法控制他们之间动荡的地区。但边界地区居住的并不仅仅是战士。这些地区提供的机遇吸引着众多嗜好冒险的投机分子，以及无处可去只好随着边境变动迁徙的人们。当年奥斯曼家族起家的这块边界地带的环境曾被如此描述：
……此去彼来络绎不绝的是游牧民、半游牧民、抢劫者、途经此地打算加入佣兵团的志愿者、各种背景的奴隶、游走的穆斯林托钵僧、寻觅迷失羊群的基督教牧师和修士、寻找庇护的流浪农民和城市人、在圣地寻求救赎和抚慰的不宁静的灵魂、寻求赞助的穆斯林教师，以及中世纪晚期必然少不了的受风险驱动的欧亚商旅。17
托钵僧或穆斯林圣者的出现，是边境最引人瞩目的事情之一。和基督教修士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漫游荒野，另一些人则生活在有信徒追随的部落城镇，他们的事迹与虔诚都被详述于叙事诗及圣徒传记中，成为源远流长的口述传统的一部分。早期的奥斯曼统治者与托钵僧的接触有现存最早的奥斯曼文件为证。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一世于1324年批准将伊兹尼克以东的一片土地拨给托钵僧以建立僧院。18这种僧院如同基督教圣徒的墓地，形成了吸引移民到新地区定居的核心点，也是收买人心最经济的工具。僧院象征着安纳托利亚地区繁荣的伊斯兰文化的通俗表达，与塞尔柱人的帝国文化中的逊尼派伊斯兰文化并行。奥斯曼本人或许并不熟谙逊尼派伊斯兰教义，但是奥尔汗一世却取其章法制度作为帝国建构的基础。他终其一生广设神学院19，以推广他所追求的宗教学术模式；1324年批准土地使用许可文件的语言和风格也显示，奥尔汗一世的官员们十分熟悉古典伊斯兰文书传统。20奥尔汗一世之后的奥斯曼苏丹们也总是加入某个托钵僧教团。不同宗教在信仰和习俗表现方式上的共存与妥协是奥斯曼历史中经常面对的重要事务之一。
许多僧院建立在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地区，边界地区本来就有人来人往的特点，因而吸引了勇往直前精力旺盛的托钵僧前来。14世纪中叶以后，当奥斯曼人开始在巴尔干地区殖民时，托钵僧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他们在随同边疆战士作战、鼓励他们前进的同时，传播了土库曼伊斯兰文化，并得到了夺自逃亡的人们的土地作为奖赏。21托钵僧教团的多样性与他们的组织和改革的历史一样令人困惑。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拜克塔什教团，初时为小规模教派，后来因为和苏丹的精英步兵部队——土耳其禁卫军的联系开始崭露头角。
上清真寺的教徒是可以和托钵僧在同一栋建筑内肩并肩一起礼拜的。今日许多奉行逊尼派教义的清真寺在过去有着更广泛的功能，例如当作托钵僧庇护所，或变成容纳更多信徒的礼拜大厅。第二任奥斯曼苏丹奥尔汗一世和他的儿子暨继承人穆拉德一世在布尔萨建造了几座清真寺，它们的捐款册上面确实注明它们就是僧院。22欧洲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奥斯曼建筑是位于今日希腊色雷斯地区科莫蒂尼的“战士”埃弗雷诺斯贝伊公共食堂，它和那个时代许多其他类似建筑一样，在一侧有圆顶的小房间，以供托钵僧聚会之用。23
奥尔汗一世于1324年批准的土地许可证显示，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奥斯曼首领们公共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奥尔汗以无可争议的伊斯兰表达方式称自己是“信仰的守护者”，称他已过世的父亲奥斯曼为“信仰的荣耀”。24至于奥斯曼怎么称呼他自己，没有文件遗留下来“亲口”告诉我们。不过在13世纪末叶，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的一些统治者已经开始给自己取伊斯兰别号，如“信仰凯旋者”或“信仰之剑”。25这个时期第一位称自己是“战士”（gāzī）的土库曼君主出自艾登王室，这被记录在一段记载1312年安纳托利亚西部比尔吉一座清真寺的建造过程的碑文上。到14世纪30年代，门泰谢王朝的埃米尔和奥尔汗一世本人都在碑文中用“战士苏丹”称呼自己。26
当一个人被称为“gāzī”时，表示某人曾经参与过“gazā”，即“信仰之战”“对异教徒之战”或 “神圣之战”［gazā几乎可以当成“圣战”（jihād）的同义词］。这个名号在塞尔柱时代或之前曾被授予穆斯林战士，但是在14世纪早期，并没有对抗性、反基督教的含义。这个词被奥斯曼人广泛使用，当他们的编年史和诗歌里尊称奥斯曼及他的武将为“gāzīs”时，这个词的意思是“战士”或“攻击者”，除了指每位穆斯林皆有与异教徒战斗的天职外，并不含有更多宗教训谕意味。27凑巧的是，奥斯曼埃米尔国紧邻着的刚好是个基督教国家，但这也不足以证明它就是周边所有埃米尔国当中唯一接受“圣战”思想的国家，也不能说明拥抱“圣战”意识形态就足以解释奥斯曼人成就的功业。关于奥斯曼埃米尔国得以长存的原因，有个被广泛认同的看法是它有追求“圣战”的使命感，但最近重新探讨的结论是，他们只是个“掠夺联盟”，成员里有穆斯林战士，也有基督徒战士，“无论统治者使用什么华丽的修辞美化他们的目标，那也不过是战利品、财宝和奴隶”。28据推测，在此联盟中，土库曼战士只占少数；征战的快节奏需要他们自愿接纳众多基督徒进入这个奥斯曼群体并一视同仁，以弥补要创设和管理成长中国家时出现的人力不足。29
早期奥斯曼穆斯林的宗教并无排他性。歌颂边界地区英雄事迹的口耳相传的故事中，不仅穆斯林战士和拜占庭基督徒经常密切合作，连通婚亦属司空见惯之事。30安纳托利亚西北部边界地区的基督教徒如常自由礼拜，1354年作为奥斯曼人的俘虏穿过此地的萨洛尼卡大主教格里高利·帕拉玛斯的信函印证了此事。31此外，从奥尔汗一世时代起直至16世纪初叶，都有拜占庭杰出人士到奥斯曼宫廷任职。32奥斯曼后期的编年史家在记载与巴尔干等地基督教国家长年的战争时，强调了宗教感召在帝国早期争战中的影响力，将土库曼边疆居民奋战不懈的唯一动力归结于传播伊斯兰的野心。那时，政治环境丕变，奥斯曼土耳其已成为政教一体的国家，逊尼派伊斯兰教已然成为国教，编年史家认为这些边界居民具有一种暴力的虔诚：他们认为，可以认定一直以来，这个国家是因为穆斯林战士对假想敌拜占庭及欧洲的基督教王国无眠无休的奋战才得以建立的。现代的历史学者通常太轻易地接受了编年史家眼中的奥斯曼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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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人们准备将奥斯曼帝国崛起的故事记录下来时，得以寻觅到的仅是年代久远的回忆。奥斯曼王朝日后获得了显赫的功绩与成就，但其早期岁月也常隐蔽于神话的迷雾中，后人又添油加醋大力美化，企图增强其正统性。奥斯曼在世时，他已经被推崇为土库曼诸王朝中威胁拜占庭帝国的精力最旺盛的君主之一。虽然他未能攻下伊兹尼克城，但是他围困伊兹尼克的事迹和1301年大败拜占庭军队的功业必定带给他慑人的威望和声誉，鼓舞着更多战士带着人马投入其麾下。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奥斯曼需要为他们的领土扩张和在土库曼诸王朝中的至尊地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证明，奥斯曼的个人声望也需要奥斯曼帝国更加稳固的至尊地位支撑。
几个世纪里，众多势力挑战过奥斯曼帝国的权柄与国力，因此，展现国威，令天下众生将奥斯曼的统治视同为自然法则极其重要。然而，奥斯曼帝国的传说显然无力化解所有挑战，他们需要更加切实有形的遗产，以巩固茁壮成长中的奥斯曼国家在这个地区政治史中的地位。15世纪末，流传颇广的史诗声称，塞尔柱罗姆苏丹曾亲自将瑟于特附近的土地赏赐给奥斯曼的父亲埃尔图鲁尔，还为此附上了一则故事，即塞尔柱苏丹曾经把象征职位的标志赐予奥斯曼——一个马尾秃克②、一面鼓和一件大礼袍，以证明他作为塞尔柱继承人的合法性。又一个世纪之后的1575年，一位奥斯曼文书伪造了一份文件，宣称它是当年赏赐这些用具时留下的记录。33这些故事解决了奥斯曼继承塞尔柱衣钵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巩固奥斯曼王权正统性需要拥有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尊贵的血统。从15世纪初叶起，与奥斯曼竞争的国家有帖木儿帝国，以及在奥斯曼部落参与的移民潮之后向西迁徙的土库曼部落同盟白羊王朝。奥斯曼人有着中亚突厥乌古斯人的血统，及大名鼎鼎的祖先先知挪亚，传说他把东方的土地给了他的儿子雅弗。34流传至今的文本里有些线索，暗示奥斯曼的家族有段不怎么传奇的过往，即他只是个农民。另一个传说则说他的先祖乃是汉志地区的阿拉伯人，这就表示，有一段时间，奥斯曼人可能认为这样一份虚构的宗谱或许有助于维护他们的正统性。35这个说法没多久就消失无影，而奥斯曼的梦境恰恰相反，流传颇久，甚至直到它预示的那个奥斯曼帝国的晚期还在被人传说。
除首任奥斯曼苏丹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是一个安纳托利亚西北拜占庭边界地区的土库曼穆斯林贵族，他的父亲的名字可能是埃尔图鲁尔以外，留传下来的奥斯曼生平的信息并不多。但是他的梦境却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有文件可以证明的细节：早期奥斯曼的地契资料显示，一位被称为谢赫③艾德巴利的圣者与奥斯曼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而且还有一些证据能证明他的女儿嫁给了奥斯曼，成为他两个妻子之一。36
在埃尔图鲁尔在瑟于特拥有的土地中央，有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小清真寺，以及一块墓地。传说这是儿子奥斯曼为他造的开放式建筑，后来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一世又为其加上了围墙。37不过，这里的清真寺与墓葬经历过多次重建后，它们的原始建筑形制并没有保存下来，并且再也找不到任何后人可以证明与奥斯曼有关联的建筑物。虽然如此，在19世纪末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仍冀图通过增强功勋彪炳的伟大祖先与他的王朝的联系，给他暮气沉沉的衰败王朝振奋士气。他发现，将瑟于特推崇为奥斯曼的心脏地区非常有效，并在那里为奥斯曼帝国早期的英雄们建造了一座真正的墓地。他重建了埃尔图鲁尔的陵寝，并以大理石棺椁重葬了所谓的遗骸，另外他也为埃尔图鲁尔的妻子、奥斯曼（尽管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一世早已在布尔萨重葬了父亲）以及奥斯曼的25名武士增建了陵墓。38直到今天，瑟于特仍是一个圣地，也是纪念奥斯曼帝国光荣建国岁月的年度庆典的举办地。
奥斯曼很可能逝世于1323至1324年间，并已经为他的继承人获得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大量领土，这片区域以瑟于特为核心，从耶尼谢希尔（即“新城”，又称美兰吉亚）延伸至埃斯基谢希尔（“旧城”）。耶尼谢希尔是位于伊兹尼克和布尔萨之间的战略要地，后两个地方是他有意占领却未能如愿之处。391326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一世拿下布尔萨，这个地理位置极重要的城市变成了奥斯曼权力的枢纽。和伊兹尼克及伊兹米特（尼可梅迪亚）一样，因为周遭的土地皆为奥斯曼所控制，布尔萨长期与君士坦丁堡隔绝。奥尔汗一世追随他的父亲，继续封锁布尔萨，直到城里的人难耐饥渴终于投降为止。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30至1332年旅居安纳托利亚期间，记录下他参观诸王朝宫廷的印象，他说在土库曼诸埃米尔之中，奥尔汗一世是最有力也最富有的一位。他还说，奥尔汗一世从不在一个地方久待，他会在所拥有的100多个城堡间不断搬来搬去，以确保城池修缮完好。伊本·白图泰旅行到刚被奥斯曼人占领的布尔萨时，发现这个城市“市集繁华，街道宽广，四周围绕着花园和喷泉”。40在这里，奥尔汗一世埋葬了他的父亲，或者说是把他的遗骨从瑟于特迁移到他的新国都重葬，当然这里埋葬的还有他母亲（可能不是那位谢赫艾德巴利的女儿，而是另一位）。后来奥尔汗一世自己，以及妻子阿丝珀尔恰与妮吕斐和众多皇室成员也葬于此地。41奥尔汗一世的儿子暨继承人穆拉德一世在1389年战死于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波尔耶后亦葬于此处。布尔萨在奥斯曼皇家记忆中永远占有着特殊的地位，之后的数代人仍将这里作为皇室成员墓葬的首选之处，纵使宫廷日后迁移至埃迪尔内（阿德里安堡）乃至之后的君士坦丁堡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