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日本将如何选择？日本前驻沪总领事、东京大学教授小原雅博从“开放的国家利益”出发，探讨何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进而剖析在世界秩序变化的过程中，日本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演变，全面阐述日本外交政策新思维。作者认为，日本要在协调他国利益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
作者介绍
小原雅博，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前外交官，历任外务省亚洲局地域政策课长、经济合作局无偿资金合作课长、亚洲太平洋局副局长、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曾获得东京大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立命馆大学博士，并在早稻田大学、立命馆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著作有《东亚共同体》 《国家利益与外交》 《日本走向何方》等。
部分摘录：
一、修昔底德所传递的信息 “弥罗斯对话”
古希腊历史学家、军事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誉为现实主义的经典，其意义在今天仍不曾褪色。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400年）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战争断断续续27年，使整个希腊陷入毁灭和屠杀之中。作为雅典将军亲身经历战争的修昔底德，怀着为后世留下警醒和借鉴的初衷，对本次战争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是“弥罗斯对话”，它描述了远征并包围了弥罗斯岛的雅典使者前往小城邦弥罗斯，同其代表们进行谈判和交涉的情况。在这次对话中，修昔底德生动地描绘了由权力决定国家利益或正义的现实主义世界，将读者带入到当时的情境之中。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一章节。(1)
弥罗斯的代表希望弥罗斯能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保持中立，呼吁理性和正义，并指出雅典的进攻会触怒神祇和人民，导致斯巴达军队的介入。但雅典表示了拒绝，其理由为“只有在双方力量平等的情况下，正义问题才会在人们的话语中被提及”，“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智只能默默接受”。尽管如此，弥罗斯人仍然没有放弃劝说。
弥罗斯人：“人们在陷入危险时，仍然有权利得到公平和正义的处理……并有权使用辩论获得他们应得的利益……（如果你们到了倾危的一日，不但会遭到报复，还会成为引为殷鉴的例子）这对你们来说也有更多的利益和好处。”
雅典人：“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我们帝国自己的利益，同样也是为了保全你们的城邦。让你们加入我们帝国，是为了你们的利益，也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并不想节外生枝。”
弥罗斯人：“我们做奴隶，而你们做主人，又何来维护共同利益一说？”
雅典人：“你们若屈服，便能免于即将到来的灾祸；而我们不毁灭你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弥罗斯人：“我们这些仍然享有自由的人如果不去反抗这一切，而低声下气接受你们的奴役，那么我们就真是懦夫，是孱弱无能之辈了。”
雅典人：“问题在于怎样保全你们自己的生命，而不去抵抗力量远远强于你们的对方。”
弥罗斯人：“我们相信，我们与斯巴达人的同盟将弥补我们在军事上的欠缺……斯巴达人是我们的同族，因为荣誉的缘故，他们也会来援助我们。”
雅典人：“你们好像忘记了，一个关注自己利益的人就会先求得自己的安全；而正义与荣誉的道路往往置人于危险之中。”
弥罗斯人：“我们相信就算是刀山火海，斯巴达人也会为我们以身犯险的。因为这个冒险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加值得。”
雅典人：“要求援助的那一方的热忱，对于有先见之明的同盟者不是一种安全的保障……当人们面临着伤及自尊心的显著危险时，这种虚妄的荣誉心常常指向毁灭的道路……向希腊最大的城邦低头，接受它所提出的合理条件，并不是一件不光荣的事……这是保证安全的规则，即在实力相当的人面前不必退缩，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力量更强的对手，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力量较弱的一方。”
于是谈判结束，弥罗斯代表作了如下回答：“我们不愿意在仓促之间抛弃自我们的城邦建立以来享受了七百年的自由……我们把信心寄托于斯巴达人的援助之上，我们要努力保全我们自己。”弥罗斯人希望同雅典签订和约，同时雅典撤退。但雅典使节仍然坚持继续对弥罗斯城的进攻，并说道，“你们既然孤注一掷，把赌注压在斯巴达、命运和希望之上，你们终究是会上当的。”最终，斯巴达的军队并未前来支援。弥罗斯投降，其成年男子全部被残忍杀害，妇女和儿童皆沦为奴隶。
生存还是自由？
通过描写“弥罗斯对话”，修昔底德想要传递给世人的信息是什么呢？希望读者仔细体会上文画线部分的内容。由此，笔者不由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第一，力量悬殊的两者之间，正义真的不存在吗？
雅典强大，弥罗斯弱小。为了保全自己，只能让渡自由。如若不然，雅典即兵临城下，弥罗斯将走向灭亡。从中可以窥见，支撑雅典霸权的不是正义，而是强硬的权力与过分的自信。在权力面前，无所谓正义。这种崛起国家的傲慢与自负，是导致雅典西西里远征以毁灭性失败告终的主要原因。没有正义的秩序终将难以维系。“弥罗斯对话”暗示了迷信权力而罔顾正义的大国所建立的秩序以及大国自身的结局。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欲传达的信息汇集于此。
第二，在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大国面前，相对弱小的国家应当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先，但是否该就此放弃自由与正义？弥罗斯完全没有胜算击退雅典的军队，而盟国斯巴达的支援也没有保证。究其根本，弥罗斯灭亡的原因在于为了自由与正义，赌上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国家如果灭亡，自由与正义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也是修昔底德留下的信息之一，也是他被誉为现实主义先驱之所在。
“修昔底德陷阱”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虽然也包含着国际政治的重要论断，但如今广受关注，引起人们激烈议论的是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
修昔底德在前言中说：“如果那些想清楚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的人，认为我的话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就足够了。”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虽然修昔底德将几个事件作为战争爆发的直接诱因详细记录下来，但使整个希腊陷入战争泥沼的根本原因，是新兴崛起的雅典力量的不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传统权力斯巴达的恐惧。美国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将这一历史经验称作“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教授指出，自16世纪以来，在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16个案例中，其中12个都以战争而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仍然在后世上演，这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艾利森教授格外挂心的是中美关系。他指出，我们应该警惕，如果目前的局势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将来与其说是可能爆发中美战争，不如说这种可能性其实比大家现在所想的还要高。他还指出，中国在南海的要求与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年在任）在加勒比海、太平洋问题上的要求相比，相对有所克制，暗中警告美国的过度反应是不妥的。然而，美国国内有批评指出，这种看法无视时代背景的不同，可能会使中国版的亚洲“门罗主义”正当化。
二、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国家理由” 《君主论》——悲观的现实主义
从古希腊城邦时期开始，国家作为构成世界的主要的独立政治单位已经存在。但是在欧洲，作为基督教共同体存在的中世纪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国家停滞不前。终于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宗教战争使得支撑中世纪秩序的宗教规范意识逐渐淡薄，罗马教皇和教会的权威也日渐式微。1616—164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成为欧洲最后一场宗教战争。战争结束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历史转折点，诞生了主权国家基础上的欧洲国际秩序，国家利益概念也随之确立。
引领这些变化的人物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军政官员，也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当时的意大利面临周边国家的侵略，同时还有内部各种势力的抗争，可谓四面楚歌。马基雅维利也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被捕，遭受了毒刑拷打。
尼克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
这种残酷的经验孕育了被称作现实主义原型的《君主论》（1513年）。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非常明确。为了实现意大利的统一，维护其独立，作为君主应该信奉权力，而不是宗教或道义。只有权力才是维持国家存续的必要条件。
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悲观的现实主义，即在利己主义的人类社会之中，道德行为并不一定产生有道德的结果，要严格区分“存在”与“应该存在”，去捕捉世界本来的样子。
马基雅维利有言，“在充满邪恶的人类世界”，君主倘若执着于善良，就无法保全自己的地位，也无法维持国家的存续。“必要时，君主必须知晓坚决走向邪恶之法”。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无视基督教的正义和伦理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便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要义。
“国家理由”的诞生
罗马教皇以《君主论》是不惧神明的恶魔教义为由将其定罪，并将《君主论》列为禁书。但是，试图从基督教世界的威权中独立出来而建立君主专制政体的君主和政治家们，在《君主论》中找到了现实的思想基础。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以欧洲各国的专制君主为中心得以扩散传播。
后世流传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中的“政治权术”（统治术），因其非道德性而广受诟病。但其中的“政治论”阐释了维护国家安全与自由所必需的政治权力的重要性，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现实的、合理的方法，这也对后来欧洲现实政治和政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进入17世纪，隐藏着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国家理由”（raisond’État：国家的存在理由）概念登场。根据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对“国家理由”一词内涵的解读，“国家理由”是国家行为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条普遍的法则是，每个国家都被以各自利益为中心的利己主义驱动，并无情地压抑所有其他动机。”
使这一概念广泛流传，“义无反顾地不断实践”(2)的是专制君主路易十三的宰相、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法国按照黎塞留的“国家理由”原则行动，在历史上最长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中，法国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同时却站在信奉新教的国家一边，通过延长战争，有效削弱了威胁法国安全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力量。“国家理由”促使法国成为了欧洲的支配性大国。基辛格评价说：“黎塞留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伟业，正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抛弃了中世纪的道德情怀和宗教束缚的政治家。”。
黎塞留（1585—1642年）
此后，“国家理由”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指导理念。然而在“国家理由”的引导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结果导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无法抑制，逐渐失控。在这一背景下，“均势”（balance of power）应运而生。“均势”以对抗法国霸权的形式偶然出现，由英国发展成为一项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英国始终扮演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英国作为欧洲西部的小岛国，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阻止可以支配欧洲大陆的国家出现。“均势”也是国家根据国家利益行动的产物。
三、主权与霍布斯的丛林世界 主权国家与“利维坦”
在“国家理由”概念广泛传播的时代，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个概念便是“国家主权”。
法国法学家让·博丹（1530—1596年）指出，在内战引起的无序中，若要使和平回归，就有必要承认不能被任何事物所侵犯的、作为“最高、唯一、不可分割”的主权权力。博丹在其著作《国家六论》（1576年）中写道，主权是恒久的，不因被赋予的个人（君主）的死亡而丧失。从这一点看，主权被定位为是具有“国家主权”属性的概念。在之后的政治理论发展中，博丹的主权理论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采纳。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
其中之一就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霍布斯在著作《利维坦》中描述了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待人如豺狼）”的状态。从专制君主到市民革命，再到君主复辟，霍布斯从这些混乱中洞察出人类的本性，产生了这个想法。人类天性利己，有攻击的本能。因此，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受到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暴力导致的死亡威胁，使用暴力进行自我保护被认为是“自然权利”，得到了肯定。
霍布斯基于“性恶论”描绘出无序的丛林状态，我们怎样才能从其中逃离，获得安全？霍布斯对此做了如下论述。
人类根据相互之间的（社会）契约，将自己的所有权利转让给一个人（国王）或一群人（议会），并由此成立主权国家（霍布斯口中的怪物“利维坦”）。通过对主权国家的服从，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利维坦”这个怪物最初出现在《圣经》旧约中，“约伯记”中记载“地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不知道何为恐惧而被创造出来的”巨大海怪。
在霍布斯著作《利维坦》的封面插图中，描绘了一个巨人右手持锋利宝剑，左手持神职者权杖，俯视着和平的田园风景的场景。仔细观之，巨人的身体由成千上万人组成，脑袋是头戴王冠、作为主权者的君主。这暗示了国民把自然权利让渡给一个主权者，以绝对的权力来实现主权下的和平与安全。在自然权利被委托之后产生的主权，本质上被委托的是人们基于理性的判断。所以，主权是国家理性（国家利益）的体现。
《利维坦》（1651年）初版封面插图
国家最大的作用，就是通过垄断暴力从而使人民遵从法律，保障社会的安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国家为“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假若被赋予这一权力的君主、政府其自身不够稳定，那么社会的稳定也会随之消失，个人的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这个现实至今仍未改变。今天被称为“破产国家”的南苏丹、索马里、也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就是典型例子。
国家的安全还是个体的自由？
但国家并不仅仅为了安全而存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年）在其著作《政治论》中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其和平依赖于它的国民怠惰无能，使他们犹如绵羊一样，除了奴性以外什么也不知道，这与其称之为国家，不如称之为荒芜的沙漠更恰当些”。(3)这其中包含了一种对霍布斯无限制绝对主权下被无视的自由的渴望。国家这种形态是由恐怖和希望这一共同感情结合的一个共同体，不仅包括肉体上的安全，也包括精神上的自由，即思想、言论、表达的自由。没有对这些要素的承认，也就不会有国家体制的稳定与和平。在其著作《神学政治论》的最后一章中，他总结道：“因此，国家的目的实际上应当是自由。”
如何看待安全与自由的关系？为了个人的安全被赋予主权这一绝对权力的利维坦如果滥用权力，将剥夺国民的自由，甚至会侵害国民的安全。虽然霍布斯提倡的是垄断暴力的专制君主统治，但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政治也如镜中花、水中月，实在令人难以期待。反而会像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极易陷入暴政。
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1632—1704年）认识到，人类拥有理性，并不会突然发生争执。从这一点出发，人类有自我统治的理性，通过与国家签订社会契约，把与生命、身体、财产相对应的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委托给国家。国家根据国民的信任与委托行使主权。因此，民众选出的政府如果没有合理行使主权，那么拥有主权的国民就可以进行反抗。
这种思想对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指出，对于“自由国家的安全”来说，遵守纪律的民兵的存在极有必要，承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
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同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的冲突促生了现代市民革命。欧美各国在实现民主化之后，通过三权分立以及普选权等民主方式进一步弱化了利维坦似的权力集中现象。
面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侵略，中国未能确保国家、国民的安全。进入21世纪，中国以“强国”和“强军”为目标。就算是在自由国家美国也是如此，“9·11”事件之后，美国强化了社会监视和边境管理，呈现出国家安全优先于个人自由和隐私的倾向。国家安全优先于国民自由的新型利维坦——“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就此登场。
四、维也纳体系与均势 梅特涅外交
“国家理由”成为了欧洲各国的指导性政治思想，战争不受道德规范的制约而日益失控。强国要求统治，弱国通过政治联合进行抵抗。由此诞生了“均势”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国际秩序被称为“维也纳体系”。这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各国一起召开了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梅特涅基于对奥地利实力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始终保持奥地利中立，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随后，根据“联合与均衡的原则”，各国于1815年共同签署了《维也纳议定书》，“这是坚决地希望在欧洲确保永久和平的强烈愿望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不仅存在权力的“平衡”，而且存在欧洲国家国内政治制度的共存这一价值（正统性）的“连带性”。欧洲列强为了封杀自由民主运动正互相需要彼此。
梅特涅（1773—1859年）
基辛格高度评价这位外交家，梅特涅侍奉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1804—1835年在位），在欧洲外交青史留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法才是真正的力量”，并将其奉为人生信条。具体如下所述。
所谓“政治”就是在最高层次处理有关国家的生死利害问题。在由各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中，每个国家除了自己固有的利益之外，也与所有其他国家或者某些国家集团分享共同的利害关系（《梅特涅回忆录》摘录）。
在梅特涅眼里，政治和外交是“保证国家生存”的学问，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国家的生存，即以安全保障的固定形式抑制国家各自的利益，保护共同利益，这成为之后欧洲宫廷外交的主要基调。
梅特涅时期建立的维也纳体系，重建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欧洲秩序，为以后的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历史学家对此观点各不相同，但在欧洲均势体系下，除去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和普法战争（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这样的和平维持了约一百年，其出发点中便有“没有均势的和平只能是幻想”的梅特涅外交思想。
尽管也有声音评价“维也纳体系”为“保守反动”，但对于多民族国家奥地利的生存和安全以及欧洲的稳定来说，维也纳体系阻止了民族主义革命可能带来的无止境的破坏和杀戮，防止了其可能带来的外溢效应（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扩散）。
同一时期的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对这一潮流也表示支持，他主张回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实行“正统主义”。战后需要接受指责的战败国同时也被认定是革命的受害者，这让法国站在了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一直以来，塔列朗维护法国国家利益，对欧洲新秩序的形成亦有贡献，他独特的外交手腕也得到了高度评价。梅特涅就曾留下这样的评价：“他是智能超群的人”。
俾斯麦（1815—1898年）
“俾斯麦体制”
进入19世纪后半期，普鲁士的俾斯麦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开始尝试突破维也纳体制。俾斯麦的目标是统一德国，而拿破仑三世的目标是恢复法国的领导地位，但最后成功的是俾斯麦。
俾斯麦虽然因为三次战争和“铁血演说”被认为是崇尚武力的“铁血宰相”，但作为首相，其手腕在避免战争的和平外交上得到了充分发挥。普鲁士在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获胜，俾斯麦实现了由普鲁士主导的对德意志的统一，他最担心的是法国发动复仇战争。所以，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外交的主要目标便是孤立法国、维持欧洲的和平。
在俾斯麦引退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均势策略巧妙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与列强的同盟关系也多次发生了改变，最终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俾斯麦巧妙地利用了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攻势，并将其作为给普鲁士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契机。这位杰出的天才外交家通过与欧洲国家的合纵连横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但这也意味着，“俾斯麦体制”仍然依靠其个人的力量而存在，根基格外脆弱。
“光荣孤立”政策
大英帝国是努力维护欧洲势力平衡的另一大国。宣称“大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始终贯彻着“均势”这一战略，冷静审慎地追求国家利益。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想要掌握大陆霸权的法国是英国的敌人，而弱国普鲁士则是英国的盟友。随着普鲁士统一德国，强大的德国对英国来说成了敌人，而国力变弱的法国则成了英国的盟友。这也不难看出，现实主义在英国外交中确确实实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