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机缘巧合之下，科学家发现了来自外太空的一封中微子信件，也许这正是智慧生物的象征。我们不知道发信人是谁，该如何解读这封信的内容呢？如果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发信人呢？《其主之声》围绕谜团展开的故事，比众多冒险小说都更扣人心弦，尤其与未知的较量，激发了对世界本质、人类本性和生命为何存在缺陷等基本问题的思考。
作者介绍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1921—2006），波兰著名作家、哲学家。当过汽车技工，终获医学博士学位，创立波兰宇航协会。代表作有《索拉里斯星》《未来学大会》《惨败》等。作品多聚焦哲学主题，探讨科技对人类的影响、智慧的本质、外星交流，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等。1996年被授予波兰国 家奖章“白鹰勋章”，波兰第一颗人造卫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莱姆是20世纪欧洲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安东尼•伯吉斯称赞他是“当今活跃的作家中最智慧、最博学、最幽默的一位”，库尔特•冯内古特赞扬他“无论是语言的驾驭、想象力还是塑造悲剧角色的手法，都非常优秀，无人能出其右”。被译成52种语言，全球畅销4000余万册。
部分摘录：
1 其主之声计划（HMV）的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在广度和多样性上远超曼哈顿计划。公开披露后，美国乃至全世界都被相关论文、专著及随笔淹没了，数量多到仅书目清单就能独成一大本书，有百科全书那么厚。权威版本是《巴洛因报告》，后来美国图书馆发行了一千万册，其精华内容则收录在《美利坚百科全书》的第八卷。其他作者关于该计划的图书，也有一些享有很高声誉，比如拉帕波特的《第一次星际沟通》，迪尔的《在其主之声中》，以及普罗瑟罗的《其主之声：对物理学的意义》。第三本是最精准的文献之一，由我的已故友人撰写，尽管此书应该算作专业文献——“专业”意味着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
史学专著多得不胜枚举。科学史研究者威廉·安格斯的四卷本《749天：一部编年史》是一部不朽巨著。它细致入微的记录令我惊叹；安格斯联系到了其主之声计划的所有前员工，并将他们的视角汇编在一起。但我无法读完这部作品——就像我无法读完一整本电话黄页。
另一类书籍不是纪实性的，而是阐释性的，涵盖范围从哲学、神学到精神病学，不一而足。阅读这类出版物总是令我疲倦而恼火。关于这个项目有最多话要说的人都是从未直接接触过它的人，我敢肯定这不是巧合。
对于万有引力或电子学之类的话题，物理学家们也有相似的感受——与那些遍览科普读物的“博学之士”截然相反的感受。这些“博学之士”认为自己懂得专家们都不愿意提的一些事情。二手信息总是给人一种整洁清晰的印象，而科学家们手头的数据则满是漏洞和不确定性。那群阐释其主之声计划的作者往往会把他们得到的信息强行塞进自己已有信念的束身衣里。他们还会毫不客气、毫不犹豫地砍掉与之不符的信息。倘若这样的书籍只是少数，读者至少还能欣赏一下作者们别出心裁的瞎掰能力，但是，此类图书已在不经意间蔚然成风，你甚至可以用一个专门术语称呼它——其主之声书写癖。科学自诞生之初就总是被一圈伪科学的光晕环绕着，伪科学就像蒸汽一般从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脑瓜子里升腾而出。而其主之声计划又是一桩史无前例的现象级事件，所以它在稀里糊涂的愚蠢人群中引发剧烈骚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骚动还顶着一系列宗教派别的头衔。
说实话，即便只想大体上了解其主之声计划涉及哪些问题，信息量也会超出单一个体的脑容量。明智之人若发现自己对某事一无所知，尚能抑制住热情，但傻瓜绝无可能因此冷静下来。所以，在因其主之声计划而诞生的出版物海洋里，任何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只要他不过度关注真相就行。另外，即便是再庄严可敬的人物也要试手写点儿什么献给这项计划。备受尊崇的帕特里克·戈迪纳写了《新启示》，这本书至少逻辑清晰；而伯纳德·皮尼亚尼神父的《敌基督的长信》就配不上同样的评价了。这位虔诚的神父将其主之声计划贬低为鬼魔学（为了让教堂的上级给书稿盖上“无妨害”[5]的印记），还将计划的最终失败归因于“神的介入”。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项目里合成出的那样东西，有人开玩笑地称之为“蝇王”，而皮尼亚尼神父把这个词儿当真了。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童，认为行星和恒星的名字都刻在星体上，天文学家只要通过望远镜就能读取。
还有大量哗众取宠的文字就更不必说了，它们就像加热即食的速冻食品一样，食材差不多是事先嚼过的，配上一种永远新奇、颜色鲜艳的酱汁，在玻璃纸底下的卖相要比实际吃起来强太多。《展望》杂志使用政治间谍元素为其系列文章调味（并为我捏造了一些我从没说过的话）；《纽约客》上的菜肴要精致一些，还撒了些许哲学香料。而在《其主之声的字里行间》一书中，夏皮罗博士从精神分析角度提出阐释。我从中了解到，项目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由一种力比多驱动的，并且因为受到了最新的、宇宙级的性神话的投射，这种力比多是不自然的。同时，夏皮罗博士还掌握了关于各宇宙文明性生活的精准信息。
我穷尽一生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驾照的人不许在公共道路上开车，但是在书店里，你总能找到好些毫无体面可言（更别说知识了）的人写出来的书。毫无疑问，此类作品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导致了印刷文字的通胀，但出版方针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文明处在童年期时，只有出类拔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才有能力阅读和书写，印刷术发明之后这个标准也没怎么变；而且即便一些愚蠢之人的作品得以出版（我想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这类书籍的数量也不像今天一样是天文数字。现如今，在垃圾的洪流中，有价值的出版物必然会沉底，因为在十本烂书中找出一本好书，要比在一百万本烂书中找一千本好书容易得多。此外，还会出现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伪剽窃”，即无意中重复了一些不知名写作者的点子。
我无法确定自己写的东西会不会与他人已经写出来的东西重复。这就是人口爆炸时代的一大害处。我之所以决定把与其主之声计划相关的往事写下来，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令我满意的关于该计划的文字。我不能保证“我会说出真相并且只说真相”。如果我们当年的辛苦劳动最终被冠以成功之冕，那说出真相还有可能；不过，倘若真的成功了，我也就没必要再写什么回忆了，因为到时候最终真相的耀眼光芒一定会令其破解过程黯然失色，最终真相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它会烙在人类文明的中心。但是，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打回了原点。由于我们并不能理解那道谜题，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有自己搭建的脚手架——却没有建起大厦本身；只有尝试破译的过程——而非原文的内容。我们试图觅取群星间的金羊毛，返程时带回的只有航行日志。就是在此处，我与前文被我评价为“客观”的、以《巴洛因报告》为首的文献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因为“失败”一词并未在这些文献中出现。比起项目开始时，我们在项目结束时不是收获了巨大的财富吗？我们不是在许多学科中都开创了新的篇章吗？比如胶体物理学、强相互作用物理学、中微子天文学、核子学、生物学，还有最重要的，关于宇宙的新知识。列出的这些仅仅是主体信息中我们最感兴趣的一些内容，专家们称，这些新进展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
这固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此收益与彼收益不同。一队蚂蚁在路上遇到了一具哲学家的尸体，它们也会好好利用。这个比喻令你震惊吗？那就对了。从一开始，文献就只有一位敌人，那就是对已表达出的观点的限制。事实证明，自由表达的权利有时反而会对某个观点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被禁的思想尚能秘密地在人群中扩散，而当一件重要的事实在错误的信息洪流中迷失，当真相的声音被荒唐的喧嚣盖过，我们又能怎么办呢？那声音虽然仍在自由地回响，却无法被他人听见，因为信息技术令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听众接受得最清晰的信息，来自叫得最响的那个人，哪怕他喊的话都是错的。
对于其主之声计划，我有不少话要说，但我知道自己也会被添加进臃肿的文献海洋里，所以犹豫了很久才终于在案前坐定。我本以为某个更擅长文字的人会替我完成这一任务，但许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关于其主之声计划的最重要的作品，也就是那些顶着国会头衔的客观版本，承认我们并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可是，书中有大量篇幅在介绍研究成果，只偶尔在一些脚注中提到某些信息仍处在未知状态。这样的比例暗示人类已经征服了迷宫，仅剩几条走廊未破解，而那几条走廊无疑是死胡同，很可能是被碎石瓦砾堵住的废墟。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连迷宫的入口大门都还没进去。我们注定沉湎于猜想，不过是从大门的锁上割下了一点小碎屑，就因为指尖上沾染了其光芒而欣喜不已。而大门里究竟锁着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不过，科学家的第一要务并不是确定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因为知识能解释自己，而是要搞清楚我们还有多无知，无知是看不见的阿特拉斯，既有的知识都扛在他的肩头。
这不是错觉。我害怕没有人听我倾诉，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通晓一切的权威了。专业化导致了知识整体的分散，或者说分崩离析，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不管我涉足哪个专门领域，都有专家宣称我没有资格。有一种说法：专业人员就是一个并不全方位都无知的野蛮人。我的悲观主义来自个人经验。
十九年前，我与一位名叫马斯威尔·索普的人类学家（他后来不幸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文中我证明了对于有限的自动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都属于这一类别——其快感/痛感控制存在着复杂的极限值。“快感/痛感控制”指的是快感与痛感之间的振荡，或者说惩罚与奖励之间的变化幅度。
我在论证中指出，如果一个调节中心（大脑）所含元素的数量超过四十亿，那么在该自动机的集合中就会展现出两种截然相对的控制参数的分布情况。在个体身上，快感/痛感控制的某个极端可能会占据主导；换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说法，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他们也必然出现在了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演化“选择”了这样的解法，因为它以统计学的方式运转：对演化而言，重要的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延续，而不是单独个体的缺陷、疾病或痛苦。演化这位工程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完美主义者。
我在论文中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一个人类种群中，假设他们随机交配，那么最多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口能表现出均衡的、良好的快感/痛感控制，剩下的人都偏离标准值。即便我当时就是数学界的前沿人物，可这番论证在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和哲学界几乎没有引起反响。很长时间内我都无法理解。我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一项假说，而是一份正式的、无法反驳的证据，我证明了几个世纪以来令许许多多思想者绞尽脑汁的难题：人类的某些特质是一种完全可以用统计波动来解释的进程。不管是在自动机还是在有机体的建构中，这一过程都是无法规避的。
后来我扩展了这番论证，将各社会群体中不同种族者的占比情况也纳入其中。就是在这项研究中，索普为我提供了非常优秀且可靠的材料。但是，这篇论文也同样被无视了。许多年后——在这期间我已经与搞人类研究的专家有过许多讨论——我得出了结论：我的发现无法获得他们的认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要那种发现。我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研究的圈子里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因为我的研究成果没给他们留下一丝用修辞手段来反驳的余地。
我用数学的方法去证明关于人类的命题，这做法实在是不够老练。我的研究成果获得的最高评价也就是一句“很有趣”。那些专家中没有一人愿意承认，庄严的“人类之谜”、人性中无法解释的方方面面，竟然只是一般规则推演出的必然结果。当然了，并没有人直率地表达这种反对意见，但证言对我很不利。因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不能解决这道难题，最深刻的哲学自省——对“人性”的冥想——也找不到答案；神经生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都难以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它反倒成了一张温床，滋养了不断增生的形而上学、深奥的心理学、经典的精神分析、语言学还有天知道什么秘不外传的小众研究。而我就像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的一头公牛，凭借用区区九张纸打印出的论文，就想解开这个戈尔迪之结[6]。
他们已经渐渐习惯了高高在上地充当“谜题守护者”，不管这道谜题被称为“原型的传递”、“本能”、“生命力”还是“死亡冲动”。而我，用某种变换群和遍历定理就把这些神圣的词汇划掉了，并声称自己掌握了这一难题的解！因此，他们坚定不移地讨厌我（尽管这种义愤之情被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起来）——我这个异教徒竟然把脏手伸向了“伟大的谜题”，我竟然想一劳永逸地堵住生命之源，令提出了无穷无尽问题的双唇噤声。既然我的论证无法反驳，那么绝对有必要无视其存在。
我做出这番评论并不是因为虚荣心受伤。使我遭此冷遇的这项研究属于另一个领域——纯数学的领域。但是这段经历使我深受启迪。我们低估了在科学的不同分支中思维方式的惯性。当然了，我们在心理上早就预料到这种惯性的存在。在原子物理学领域，研究者很容易克服自己对于统计模型的抵触情绪，但在人类学领域就要难得多。只要实验结果支持，我们就能欣然接受一种清晰易懂、结构合理的原子核统计理论。接触该理论时，人们并不会问：“好吧，可每一个原子实际上究竟是怎么运动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问题有多愚蠢。但是，对于人类学领域中相似的新发现，专家们就算拼尽最后一口气也要反对到底。
早在四十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一个高尚正直之人和一个堕落颓废的疯子之间的差别，能够被精准地定位到脑白质中的一小撮神经元。当柳叶刀在眼窝上方的大脑区域中划动时，如果伤害了那一小撮神经，就能把一个杰出的灵魂变成一头令人憎恶的动物。但是，在人类学领域中，有相当大比例的研究者拒绝承认这种情况，更不用说在人生哲学领域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例外；不管是科学家还是门外汉，我们最终都认同我们的躯体会随着年龄逐渐损坏，可是心智呢？我们希望它不同于尘世间那些有缺陷的机制。倘若有一种可能性，即便它带着负号，即便它是可耻的、罪孽的，但只要它强于那个撒旦般邪恶的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某种力量的作用，而这种力量以万物为刍狗，对人类毫不偏袒——我们也会渴求这种可能。有位一流的人类学家曾对我说过一番话；由于我们的思维总是原地打转难以跳出束缚，所以我承认他这番话里也有一些真理的成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是这么对我说的：“你说人类本性的源头像彩票一样随机，你炫耀自己的论证，但你因此获得的满足感并不纯粹。在这种满足中，除了知识带来的欣喜，还有对他人珍视之物进行诋毁所带来的快感。”
只要一想起自己不受认可的研究，我就不禁要悲哀地想，这世上应该还有许多同样遭冷遇的作品。毫无疑问，许多潜在的发现像储量丰富的矿脉一样静静躺在各类图书馆中，但有能力的研究者注意不到也无法利用它们。我们非常熟悉这样一幅简单的画面：科学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其前沿之外是漫无边界的未知与黑暗，而我们已经掌握理解的东西构成其前沿之后的部分。可是，未知究竟是躺在大自然的膝头，还是埋葬在无人问津、一文不值的手稿书页之中呢？其实在哪儿都没什么区别，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只要它没有进入科学的血液循环，没有像精液一般播种增殖，那么对我们而言，它就根本不存在。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科学界对于激进异见的接受程度都不是很高。有一位热力学创始人最终落得疯癫自尽的结局[7]，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先进”科学方面，我们的文明其实是一个狭隘的构建，我们的视野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变得越来越窄。这些限制因素凝结成块，在历史进程中越变越僵硬，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纯粹的巧合，尽管这种巧合被认为是严格依照方法论得出的。我在此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跑题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