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内容简介： 鼎盛时代的罗马帝国，统治着西起不列颠、西班牙，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土地。千百年来，罗马帝国被当作人类统治的制度典范，拥有严密的防御体系、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复杂的行政体系和繁荣的交通贸易网。当时人们相信，“永恒之城”罗马不会陷落。 罗马人想不到的是，帝国由盛转衰只在转瞬之间，而毁灭的种子来自匪夷所思的地方——北方人烟稀少的草原。公元4世纪末，呼啸而来的匈人骑兵打破了罗马世界的平衡，本来已经和罗马相安无事的欧洲蛮族被匈人击溃、驱赶。376年，第 一批哥特人难民请求进入罗马境内居住，大量涌入的蛮族人动摇了帝国的统治。帝国百年衰亡史的大幕拉开了。《罗马帝国的陨落： 一部新的历史》将用精彩的故事和详实的细节，重现罗马帝国这意味深长的最 后一百年。 《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内容简介： 帝国陨落之后，还能重生吗？ 476年，西罗马末代皇帝被废，数百年的帝国传统宣告终结。然而，帝国的文化、制度、精神仍有存留，与之相伴的利益催动着重建帝国的野心。 在西方，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几乎恢复帝国的荣光。511年时，他用罗马人的方式指挥着西罗马故地近一半地区的事务，霸权延伸至北非和中欧。可是他一去世，帝国的光环便全然从他以前的领地消失。 在东罗马，527年即位的皇帝查士丁尼一面编纂法典，一面用战事彰显力量，征服北非，夺回意大利，俨然西方帝国的复兴者。但他死后不到两代人，东罗马的疆域仅剩从前的三分之一，再无力量重现辉煌。 800年的圣诞节，来自北方的法兰克人查理曼走进圣彼得大教堂，教宗为他加冕，宣布他为罗马人的皇帝。查理曼以神圣君主之姿启动改革，统一帝国内的基督教文化。然而在他身后，加洛林王朝运气耗尽，继承纷争打破了帝国重现之梦。 西罗马陨落500年后，来自西方、东方、北方的复兴尝试均告失败，亚欧大陆西部的格局早已不复当年，体现罗马精髓的帝国已无可能复生。不过，王权的竞逐争斗使宗教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在无意间创造了教宗的新罗马帝国——拉丁基督教世界，从11世纪开始屹立千年，影响延续至今。 在重建罗马的努力中，帝国渐渐归于无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欧洲从废墟中创生。 《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内容简介： 今天的欧洲，国家间互动频繁，生活方式大致相近，人口在各地流动，移民改变着所到之处，自己也被周遭改变。这样的格局，其实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 现代欧洲的起源，要追溯到一场千年大转型。1世纪初，亚欧大陆西部划分为两个世界。一边是拥有职业军队、银行、哲学、文学乃至垃圾收集系统的罗马帝国，地中海是它的中心；另一边是农业技术落后、几乎无人识文断字的蛮族欧洲，主导它的是讲日耳曼语的族群。而到了11世纪，在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山的广阔区域内，地中海的霸权早已失落，蛮族欧洲不再“野蛮”，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合成了一个欧洲。 其间的一千年里，匈人帝国横空出世又骤然衰落，西罗马陨落，法兰克人建起了头一个基地在欧洲北部的帝国，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使东罗马沦为地区性势力……随着一个个帝国的起落，讲日耳曼语的哥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游牧的匈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跨海而来的维京人，取代日耳曼人统治中欧和东欧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大地上来来往往。这些移民觊觎帝国的财富，也惧怕帝国的暴力，他们沿着陆路、海路、河道网，或是拖家带口寻找新的家园，或是组成小型战队劫掠，或是贩卖奴隶、毛皮取利。 从罗马到欧洲，这是个移民改变世界的故事。一千年的迁徙终结了罗马帝国主导的秩序，罗马人眼中的蛮族重绘了亚欧大陆西部的人文地理和政治版图，在帝国与蛮族的角力中，现代欧洲的雏形逐渐浮现。
作者介绍
伦敦国王学院中世纪史教授，曾执教于伦敦大学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他研究古典时代晚期、中世纪早期欧洲史30余年，尤其关注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群体，从这类群体的迁徙、帝国边缘与核心地带的互动出发，提出了诸多学术创见。除“罗马史诗三部曲”外，希瑟还著有《罗马复兴：查士丁尼时代的战争与帝国》《从迁徙时期到7世纪的西哥特人：民族志视角》《4世纪的政治、哲学与帝国》《哥特人》等书。他的作品被翻译为西班牙语、德语、波兰语、意大利语、中文等多种文字，具有国际影响力。 希瑟擅长在学术界与大众、历史与当下间建立联系，这方面尤为突出的代表作是“罗马史诗三部曲”（《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帝国与蛮族：罗马的陨落与欧洲的创生》）。三部著作融分析于叙事，多角度呈现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千年欧洲史，既是汇集半个世纪学术成果的扎实作品，也是历史写作的高峰。
部分摘录：
第一章 移民和蛮族 1994年4月，约25万人从非洲中东部的卢旺达逃往邻国坦桑尼亚。次年7月，在他们之后进入扎伊尔的人数高达惊人的100万。他们都想逃离杀戮的狂潮，而引发这些杀戮的，是一次算得上当代最黑暗的得逞的暗杀。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e’nal Habyarimana）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乘坐的飞机试图在卢旺达首都着陆时坠毁，二人丧生。此次谋杀一下子让这一地区的两位温和派领袖不再能够发声。卢旺达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中其他的温和派声音也被迅速压制。杀戮开始了，不仅出现在城镇，也出现在农村。据联合国估计，仅在4月份就有10万人被杀，总共有约100万人死于屠杀。逃命是唯一的办法，4月和7月，卢旺达的男女老少纷纷逃离。难民们大部分的财产留在了国内，无法稳妥获得品质有保证的食物和饮水。结果可想而知。7月份逃亡扎伊尔之后的1个月内，有5万名难民死亡；接近10万人（总死亡人数的1/10）死于霍乱和痢疾。
近期因政治危机而出现移民的情况有不少，卢旺达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没过多久，75万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逃往邻国，这同样是对不断升级的暴力的反应。但是，大举逃离危险只是移民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人通过移民搬到“更富裕”的国家，将移民当作提高生活质量的策略。这种现象遍布全球。20世纪80年代，20万人离开了总人口350万的爱尔兰共和国，大多数去了经济上更具活力的欧洲地区；尽管后来有不少人又回归祖国，因为随着爱尔兰经济的蓬勃发展，爱尔兰也成了劳工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在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经济移民更为普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中，目前有1 500万人在中东，1 500万人在南亚和东南亚，1 500万人在北美，1 300万人在西欧。移民人数简直是天文数字，造成这种惊人现象的是巨大的财富不平等。比方说，孟加拉国的人均收入仅为日本普遍收入的百分之一。这意味着在日本打工的孟加拉人，即便其工资只是日本人平均工资的一半，赚到相当于在孟加拉国两年的收入也只需要用两周。政治暴力加上经济不平等，使各种形式的移民成为现代世界的重要现象。
过去也差不多如此。“人类的历史就是移民的历史。” [1] 这句话算是老生常谈，但正如大多数老生常谈一样，它大致是正确的。这是现有的人类进化证据的基本含义：不同的原始人种在非洲大陆这个有利环境中进化，随后利用其额外脑力提供的适应性技能，在地球上大部分陆地环境中定居。从本质上讲，世界各地的人都是移民及寻求庇护者的后代。
上一个千年记录下来的历史中，也有许多移民的例子。其中一些的记录非常详尽，特别是源自欧洲内部的移民。当然，现代美国是移民创造的。1820—1940年，有多达6 000万欧洲人移民海外，其中3 800万人到了北美。如今，仍有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潮涌向美国，特别是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可见美国的移民故事远没有结束。16世纪，有25万人从西班牙移民到新世界，17世纪上半叶又有20万这样的移民。在这两个世纪，分别有8万名和50万名英国人勇敢地渡过了北大西洋。再之前的文献就比较杂乱了，但移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中世纪盛期，仅在12世纪，就有20万讲日耳曼语的农民移居至易北河（Elbe）以东，在荷尔斯泰因、西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边境地区占领土地。 [2]
欧洲的居民 本书关注的是更遥远的过去：公元第一千年的欧洲。这是一个介于历史和史前之间的世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书面历史资料，另一方面是通过专归考古学家研究的物质遗存。证据的广度及复杂程度对研究构成了挑战，但毫无疑问，在公元元年之后的一千年里，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在欧洲边界内频繁进行。考虑到移民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整体角色，当时没有出现形形色色的移民才奇怪。1—2世纪，罗马人走出意大利，为西欧大部分地区带去了城镇生活的乐趣和集中供暖。但长久以来，被视为第一千年的根本特征的是欧洲帝国边界之外的所谓蛮族迁徙。
这些蛮族是什么人？基督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住在哪里，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蛮族欧洲 公元第一千年开始时，帝国欧洲（可以定义为罗马军团所及之处）的范围从南部的地中海盆地开始，一直向北延伸到（广义上的）多瑙河，向东延伸到莱茵河。在此疆域之外的是欧洲的蛮族，他们占据了欧洲中部的一些高地和大欧洲平原（欧洲四大地理区域中最大的一个）的大部分地区（地图1）。但是，这个广大地区的统一性在于地质结构而不是人文地理。虽然整个区域的土壤都以重黏土为主，但各地的气候和植被有显著区别，农业潜力因种植季节和土壤基本肥力的不同而不同。西部地区，特别是不列颠南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受大西洋天气系统的控制，冬季温暖湿润，夏季相对凉爽，同时还有充足的降雨——为什么是英国人发明了板球这种唯一无法在雨中进行的比赛，仍然是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平原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更接近大陆性气候，冬季更寒冷，夏季更炎热、更干燥。越往东，冬季平均气温就越低，夏季降水则是越往东南方向越少。历史回顾表明，这对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农业技术有限的前现代时期。在东南部，即使是乌克兰著名的肥沃黑土地区，生产力也受到夏季降雨量低的限制，定居点只能围绕河谷建立。在北部和东部，冬季的寒冷造成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寒冷，构成欧洲平原大部分地区自然植被特征的落叶和混合落叶针叶林无法在这些地方生长，取而代之的先是纯松柏科的针叶林，然后是北极苔原。在欧洲部分地区，远古的土壤中积聚了足够的腐殖质，使一般的耕作成为可能，而这种景观大体上可以说止步于混合林地带的北部边界。
公元第一千年之初，这片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依旧树木繁茂，而北欧在开发出全部农业潜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因为树木，还因为土壤。北欧平原厚厚的黏土土壤有高产的潜力，但需要重犁来维持其肥力：所需的犁不仅要能切出沟，还要能将土壤翻过来，这样杂草和作物残茬就能在土壤中腐烂，养分供下一个种植季利用。在中世纪盛期，这个问题由“卡鲁卡”（carruca）——一种最多可由八头牛拖拉的四轮包铁犁——解决了。但在第一千年之初，欧洲大多数蛮族所做的不过是在土壤表面扒拉而已——请从字面意义理解“扒拉”。所以要说的话，那时欧洲平原的居民靠耕种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人口分布在绿色“海洋”中一个个孤立的耕种“岛屿”上。
地中海地区评论家对自身的兴趣总是比对边境之外的蛮族“他者”更大，但即使是他们也认识到，越往西，这样的种植岛屿就越多，人口也越密集。更具体地说，他们将大欧洲平原的蛮族分为日耳曼人（Germani）和斯基泰人（Scythians）。此前曾有凯尔特人（Celts或Keltoi），但之前属于凯尔特人的西欧和中南欧地区大多已被罗马人的进攻吞噬。在第一千年开始时，这些地区已经走上拉丁化的非蛮族轨道，有了城镇和垃圾收集系统。考古证据表明，帝国欧洲新边界的设立不仅仅是一次意外。前罗马时期凯尔特人的物质文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尤其以精美的金属制品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凯尔特人定居点在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普遍展现出成熟：别的不说，他们有用先进的转轮技术制作的陶器，一大批通常有围墙的定居点（所谓的oppida），他们还大量使用铁制工具，形成了生产力相对强大的农业。 [3]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日耳曼人留下的物质遗产就没有那么丰富和发达了。在日耳曼欧洲地区的典型发现包括火葬用的骨灰瓮（但陪葬品很少或几乎没有）、靠手工而不是转轮制造的陶器，而复杂的金属制品和设防的定居点则完全没有。在日耳曼人主导的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也不怎么高。当然，正是因为日耳曼欧洲的经济所产生的剩余农产品少于邻近的凯尔特地区，日耳曼人才养不起那么多能够制造复杂金属制品的专门工匠和艺术家。而尽管在整体战略上，罗马人从未将目标设定为仅仅吞并凯尔特欧洲，但对数次征服企图的记述表明，战场上的罗马指挥官最终意识到，经济欠发达的日耳曼欧洲不值得费力去征服。传统说法强调，罗马之所以未能征服日耳曼人（我们如今通常这样称呼那些讲日耳曼语的人），是因为后者在公元7年于条顿堡森林会战（Teutoburger Wald）中击溃了瓦卢斯（Varus）的三个军团。但实际情况没那么戏剧化。接下来的几年中，罗马人针对此次失败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胜利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征服日耳曼欧洲后可能带来的税收，既不足以收回征服的成本，也无法支撑随后的驻军费用。
结果就是在公元元年后不久，罗马任由各个说日耳曼语的群体控制了莱茵河和维斯瓦河（Vistula）之间大片的欧洲地区（地图1）。这些日耳曼人的主要社会单元和政治单元都很小。1世纪的塔西佗（Tacitus）和2世纪的托勒密（Ptolemy）列出的日耳曼群体的名单令人眼花缭乱，数量多到只能在地图上大致绘出。尽管如此，关键点很明确：既然有这么多政治单元（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其为“部落”，但这个词带有很多可能不恰当的既有观念），各个单元的规模肯定都非常小。
这片地区并不总是日耳曼人的专属领地，甚至也许没有被他们长期占有过。希腊罗马的文献表明日耳曼欧洲的范围时有扩大，不过几乎没有提供相关过程的细节。例如，公元前3世纪末，说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移居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南面，成为黑海西北部的统治力量。大约在进入公元第一千年之际，说日耳曼语的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将凯尔特波伊人（Celtic Boii）逐出了波希米亚高地的盆地。因此，我们所说的日耳曼欧洲，实际上是日耳曼人统治 下的欧洲地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广袤地区中的所有人口（其中一些是新近在战争中被征服的）在信念系统、社会实践等文化方面是同质的，甚至也没有理由认为该地区的人必然使用相同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