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尼古拉二世统治俄国二十三年之久，他的保守统治与沙俄的覆灭究竟有多大关系？从退位到全家死于叶卡捷琳堡，在最后的十六个月中他的生活和思想究竟怎样？尼古拉二世最后的岁月是一段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闪耀着沙皇俄国的余晖，也开启了如火如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历史的杠杆最终倒向了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作者以大量丰富的原始材料为基础，结合沙皇的日记、谈话记录、官方调查的记录，以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回顾那段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历史，勾勒出末代沙皇的形象。
作者介绍
罗伯特·瑟维斯，英国著名研究俄国、苏联的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出版有《列宁传》《斯大林传》和《托洛茨基传》等作品。
部分摘录：
全俄国的沙皇 1916年，一场盛大的典礼在战时的伊尔库茨克举行，这是一座位于贝加尔湖南端的西伯利亚大城市。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使欧洲东线与西线战场的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举行典礼的目的是在这片俄帝国伸展出来的地区鼓舞士气。尼古拉二世上一次访问西伯利亚是在二十五年前，那时他还是罗曼诺夫皇朝的储君，刚刚结束在维也纳、的里雅斯特、希腊、埃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环球访问。[1]为了纪念那次访问，亚历山大·皮尔兹总督向西伯利亚的高官们发表了主旨演讲，演讲中他赞扬了沙皇军队的勇敢：“在近期与皇帝陛下的会面中，他和善地告诉我：‘一旦战争结束，我便会召集我的家人，到伊尔库茨克做客。’”观众听到这一消息，爆发出响亮的欢呼声。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自16世纪末西伯利亚被俄国商人和军队占领后，还没有哪一位在位的皇帝访问过此处。上上下下的西伯利亚人都感到自己不被喜欢，遭到忽视，忠诚的本地居民都盼望着沙皇尼古拉与他的家人能够来访。[2]
没人会想到，不到一年之后，他就回到了西伯利亚，但不是以俄国沙皇的身份，而是以平民罗曼诺夫的身份被拘禁在这里。他曾将数千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接受劳改或囚禁，而他本人也最终被送到托博尔斯克监禁起来。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后，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在这座西伯利亚西部小镇上受到严密监视。仿佛命运的巧合一般，沙俄时期最大的监狱之一恰恰建在这座小镇上。不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并没有遭遇被囚禁在监狱高墙里的不快经历，而是被关押在总督的官邸中。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临时政府，几个月后，皇室成员被转移至布尔什维克在乌拉尔的权力基地叶卡捷琳堡。同时，他们开始考虑该如何处置沙皇一家。1918年7月他们决定将沙皇一家全部处决。沙皇一家被带到地下室，连同他们的医生、仆人和一条宠物狗，一同被枪决。
尼古拉是一个瘦弱矮小的人，1894年他从父亲亚历山大三世手中继承了皇位。他从他的母亲，丹麦公主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婚前名为达格玛）那里继承了苍白的肤色，夏季脸上的红润气色也随着秋天到来而渐渐褪去。[3]除了冬日打猎和秋季打野鸡以外，他并没有太多娱乐活动。在战争时期，他理所当然地将这几项消遣也取消了。[4]
尼古拉的性格中有简朴清苦的一面。即使在冬夜他也会将窗户打开。无论哪个季节，他都喜欢新鲜空气，每天他都要花至少两小时在户外活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会待上四小时。[5]在12月最寒冷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从宫中大步走出来对他而言是稀松平常的事。皇帝虽然态度和善，却倔得像头驴。他对奢华的事物不感兴趣。他的日常服装仍然是单身时期就穿的那套衣服。他的裤子邋里邋遢，靴子也破破烂烂的。[6]食物方面，他偏爱简单的俄国食物，例如甜菜根汤、白菜汤或粥——欧式的精美菜肴并不受他钟爱。他不爱饮酒，在宴会上他也只象征性地啜饮几口面前的香槟；他将亚历山大宫酒窖中的酒递给侍卫官时说：“你知道，我不喝酒。”一位亲历者称，与家人共进晚餐时，他通常喝一杯陈酿梅子白兰地，再喝一杯马德拉白葡萄酒。尽管其他人曾提及他饮用不同的饮料，但所有人都认为他对饮酒量非常节制。[7]
他很看重传统。在他的祖辈中，他认为彼得大帝打破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并对此很不认同。他不喜欢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因为他认为它与故都莫斯科的传统是割裂的。在尼古拉看来，这座城市是“仅靠梦想”建立起来的。[8]他对彼得沙皇统治以前的俄国传统更感兴趣。因此他经常穿一件红色长袍。他命令随从不得使用外来词汇，大臣和将军的奏章中如果出现这些词汇，他也会统统删除。他甚至还考虑过将官员的朝服改成阿列克谢沙皇——17世纪初罗曼诺夫皇朝的创立者——统治时期的风格。[9]他将自己视为一个典型的俄国人。他喜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10]一次，在里瓦几亚宫听完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娅的音乐会后，他畅然抒怀道：“我一直以为没有人比我更像俄国人了。但听完您的演唱后，我发觉自己错了。我由衷地感激您为我带来这样的感受。”[11]
尽管尼古拉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但他厌恶冗长的教堂仪式，痛恨下跪。[12]在他的一些随从看来，他的信仰基础甚至接近迷信——他崇信自诩“圣人”的格里高利·拉斯普京。此人酗酒乱交，丑闻频出，尼古拉对此人的崇信也印证了他个性古怪。外交大臣尼古拉·巴济利评论道：“他出生的那天是约伯的圣徒日，所以他相信命运为此责罚他。他认为他必须为自己的祖辈受罚，因为他们的使命太轻松了。”[13]
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惧怕他，尼古拉却喜欢树立威信，常摆出一副不允许他人反驳的威仪。[14]曾担任他子女家庭教师的西德尼·吉布斯描述道：“他通常显得非常高贵威严，含蓄缄默，但在他喜欢的人和亲信面前又会变得和蔼迷人。尽管只有中等个头，但他很有皇帝的威仪。他的品位如乡绅一般简单朴实。他憎恶阴谋诡计和一切虚伪不真诚的行为。”[15]当然，沙皇尼古拉会聚精会神地聆听每一位主管大臣的意见，他讨厌公开的分歧。但吉布斯是他天真忠实的仰慕者。事实上，尼古拉完全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表面上赞同别人的意见，但随后便背弃自己的承诺，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做法让很多人倍感失望。他在沙皇的位子上待了二十多年，比所有大臣都活得长。长期手握大权使他对自己的决断产生了一种轻信。他想委派顺从听话的公众人物来领导大臣会议，当其中一位大臣彼得·斯托雷平表露出独立保守的观点时，他便不再相信他了——早在1911年被刺杀前，斯托雷平就知道，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皇帝与首相之间时常出现关系紧张的局面，而尼古拉将那些拒绝听从指令的人都从身边铲除。
1896年，他在加冕礼上宣誓将维持独裁政权，并敦促批评家们放弃对民主化的所有“愚蠢幻梦”。他在少年时期受教于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在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教导下，尼古拉学习了有关专制主义、皇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官方宗教传统的原则理论。他从未真正背离过这些原则。
1905年，革命的风暴几乎席卷了整个俄帝国。所有社会阶级由上至下几乎都在疾呼，要求改变。工人罢工，并在革命激进分子的带领下选举了自己的委员会（“苏维埃”），以捍卫自身权益。许多农民以暴力对抗乡绅地主阶级。在边陲地区，波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纷纷揭竿起义。在黑海舰队以及从远东对日战场败退而归的士兵中都出现了兵变。1905年10月，尼古拉签署了一份诏书，承诺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年后，经他同意，选举出了国家杜马，提出进行政党立法化，并放松审查限制。但当杜马拒绝支持他的政策时，他和斯托雷平便重新起草了选举规定，以便选出一届相对而言更听话的议员。而当这一反对俄国国内民主运动的政变也没能够平息杜马中的异议之声时，尼古拉也习惯了在持续的批评声中维持统治。
他的行为表明，他就是那种总认为自己正确的统治者。面对公众的蔑视，他的应对方法是躲进家庭的温暖庇护中。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是来自黑森的阿丽克丝大公小姐，自小在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王宫中长大。她支持沙皇无视民意，继续统治。他们保持着亲密的伴侣关系，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强烈的两性吸引力。[16]亚历山德拉坚定了他的治国决心，即只要他人的建议可能有损尼古拉的个人权威与地位，他就应当忽略这些建议。对于那些拒绝支持沙皇的人，她建议采取严厉的态度：“像彼得大帝、伊凡雷帝和保罗一世那样——用你的威权把他们统统碾压。”[17]好几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都对他拒绝妥协的态度深感震惊。沙皇的母亲认为，亚历山德拉在这方面对他造成了不恰当且有害的影响。尚礼重学的社会都认为沙皇应当将一些人驱逐出宫，拉斯普京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尼古拉仍固执己见，另外人们注意到，对这位整日喧嚣的“圣人”提出激烈批评的人士可能会被赶出皇室随从的行列。[18]曾经侍奉过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务老臣弗拉基米尔·弗雷德里克斯伯爵是少数几位“幸存者”，尽管如此，沙皇依然简短而生硬地指示他不要干涉政治。“这，”尼古拉说，“是我自己的事。”[19]俄国东正教会高层对拉斯普京的厌恶并没有影响皇帝的态度，他正被民间传统的宗教虔诚深深吸引。在他眼里，拉斯普京代表这个国家智慧与美德的精髓。
尼古拉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也是一位军事爱国者。他尊敬俄国军队，希望将俄国建设得比他初登皇位时更加强大繁荣。在孩童时期，他便有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他终生都蔑视德国人，尽管他的妻子就是德国人。[20]他也和父亲一样，仇恨犹太人，谴责他们试图破坏俄国民众的团结。尼古拉认为黑暗的犹太势力是1905年至1906年革命暴动的幕后推手，当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成立了组织后，他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俄国人民联盟”和名字相近的“俄国人联盟”在西部边疆地区对少数民族进行集体迫害，引起骚乱后，首相斯托雷平倍感惊骇。[21]
尽管尼古拉向斯托雷平保证自己会支持他，却拒绝认可对那些犯有激进暴力罪行之人的法律裁决。这两个联盟都是20世纪中叶法西斯主义的前身。尼古拉非常高兴地收下了“俄国人民联盟”的会员卡，并宣称：“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我将独自背负权力的重担，我确信俄国人民会帮助我。我将在上帝面前为我的权威负责。”[22]亚历山德拉皇后也支持他，认为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是她丈夫“健康、有正义感、忠诚”的臣民。“他们的声音，”她向他保证，“代表的不是社会或杜马的意见，而是俄国的声音。”[23]尼古拉并不是他所在时代唯一一位在政治上愚钝，又有一位无知顽固的妻子的君主。和他一样对高雅文化知之甚少的君主也不在少数。尼古拉避开知识分子，自信地认为自己完全了解俄国人民。他频繁到宗教场所朝圣，遇见农民时，他坚信只要不让农民接触到国外那些险恶有害的宣传，俄国便会天下太平。他从未想过，俄国农民真的对他祖辈建立的权力体系不满。他非常推崇自满且极端的保守主义。
但是，他远比看起来的复杂。尽管瞧不起选举那一套和杜马中的大多数政治家，但他并不痴迷拥有绝对权力。在这点上，他比自己深爱的妻子更加开明。他曾向孩子的家庭教师皮埃尔·吉利亚尔解释道：“我在即位时曾宣誓，要守护好从父亲手里接过的政府制度，并传给我的继承人。任何事也无法改变我的誓言。只有我的继承人在继位后可以改变。”[24]这并不是他偶然的想法。在一战前，他曾告诉索菲娅·布克斯赫韦登：“阿列克谢不会遇到阻碍。他将废除那些不必要的事物。我正在为他铺平道路。”[25]
他做皇帝时，尽可能兑现了自己在加冕礼上的誓言。在他看似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顽固坚强的心。不管是面对忠诚的臣民，还是面对积极的革命派，他都只表现出顽固不屈服的态度。忠诚拥护他的人仰慕他，视他为一位强大的沙皇，敢于对抗那些企图破坏俄帝国最好传统的人。他们由衷高兴地庆祝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庆典。然而，革命派却视他为“血腥的尼古拉”，或“刽子手尼古拉”。在这两派中间，是无数普通臣民，他们既渴望改变，又惧怕革命带来的动乱。1905年至1906年的动荡与叛乱使很多人惧怕，他们转而成为政治消极派。同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事情不会简单地这样继续下去。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看到俄国与世界上其他强国之间的差距后，非常尴尬。他们谴责沙皇尼古拉固执地保留着最大限度的个人权力和责任。早在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俄国的形势就已经非常严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