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叱咤政坛，潜心学问，仅遗留下来的著作就有1400多万字。在忧国忧民、投身社会、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也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因此他的孩子个个成才：长子梁思成是众所周知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梁思礼则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九个子女中出了三个中国科学院院士。该书作者吴荔明是梁启超外孙女，以详实的史料和鲜活的事例，详细追溯了梁启超子女们的非凡经历。
作者介绍
梁启超外孙女，梁思庄之女，北京大学城环系教授。
部分摘录：
“割慈忍泪出国门”——逃亡中的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公公梁启超只身流亡日本，家属们都逃往澳门避难。当时公公的处境真是岌岌可危，十分惊险。那天是1898年9月21日。当时的日本代理驻中国公使林权助在晚年所著《谈谈我的七十年》中，有几节对此过程有详细的回忆。
梁启超跑到公使馆来，说一定要会见我，这时正是午后二时。我和伊藤公[17]吃完饭正在谈话，无论怎样，让梁到另室会面。
一见，他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不能不看出事态之非常。
梁直截地说：请给我纸。马上自己写出下面的文句：
“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
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
“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
“西太后一派为袁世凯和军机大臣荣禄。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之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想也有种种应该准备的事吧！我直接回到伊藤公的屋里，叙述事情的始末。……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伊藤公，伊藤公说：“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当时门房报告：门前不安。好像是捕手觉着康[18]或是谁逃进公使馆似的。所以决定在麻烦还没发生前，急速让梁出发。
把梁交给恰巧从天津来正逗留中的郑领事[19]，让二人都化装打猎的样子。扮好了真像打猎的模样，打发他们走，但是不幸在天津车站月台上行走的时候，好像被梁的友人发现了似的。据说他们赶快隐藏到人多的地方去，但还是因被友人看见作了报告，捕手的手下人追跟着梁。二人马上跳进帆船，夜十二时下白河逃向塘沽。那里的上流有日本的军舰碇泊着，捕手乘小蒸汽船，又追了来。而且据说，就向河的下流有日本商船的方向下驶，并在这船的舷侧等待着。但是二人乘搭的帆船，则走近在河上流的日本军舰，摇手帕作信号。
我预先想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先由北京给那军舰打电报：“如有这样的男子二人去，请立即收容，送到日本。”因此，舰长心里常想着：“来了吧？来了吧？”所以看见白手帕的信号，便很快放下小船，（把人）拉上了本舰。然后就给我把梁带回日本去了！[20]
梁启超借助日本友人之力得免于难。出国时他写了《去国行》：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
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21]
由此可见，当时他飘然一身、离乡背井的忧伤情绪。前途渺茫，但为了维新事业，他决心在海外继续奋斗！
梁启超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日本政府很厚待他。他在给妻子李蕙仙的信中写道：“吾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非常，以起居饮食而论，尤胜似家居也。”[22]为了掩护身份，梁启超给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因为他读了吉田松阴的书后，很敬慕其为人。他和国内朋友通信多用这个日本名字，后来大姨入日本小学读书时也改名为吉田静子。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申报》登文骂道：“日本访事友人云：中国逆犯康有为之徒党梁启超，遁迹日本后，自知罪大恶极，不容于礼仪之邦，遂窜入日籍，更其姓曰吉田，名晋，侨寓东京牛込区，与品川子爵订莫逆交，诗酒往还，徜徉竟日，不知曾念及先人庐墓否？”
1898年11月11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他在日本紧张地进行救国运动，联络各界人士，报刊的经费是由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人所募集，参加办报的人还有麦孟华、汤觉顿等人。
《清议报》是一本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它的宗旨是：
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
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23]
《清议报》成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在海外的舆论阵地。它猛烈地攻击清政府，并对慈禧太后痛加指责，使得清政府恨之入骨，严禁进口。
到日本几个月来，梁启超读了很多日本书籍，获益很多。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并给李蕙仙写信说：“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24]
“羁泊非所叹”——“双涛园群童”素描 1899年，梁启超接家属到日本。李蕙仙、思顺母女是坐船从澳门到日本长崎的，刚到日本时，就住在东京。1900年，梁启超写了《少年中国说》一文，他那深入肺腑的文字影响了后来几代青年人。1900年至1901年间，梁启超又到美国檀香山、澳大利亚及新加坡等地游说活动，李蕙仙则带着全家居住在日本。
1901年，梁启超游历澳大利亚半年后又回到日本，在日本流亡的十四年中，梁启超有思成（1901年生）、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思忠（1907年生）、思庄（1908年生）、思达（1912年生）五个子女来到世间。全家初到日本时，虽然受到日本政府的关照，但毕竟还是在异国他乡，生活比较艰苦，在东京居住条件较差。梁启超最初由日本政府供给生活费用，后来靠办报纸的收入维持生活，因此生活不稳定，甚至有时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1906年，全家迁到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别墅“怡和山庄”居住，这是一位华侨借给他们的，因为这里依山傍海，可以听见海涛和后山上一大片松林的松涛声，所以梁启超将它改名为“双涛园”。当时家中孩子很多，除了梁启超自己的子女外，还有亲戚的几个孩子，大家在一起非常热闹。梁启超称他们为“双涛园群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