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当纽伦堡审判结束、冷战开始后，战胜国失去了起诉纳粹战犯的兴趣。大量低级别罪犯混入了渴望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而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逃离了欧洲大陆。被称为纳粹猎人的这群人拒绝遗忘纳粹的罪行，决心找寻其踪迹，哪怕追到天涯海角。最初，他们想要复仇，但不久后， 故事就变成了一场寻求正义的不懈斗争。
在二战结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漏网的纳粹所剩无几，追捕行动基本结束，纳粹猎人的时代也临近终结。他们的传奇如今就完整地展现在这里。
作者介绍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曾任《新闻周刊》驻香港、莫斯科、罗马、波恩、华沙和柏林等记者站站长，出版过多部著作，撰写了大量文章。他的个人网站是www.andrewnagorski.com。
部分摘录：
第一章 刽子手的手艺 我丈夫一辈子都是军人。他有权以一名军人的方式死去。他要求得到这种待遇，我也曾努力为他争取这种待遇。就是这样。他应该在死时保留一些荣誉。[1]
——一位被绞死的德国将军的遗孀在纽伦堡对美国法官说的话，选自2001年上演的百老汇话剧《纽伦堡大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作者为艾比·曼恩（Abby Mann）
1946年10月16日，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12名纳粹高官中的10人被送往绞刑架，绞刑架是在纽伦堡监狱的体育馆匆匆搭建的，就在三天前，来自美国的监狱看守们还在这里打过一场篮球赛。[2]
阿道夫·希特勒的副手马丁·鲍曼是12人中唯一受到缺席审判的人，他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逃离了位于柏林的地堡，然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纽伦堡审判中级别最高的纳粹分子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曾在希特勒手下出任包括德意志帝国国会（Reichstag）议长和空军总司令在内的多个职务，并渴望成为元首接班人。他将第一个被绞死。法庭判决书清楚地写明了他所扮演的角色：“戈林一案没有任何酌情余地。戈林经常是，应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仅次于元首的推动者，他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人，更是侵略战争的统帅。他是让囚犯服苦役的监督者，也是虐待德国内外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主谋。他公开承认了这些罪状。”[3]
不过，戈林逃过了绞刑师的行刑，因为在处决开始前不久他通过吞服一枚氰化物药丸自尽了。据负责与受审战犯进行交谈的监狱精神科医生G.M.吉尔伯特（G. M. Gilbert）透露，两周前，在判决被宣读后不久，戈林返回他的牢房，“面孔苍白而冷酷，两眼突出”。吉尔伯特在报告中说：“虽然他一直试图表现得满不在乎，但他的手不断颤抖，眼中含着泪光。他一直在大声喘气，努力避免情绪上的崩溃。”[4]
让戈林和其他一些人感到尤为愤怒的是计划中的处决方式。24岁的哈罗德·伯森（Harold Burson）下士来自孟菲斯，他的职责是为美国武装部队广播网（Armed Forces Network）撰写有关这次审判的报道和每天的广播稿。他回忆说：“戈林最想维护的是他的军人荣誉。他曾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称他们应该把他带出去枪毙，让他以一个士兵的方式死去，如果能这样他就不会有任何意见。他的不满在于，在他看来，对一个士兵来说，绞刑是最恶劣的事了。”[5]
曾负责掌管苦役系统的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有同样的想法。他抗议说：“至少我不应该被绞死。死刑没问题，但绞刑——我不应受到这样的对待。”[6]
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及其副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请求免于绞刑。他们请求由射击队来执行枪决以作为替代。用凯特尔的话说，枪决将让他们可以像“全世界任何一支军队中受到最严厉惩罚的士兵那样死去”。[7]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Admiral Erich Raeder）被判终身监禁，但他请求盟国管制理事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8]“将这一判决改成枪决，以示仁慈”。据说，埃米·戈林（Emmy Göring）后来声称，她的丈夫打算只在“他的枪决申请被拒绝的情况下”才使用氰化物药丸自杀。[9]
这样就只剩下10个人需要面对行刑人美国陆军军士长约翰·C.伍兹（John C. Woods）了。赫尔曼·奥伯迈耶（Herman Obermayer）是年轻的犹太士兵，他在战争末期与伍兹共事，向后者提供了木材和绳子等基本材料，它们被用来制造一些供此前的绞刑使用的绞刑架。他回忆说，这位35岁的健壮的堪萨斯人“藐视一切规则，从不擦皮鞋，也从不刮胡子”。
伍兹的相貌没什么让人意外的地方。奥伯迈耶补充说：“他的军礼服总是邋遢不堪，脏裤子从来不熨烫，夹克衫看起来就好像被他穿着睡觉好几周都没有脱下一样，象征他军士长身份的条纹仅靠每个角上的一段黄色线头连在袖子上，皱巴巴的军帽从来没有戴正过。”[10]
作为美国在欧洲战场唯一的绞刑师，伍兹截至此时在长达15年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处死了347人。[11]此前，他在欧洲战场的处决对象包括多名被控谋杀和强奸的美国士兵，以及被控杀害盟军跳伞飞行员或者犯有其他战争罪行的德国人。奥伯迈耶口中的这个“牙齿歪斜泛黄、口气恶臭且领口肮脏的酒鬼兼前流浪汉”知道上级需要他提供服务，因此认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以邋遢的外表示人。
没有哪个地方比纽伦堡更能体现这一点。正如奥伯迈耶所说，突然之间，伍兹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之一”，不过他在执行任务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感。
体育馆里架起了三个木制绞刑架，全都涂上了黑漆。按照计划，其中两个绞刑架将被轮流使用，第三个备用，以应对前两个绞刑架出现问题的情况。每个绞刑架都有15级台阶，绳子悬在由两根柱子支撑的横梁上。每次绞刑都会使用一根新绳子。正如现场的记者代表金斯伯里·史密斯（Kingsbury Smith）所写的那样：“当绳子拉直时，绞刑架里的死刑犯就从视野中消失了。绞刑架底部的三面被木板围了起来，剩下的那一面由深色的帆布帘子遮挡，这样就没人能看到绳索上悬挂的那个脖子被折断的人在临死前的挣扎了。”
凌晨1点11分，希特勒手下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第一个来到体育馆。最初的计划是让看守将囚犯从牢房里带出，囚犯不需要戴手铐；但在戈林自杀后，规定就改了。里宾特洛甫进入体育馆时双手被铐着，随后，手铐被一根皮带取代。
在走上绞刑架后，里宾特洛甫——史密斯调皮地把他称作“纳粹帝国的外交奇才”——对聚集在体育馆里的见证者们说：“愿上帝保护德国。”在获准发表额外的简短陈述后，这个曾率领德国对一个又一个国家发动攻击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男人总结道：“我的遗愿是德国能够统一，东西两方能够达成谅解。我愿世界和平。”
随后，伍兹为里宾特洛甫戴上一个黑色头罩，调整了一下绳索，然后拉动控制杆，打开活板门，送他去见死神。
两分钟后，陆军元帅凯特尔走进了体育馆。史密斯适时地写道，凯特尔“是首位在新的国际法理念下被处决的军事领袖。这一新原则认为，职业士兵不能仅靠声称自己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就逃脱因发动侵略性战争和犯下反人类罪行而应当受到的惩罚”。
凯特尔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着军人的仪态。在绳索套上脖子前，他从绞刑架向下望去，声音洪亮而清晰地发表了一番讲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感。他宣称：“我请求全能的上帝怜悯德国人民。在我之前，有超过200万德国士兵为祖国而死。我现在要去追随这些孩子的脚步了——一切为了德国。”
在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还吊在绳索上时，行刑过程中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一名代表盟国管制理事会出席行刑仪式的美国将军允许体育馆内的大约30人抽烟，几乎每一个人都立刻点起了烟。
一名美国医生和一名苏联医生戴着听诊器钻到帘子背后，以确认两个战犯的死亡。在两位医生出来后，伍兹重新走上了第一个绞刑架的台阶，从身旁拿出一把匕首，切断了绳子。脑袋上还蒙着黑色头罩的里宾特洛甫的尸体随后被一副担架抬到了用黑色帆布帘子隔开的体育馆一角。后面的每一具尸体都会走一遍这样的流程。
休息结束时，一名美军上校发布命令：“先生们，请把烟熄灭。”
凌晨1点36分时，该轮到奥地利党卫军头目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上路了。他曾取代遇刺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担任党卫队国家安全部（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RSHA）部长，该机构负责监管大屠杀、集中营以及一切形式的迫害。他手下的人包括执掌国家安全部的下属部门犹太人事务部并负责执行“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阿道夫·艾希曼，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
战争临近结束时，美国军队追踪到了卡尔滕布鲁纳位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藏身处。而艾希曼的情形与之不同，因为此刻仍然没人知道他的行踪。霍斯在德国北部被英军俘获，也出席了纽伦堡审判。不过之后他才会被交到另一位绞刑师的手中。
然而，即使在绞刑架上，卡尔滕布鲁纳仍然坚称，正如他之前对美国精神科医生吉尔伯特说过的那样，他对于自己被指控的罪行一无所知。“我衷心热爱德意志人民和我的祖国。我按照人民的法律履行了我的职责，我很遗憾，这一次领导我的同胞的不是军人，而我完全不了解他们犯下的罪行。”[12]
在伍兹把黑色头罩套在他脑袋上时，卡尔滕布鲁纳补充说：“德意志，祝你好运。”
纳粹党首批成员、在鼓吹纳粹党极端种族主义“文化”教义一事上的实际最高权威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是行刑过程最短的人。在被问及是否有遗言时，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尽管他自称无神论者，但在伍兹拉动控制杆时，他身边还是有一名新教牧师为他念祈祷词。
在又一次短暂的休息后，希特勒手下的波兰地方长官或者说总督汉斯·法郎克被带了进来。与其他人不同，在死刑判决被宣布后，他曾对吉尔伯特说：“我罪有应得，而且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天。”[13]在被囚禁期间，他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走进体育馆时，他是10个人中唯一脸上带着微笑的。他经常咽口水的动作显示了他的紧张，但正如史密斯所报道的那样，他“露出了一种因为即将为自己的恶行赎罪而感到解脱的表情”。
法郎克的遗言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对在被囚禁期间受到的友善对待我十分感激，我请求上帝仁慈地接纳我。”
接下来，希特勒手下的内政部部长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只说了一句话：“永恒的德意志万岁。”
史密斯写道，在凌晨2点12分时，邪恶的纳粹党机关报《冲锋报》（Der Stürmer）的编辑兼发行人，也就是“丑陋矮小的”朱利叶斯·斯特雷切（Julius Streicher）走上了绞刑架，他的脸明显地抽搐着。在被要求表明自己的身份时，他大喊道：“希特勒万岁！”
史密斯在这里罕见地谈到了自己的情绪，他承认：“这声尖叫让我感到后背发冷。”
斯特雷切被推上了绞刑架的最后几级台阶，站定位置等待伍兹。这时，他盯着众多见证者尖叫道：“普珥节，1946。”他指的是为纪念哈曼被处决而设立的犹太节日，据《旧约全书》记载，哈曼曾计划杀死波斯帝国内的所有犹太人。
在被正式问及他有何遗言时，斯特雷切大喊：“总有一天，布尔什维克会把你们绞死的。”
伍兹把头罩套在他的脑袋上，此时斯特雷切说：“阿德勒，我亲爱的妻子。”
但好戏远没有结束。活板门“砰”的一声打开了，斯特雷切双脚扑腾着掉了下去。绳子拉直后发生了剧烈晃动，见证者们可以听到他的呻吟声。伍兹从绞刑台上走下，进入遮挡这个将死之人的黑色帘子的另一侧。突然间，呻吟声停止了，绳子也不再晃动。史密斯和其他见证者相信，伍兹抓住了斯特雷切，死死地把他向下拽，让他窒息致死。
是哪里出错了吗？还是说这不是意外？负责协调纽伦堡审判与早前一些战犯的绞刑仪式的斯坦利·蒂利斯（Stanley Tilles）中尉后来说，伍兹将斯特雷切脖子上的绳索套得偏离中心，这样他的脖子就不会在他掉落的过程中折断；相反，他会窒息而死。蒂利斯中尉写道：“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到了斯特雷切的表演，伍兹也没有错过分毫。我知道伍兹痛恨德国人……我能看到他的脸色开始发红，牙关咬得紧紧的。”蒂利斯还补充说，伍兹的意图很明显：“在他拉动行刑控制杆时，我看到他的嘴边闪过了一丝微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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