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继早期推出影响力巨大的《革命之路》和《十一种孤独》后，耶茨的创作生涯历经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复活节游行》再次展现了耶茨不凡的创作实力，这部作品包藏了惊人的广度和分量。平淡节制的叙述中流淌出耶茨惯有的文雅与悲剧性视角，将两姐妹的命运与梦想一点点撕碎，“既残忍，又温馨，既令人心碎，又严酷无情”，“这是耶茨最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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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代的萨拉和艾米丽便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在艾米丽眼中，理智的姐姐总是高高在上，她嫉妒姐姐与爸爸（爸爸因为离婚而离开了她们）的关系，也嫉妒姐姐后来看似美满的婚姻。艾米丽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并不那么安全也异于传统的道路，所有的风流情事都无法真正满足她。虽然联系姐妹的纽带一直存在，但是她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直到最后，一起悲剧事件使得她俩的关系成了风暴中心……
作者介绍
理查德•耶茨（Richards Yates，1926—1992）是“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主流生活的忠实记录者，批评家们将他与契诃夫、菲茨杰拉德、约翰•契弗相提并论。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革命之路》甫一推出即获成功，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更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耶茨的作品曾获《纽约时报书评》、《君子》、《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好评，有四本小说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此外他还拥有一大批作家拥趸，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如库尔特•冯古内特、安德烈•杜波依斯，他的作品也影响了许多作家，如雷蒙德•卡佛，他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
部分摘录：
第一章 格莱姆斯家两姐妹都没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回头看的话，问题总像是始于她们父母的离婚。那是一九三〇年的事，那一年，萨拉九岁，艾米丽五岁。她们的妈妈——她总是鼓励两个小女孩喊她“普奇”——带着她们搬出纽约，住到新泽西州特纳弗莱一处租来的房子里，她认为那里的学校更好，而且她希望能在郊区房地产方面开创一番事业。目标并没有实现——她那些寻求自力更生的计划就几乎没有实现的——于是两年后，她们离开了特纳弗莱，不过对于两个女孩来说，那却是一段值得留恋的时光。
“你爸爸从来不回家吗？”其他小孩子们会问，而萨拉总会抢先解释一番离婚是怎么回事。
“那你们能去看他吗？”
“当然能啦。”
“他住在哪里？”
“纽约市。”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写标题的。他在纽约的《太阳报》写标题。”她说话的口气清楚地表明，他们应该对此印象深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用词浮夸、不负责任的记者，或者一个闷着头干苦活的改稿编辑；但是那种写标题的人！他每天通读纷繁复杂的新闻，提炼出最显著的要点，然后用寥寥几个精挑细选的词语概括出来，并加以巧妙地编排填入有限的空间——他是一位技艺非凡的新闻工作者，还是一个称职的爸爸。
有一次，两个女孩子去城里看他，他领着她们参观了《太阳报》报社，她们把一切都看了个遍。
“初版准备开印了，”他说，“所以我们先下去到印刷车间看看；然后我再领你们参观楼上。”他护送她们沿一道铁制楼梯往下走，那楼梯散发着油墨和新闻纸的味道，走进一间大大的位于地下的房间，里面排列着一排排高大的轮式印刷机。到处都是忙碌的工人，全都戴着挺括的方形小帽，是用报纸巧妙折叠而成的。
“为什么他们戴这种纸帽子，爸爸？”艾米丽问。
“嗯，他们可能会告诉你说这是为了防止油墨沾到头发上，但是我觉得，他们戴这帽子只是为了看起来神气活现。”
“‘神气活现’是什么意思？”
“哦，就跟你裙子上的那只小熊差不多意思。”他说，指着她连衣裙上石榴石镶嵌的泰迪熊形状的别针，她那天把它别在裙子上，就希望他能注意到。“那是一只很神气活现的熊。”
他们看着刚铸好的弧形的金属纸型在传送带上一路滑行，直到被扣紧在圆形转筒上；接着，一阵铃响之后，他们看到印刷机转动起来。脚下的钢制地板也颤动起来，让人感觉痒痒的，而那噪声铺天盖地，令他们无法交谈：他们只能彼此看着，微笑着，而艾米丽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四面八方，连绵不绝的白色新闻纸通过机器，于是印好的报纸便源源不断地淌出来，一张压一张整齐地摞成一大堆。
“你们觉得怎么样？”在他们爬楼梯时，沃尔特·格莱姆斯问两个女儿。“现在让我们去看一下城市部办公室。”
那一大片地方摆满了办公桌，工人们坐在桌前噼噼啪啪地打字。“前面那里，几张桌子挤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城市部的办公桌，”他说，“那个在打电话的光头男士就是城市版的编辑。他旁边那个人则更重要。他是执行编辑。”
“你的办公桌在哪儿呢，爸爸？”萨拉问。
“哦，我在稿件部。就在边上。看见那儿了吗？”他指着一张黄色木头制成的半圆形大桌子。一个男士坐在桌子的圆心位置，另外有六个人围坐在外边，有的在阅读，有的在用铅笔匆匆地写东西。
“那就是你写标题的地方吗？”
“嗯，写标题是部门工作的一部分，是的。通常情况是，当记者和改稿的人完成他们的工作之后将报道交给送稿员——那边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就是送稿员——他就把稿子拿给我们。我们检查文稿中的语法、拼写和标点，接着我们写好标题，然后就可以送去了。你好，查理，”他对一个去冰水机那里、正好路过他们身边的人说，“查理，我想您认识一下我的姑娘们。这是萨拉，这是艾米丽。”
“好啊，”那个人说，腰弯成了九十度，“多么可爱的一对甜心啊。你们好。”
接下来，他带她们去了电传打字室，在那儿她们看到电报新闻从世界各地传来，之后是排版室，一切都在那里被转换成铅字，排成报纸版面的形式。“你们想吃午饭了吗？”他问道，“要不要先去下卫生间？”
他们走出去，在春日的阳光下穿过市政厅公园的时候，他一直牵着她们俩的手。她们俩都在自己最漂亮的裙装外面穿了件薄大衣，脚上是白色的袜子、黑色的漆皮皮鞋，她们都是甜美漂亮的小姑娘。萨拉肤色要黑一点，一脸容易信赖别人的天真，而这将自始自终都伴随着她；艾米丽要矮一个头，金黄色的头发，瘦瘦的，神情非常严肃。
“市政厅看起来并不怎么样，是不是？”沃尔特·格莱姆斯说，“但是看见树林背后的那座高大建筑了吗？暗红色的那座？那是《世界报》——过去是，我应该这样说；它去年关门了。美国最了不起的日报。”
“嗯，那现在《太阳报》是最好的，对吗？”萨拉说。
“哦，不，亲爱的；作为报纸，《太阳报》真的并不怎么样。”
“它不是的？为什么呢？”萨拉看起来挺担心的。
“哦，因为它有点反动。”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非常、非常保守；非常亲共和党。”
“难道我们不是共和党吗？”
“我想你妈妈是的，宝贝儿。我不是。”
“噢。”
午饭之前他喝了两杯酒，给女孩们要了姜汁无酒精饮料；然后，等到他们狼吞虎咽皇家奶油鸡和土豆泥的时候，艾米丽张口说话了，这还是他们离开办公室后她头一次开口。“爸爸？如果你不喜欢《太阳报》，那你为什么还要在那里工作呢？”
他那哭丧的脸，在两个小女孩看来很英俊，露出了疲惫的神色。“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小兔子，”他说，“工作越来越难找了。哦，我想要是我很有天分的话，我或许会换工作的，但我只是——你们知道的——我只是一个负责处理稿件的人。”
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带回特纳弗莱，但至少她们还可以说他是写标题的人。
“……而如果你认为写标题很容易，你就错了！”一天放学后，萨拉在操场上对一个粗野的男孩说。
不过，艾米丽是一个非常讲究精确的人，于是一等那个男孩走到听不见的地方，她便提醒姐姐要注意事实。“他只是一个处理稿件的人。”她说。
埃斯特·格莱姆斯，也就是普奇，是一个活跃的小个子女人，她的生活，似乎发誓要实现并保持一种难以把握的品质，她把它叫做“范儿”。她钻研时尚杂志，讲究着装品位，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打理自己的头发，但是她的眼神依然迷茫，而且她永远学不会涂口红，总是要越出唇线，导致她整个人染上一种恍惚、脆弱的犹豫不定感。她发现，有钱人比中产阶级更有范儿，所以她在培养两个女儿时，渴望她们能养成富人的那些神态举止。她总是寻求住在“好的”社区，也不管她能否负担得起，而且她还在礼仪方面要求苛刻。
“亲爱的，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一天早晨吃早饭时她对萨拉说。
“做什么？”
“把吐司的硬壳浸在牛奶里。”
“哦。”萨拉把一片长长的、浸泡过的黄油吐司硬壳从自己的牛奶杯子里拖出来，一边在滴着奶汁，一边送进伸出来的嘴巴。“为什么呢？”她在嚼完咽下去之后问道。
“没啥特别的。看上去不好看。艾米丽比你整整小四岁，可她都不会做这么孩子气的事。”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她总是暗示，百般暗示，艾米丽比萨拉更有范儿。
在特纳弗莱的房地产行业不可能成功的前景渐趋明朗之时，她开始频繁地去别的小镇或者城市，一去就是一整天，把两姐妹丢给其他人家照顾。萨拉似乎并不在意她不在家，但是艾米丽做不到：她不喜欢别人家里的气味；她吃不下饭；她整天提心吊胆，脑子里想着妈妈会出各种可怖的交通事故，如果普奇晚了一两个小时来接她们，她就会婴儿似的嚎啕大哭。
那是秋天的某一天，她们到一个姓克拉克的人家里待着。她们带了自己的纸娃娃，以防被孤零零地晾在一边无事可做，这似乎很有可能的——克拉克家三个孩子都是男孩——但是克拉克夫人已经告诫她的大儿子迈伦要做一个好东道主，而他也认真对待自己的职责。迈伦十一岁，当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向她们炫酷。
“嘿，看呐，”他不断地说，“瞧这个。”
克拉克家后院的尽头有一根与地面平行的钢管，用钢的支架支撑着，而迈伦很擅长翻单杠。他会向钢管冲过去，毛衣里面的衬衣下摆在风中翻动，然后双手紧握钢管荡起来，脚跟由下面穿过管子再翻上去，用膝盖窝吊住身体；接着挺直整个身子从里面翻下来，跳到地面，扬起一阵尘土。
后来，他还带着弟弟们和格莱姆斯姐妹玩了一场复杂的打仗游戏，那之后，他们进到屋子里去看他收藏的邮票，而等到他们又一次来到门外时，已经再没有什么可玩的了。
“嘿，你们看，”他说，“萨拉的身高正好可以从单杠下面走过去，碰不到它。”确实如此：萨拉的头顶比单杠大约矮半英寸。“我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了，”迈伦说，“我们叫萨拉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单杠跑，而她会刚好擦着单杠下面过去，那肯定非常刺激。”
他们确定好离单杠大概三十码远的一个地点，其他人站在两旁观看，萨拉则开始奔跑，她的长发在空中飘舞。没有一个人想到，萨拉跑起来的时候会比站着的时候要高一些——艾米丽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几分之一秒，她甚至来不及叫出声来。钢管正好撞在萨拉的眼睛上方，发出一声艾米丽永远不会忘记的声响——“咚！”——随之，萨拉倒在地上翻滚尖叫，满脸是血。
艾米丽在跟着克拉克家的男孩子往回他们家狂奔时，尿湿了裤子。克拉克夫人看到萨拉也尖叫了一声；然后她用小毯子将萨拉包起来——她听说过事故受伤者有时会休克——立马开车送萨拉去医院，艾米丽和迈伦坐在车座的后排。萨拉这时已经不哭了——她从来不多哭——但是艾米丽的哭却刚刚开始。在去医院的途中她哭了一路，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她还哭个不停。克拉克夫人从急诊室出来了三次，说了三句话：“没有骨折”，“没有脑震荡”，“缝了七针”。
后来他们全都回到克拉克家——“我从来没看见过谁这么能忍痛。”克拉克夫人一直说——萨拉躺在光线已经暗淡下来的客厅里的沙发上，大半个脸都肿了起来，青一块紫一块，一条厚厚的绷带蒙住一只眼睛，绷带外面覆着一条包了冰块的毛巾。克拉克兄弟又到外面院子里去了，但艾米丽却不愿意再离开客厅。
“你必须让你姐姐休息一下，”克拉克夫人告诉她，“去外面玩，好吧，亲爱的。”
“没事的，”萨拉用一种奇怪而渺远的声音说，“她呆在这儿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