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历史人类学小丛书“，是“新史学”品牌重点系列之一。本套图书为“历史人类学小丛书丛书”2021年精选集。共收录三部作品：
★《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豆瓣8.2分推荐！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刘永华力作！此个案展示出礼化为俗的过程，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礼俗互动问题提供了线索！
★《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 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学院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力作！思考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缺口”，黄东是作者的一个“上下而求索”的实践！
★《国史家事：《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豆瓣8.6高分推荐！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滔力作！深度解析《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
作者介绍
★程美宝，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学院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代表作有《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等。
★吴滔，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地理学、明清社会经济史。先后出版《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合著）等著作，并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刘永华，厦门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麦吉尔大学东亚系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社会文化史、明清社会经济史。
部分摘录：
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下令全国各里建立里社坛，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五年前的洪武三年（1370年），明王朝已出台厉坛制度，命令各里建立乡厉坛，每年举行三次祭祀。想要理解明初在全国推行里社坛、乡厉坛祭祀制度的时代意义，就有必要回顾历史上的社祭、厉祭制度，从长时段的脉络之中，理解明初出台的这个制度的新意。
一、社祭与厉祭的起源 中国历史上的社稷祭祀和对厉的祭祀，均可上溯至先秦时代，不过两者的起源不同，演进过程也不尽相同，至明初才合流。
社稷的祭祀源自对土地及其出产物的崇拜。“社”字见于殷墟甲骨和周代金文，兼具祭祀空间、祭祀神明名号和祭祀礼仪本身等多种内涵。社通常写作“土”，象征社祭的对象。社祭的对象，或封土为之，或以树丛标识，或以石为之。 [1] 后来在土地崇拜的基础上，出现了对土地出产物的崇拜，并随着历史的演进，产生了对农业神的祭祀，结果是形成了由五土、五谷及相关神明为主要祭祀对象的礼制体系，我们姑且称之为社稷坛祭祀体系。
有关举行社稷祭祀的理由，《国语·周语》中有一段论述。周宣王即位后，“不籍千亩”，虢文公在进谏中，提到古人的说法，“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 [2] 。进入春季后，阳气升腾，土中湿气欲动，如果不发动变泄其气，则脉满气结，变为灾病，谷物就无法繁殖。正因如此，有必要举行祭祀，宣泄土气，以确保作物丰收。这种说法阐述了古人对土地的一种理解，也解释了举行社祭的主观诉求。
与社祭不同，对厉的祭祀源自对横死者的恐惧，或更准确地说，是对横死者灵魂作祟的恐惧。这种恐惧心理及因此衍生的对厉的祭祀，或许在史前就已存在。不过传世文献对厉的记载，比社要晚。商代似无祭厉的记载，周代建立“七祀”制度，开始对厉进行祭祀（详后）。不过，对周代厉祭最经典的表述，来自《左传·昭公七年》。郑国大夫良霄（字伯有）被政敌所杀后，其魂魄为厉作祟，国人恐惧。郑国卿子产解释道：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子产认为，人生后就会有魂魄，横死者离世后，其魂魄有可能为厉，身份高者，由于生前享用的物品既精且多，因而魂魄较为强悍，为厉带来的祸害也就比较大。良霄出身显贵，三世执郑国之政柄，用物精多，自然属于为厉祸害较大的一类。要处理为厉的问题，子产的提议是妥善安顿横死者的魂魄，“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安顿死者魂魄后，死者接受例行的祭祀，就不再为厉了。这通常被视为厉祭的缘起，由此，厉祭成为祭奠孤魂的一种礼仪。补充一句，后世认为，不仅横死的孤魂会作祟，无祀的孤魂也是如此，甚至被作为淫祀、踢出祀典的神明，也会祸害民众，因而都需要加以祭祀，使其有归属。
二、历代社祭制度的演进 社祭很可能源自史前的土地崇拜。不过，对社祭的文献记载，是从商代开始的。商代在营建都邑，修建宗庙的同时也建社。卜辞中的“亳土”，应该就是商人在各地都邑建立的社。在卜辞中，有贞人祭于社主之石，卜问某地是否适合建都邑的记载。有关土（社）祭的卜辞有百余条，商人祭社的目的，以求年、求雨、宁风、禳雨为主，祭品有豕、犬、牛、羊乃至羌人等。在举行社祭时，多同时举行方祭。方祭即祭祀东、南、西、北四方。土为中和四方的观念，成为后世“五方”配“五行”观念之基础。今江苏铜山丘湾、河南郑州商城均发现了商代社祭遗址。 [3]
周代基本上继承了商代社祭制度。商代在各处建立了亳社，周代商后，这些社成为“亡国之社”，周人建屋其上，并开北牖（北面的窗户）。《礼记·郊特牲》的解释是：“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亳）社北牖，使阴明也。”在亳社之上建屋并在北面开窗，根据孙希旦的说法，是“通其阴而绝其阳”（《礼记集解》注）。春秋以前，社祭多与方（方位）祭相提并论。自春秋开始，社、稷的祭祀组合逐渐取代了方、社的祭祀组合，社稷被普遍视为国家的代称，后世社稷并举的格局基本成型。
周代社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面向是，社制与等级秩序相配合。根据《礼记·祭法》的说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和诸侯可以立社，而大夫以下不可自为立社，但可“成群立社”。所谓“大夫以下”，是指大夫、士、庶人等等级。允许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是指他们可以视同王立大社、诸侯立国社的做法立社。此处侧重区分的是“自立社”和“成群立社”的做法。大夫以下的社会等级，包括庶人在内，应该可以建立群社，集体举行社祭。这种祭祀活动，成为每年民众聚会的重要场合。事实上，有史料证明，至春秋、战国时期，祭社成为民众欢聚的节日，此即后世所称的“社日”。 [4] 但这些活动是如何被纳入官方的祭祀体系，或者说民众的祭社活动与官方的祭社之间是否有关联、有何关联，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学界研究，汉代朝廷、郡国、县、乡、里各级行政单位均立社，分别称为帝社、郡社、国社、县社、乡社、里社等。在祭祀的组织方面，县以上和乡里是不同的。宁可认为，“县和县以上的社由政府设置，官府致祭”，“县以下的乡社、里社，则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 [5] 有关汉代所立里社，学界多引《礼记·祭法》郑注、《史记》《汉书》相关史料为证。上引《礼记·祭法》大夫以下立社一句，郑注：“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亦即大夫立社之法，类似于汉代百家共立里社之法。《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谈到汉初推行的祭祀政策：“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 [6] 此处县社与里社对举，县社由官府致祭，而里社由民众组织。《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本文与注均涉及汉代私社问题：“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注：张晏曰：“民间三月九月又社，号曰私社。”臣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 [7] 张晏和臣瓒对私社的理解各不相同，前者认为私社是指不在法定的二月、八月，而是在三月、九月举行社祭的做法，而后者主张私社是社下家户不满二十五户，数家共为田社的做法。从上文对“自立社”的解释看，后者的理解较为有理。这种“自立社”的做法，不仅违背朝廷礼制，而且导致里、社分离（即社祭与地域分离），社从乡里组织转变为自愿结社 [8] ，有可能潜在危及社会秩序和王朝的统治根基，因而为地方官所禁。综合三条史料可知，汉代在地方上大致承袭了前代的做法（当然因时代变动，淡化了自立社的做法），允许民间立社。不过同时也应当看到，汉代文献中，未见有朝廷命各地立社、例行举行社祭的记载。毕竟，允许立社与下令立社并不相同，前者是“可”与“不可”的问题，后者是“必”与“不必”的问题。
汉代以后，面对里、社分离，私社盛行的问题，朝廷常致力于维持或恢复传统里社。《隋书》卷七《礼仪二》记载，梁制“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县又兼祀灵星、风伯、雨师之属。及腊，又各祠社稷于坛。百姓则二十五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祷祈祠具，随其丰约”。陈依梁旧。隋开皇（581—600年）初规定，社稷之祭，“州郡县二仲月，并以少牢祭，百姓亦各为社” [9] 。
唐代开国之初，曾下诏各地举行社祭，要求“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闬相从，共尊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同时“且立节文，明为典制”，“布告天下，即宜遵用”。 [10] 唐代州县官春秋祭祀社稷，朝廷制定了州县的社稷祭祀制度，《开元礼》中有“诸州祈社稷”及“诸县祭社稷”等条，对州县社稷祭祀仪式作了具体规定。 [11] 州县以下，有里社祭祀制度，《开元礼》便对里社典制作了具体规定，今见于《开元礼》卷七十一《吉礼》“诸里祭社稷”与《通典》卷一百二十一《吉十三》“诸里祭社稷”条。
“诸里祭社稷”条是里社祭祀社稷的仪注，包括里社祭祀前一日和正日的程序。祭祀前一日，社正及参与祭祀的社人应清斋一日，相关执事打扫祭祀场所（神树），安排相关祭器。祭祀当天，掌事者备好祭品后，赞礼者引导社正等在神座前行礼、奠酒。然后，祝持版读祝文。读毕，社正等再次奠酒。奠毕，祝酌社稷神福酒，社正受酒后，跪祭酒，然后饮之。最后，将祭牲之血埋于指定地点。仪注预设的祭祀主体是社正，相关执事有所谓“掌事者”（操办祭祀的普通执事）、赞礼者（负责引导礼仪的仪式专家）、祝（读祝文的执事）、社人等。社祭的中心，是所谓的“神树”，亦即上古文献中提及的社树，可见在《开元礼》的设计中，里社尚未以坛为中心，更未对社坛之形制作出具体的规定。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