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的庸常生活》是新锐作家张畅所著的当代短篇小说集，包含12则短篇小说，笔调简洁冷峻，直面当今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困境。
代代相传的孤独、忠诚而相互伤害的家人、渐渐形同陌路的夫妇、忽然消失踪影的丈夫……这些故事共同的主题是，在被消耗的人生中，人是如何自处的，又是如何改变所面临的困境。
“这本小说集是平凡生活的裂缝时刻，是齿轮卡顿的瞬间，也是潮水的一次次呼吸。”作者以充满文学性的笔法，描写普通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中的冲突，捕捉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联系，告诉每一位读者，即使在平淡庸常的日子里，也要发现身边的细碎光芒。而当我们的生活被化作故事来审视时，就有获得抚慰乃至拯救的可能。
作者介绍
张畅，生于1990年，哈尔滨人，斯坦福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笔名赫恩曼尼。，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做过记者、编辑，现为节目策划人。译有《孤独传》《明镜之书》等。《我们的庸常生活》为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部分摘录：
无人知晓的旅途 我一路小跑，抵达渔人码头时，差点踢翻街头歌手盛放钱币的黑礼帽。大巴车司机见我抱着旅行包在路边跳脚，不情愿地打开车门，肥大的肚子抵住方向盘。他费力地歪过脖子，用港式英语告诉我，还有半小时才能上车，然后冷漠地关上门。
从我所在的大学到这里费了不少工夫。原本从帕罗奥图乘加州火车到旧金山只要四十分钟，还有靠窗的座位看风景，一幢幢低层的小洋房像摊煎饼一样紧贴在草丛里，附近街区的黑人小孩在破败的砖桥底下涂鸦，见火车经过就竖起中指。偏偏赶上周日，火车少了几个班次，早早出门，在车站的烈日底下傻坐了一小时才发觉，只能狠心叫一辆出租车，车费贵得吓人。
一切迹象表明，这一趟本不该来。
码头一如既往地热闹，空气里有海草和咖啡混合的气味。渡轮经过时留下长长的鸣笛，和远处海豹的嚎叫声融为一体。海鸥缩起脖子立在桥头，偶尔啄一啄游人留下的三明治残渣，然后伸长翅膀飘到路灯的灯柱顶上。一个手臂粗壮的男人浑身涂满青铜色，站成一座雕塑。被黑色面具遮住半张脸的女人，一只铆钉靴踏在白油漆桶边上，边弹吉他边唱席琳·迪翁的歌。整条手臂纹有青色花纹的人在亲吻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男孩的牛仔裤腰卡在臀部，露出网格状的深蓝色内裤。卡丁车队从上个街口开过来，车手们个个都戴着不合尺寸的巨大头盔，头盔上印有炫目的彩虹旗。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自在的，连横卧在海边木板上的海豹都是。经过码头边的一家手工冰激凌店，阳光射进玻璃窗，映出一个背着硕大旅行包、神色疲惫的中年女人，画着不合时宜的红嘴唇，因为缺乏睡眠眼袋发青。一个金色头发的女孩在窗边坐下，朝我露出礼节性的微笑，我迅速逃离。
本不该来。要不是从国内一同搭乘飞机过来的冯姐张罗，我也不会报这么个旅行团。“反正要回国了，趁最后这十天，好好玩玩，不白来。”见我没反应，她扯着我的衣服央求，“就算是陪你冯姐，好不好？”临行前两天，我接起冯姐的电话，她带着哭腔对我说，丈夫打越洋电话和她大吵一架，说她明明访学结束了，还不肯回家。“他吼我，说孩子放暑假了，我妈不肯带，他还要去上班，说我和我妈一样，只顾自己，心里没这个家……”电话里，冯姐颤抖的声音像一架坏掉的手风琴，我不由得从脸上挪开聒噪的手机。芝麻大的事，说着说着就严重了，严重到活不下去，严重到必须即刻妥协，无疑是变老的征兆。冯姐长我七岁，每天往脸上涂抹十几种护肤品，面膜、美容仪、面部刮痧、补水器一件不落。人哪，越是费尽心思抵抗衰老，就越是偷偷往那里去，这一点我俩都心照不宣。
我放下电话，又打电话给旅行社。女孩轻声说一口中式英语：尊敬的贵宾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听说要退团，她改用中文，四川口音的音调忽地抬高到半山腰：开团前三天不能退费！想好再退撒！
大巴车车门前陆续聚集起人群，多半是弓背猫腰，双手插兜，一个贴紧另一个，生怕后来的插进来。我上车走到最后一排，选了靠窗的位子，把旅行包举到头顶的行李架，坐下。前排的年轻情侣眉飞色舞地交谈着，右侧是一对沉默的白发老夫妻，前面有个小猴一样蔫瘦的小男孩在大叫，妈妈捂住他的嘴。我尽量将脸贴向车窗，掩盖自己形单影只的事实。
“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前排的男孩对女孩说，女孩照做了。
新婚那两年，我和晓东就是这么照顾彼此的。一起旅行，拍好看的照片，煞有介事地挂在墙上；一起做环游世界的梦，走路时冷不丁对着烟花大喊；一起起早去公园跑步；领养一条被遗弃的狗；夜里走上很远的路找一家通宵营业的烧烤店；过生日时为对方插蜡烛，笑着看对方许愿。人人都说我们幸福，说着说着好像就成了真。
男孩在偷偷地嗅女孩的头顶，眼角透出喜悦。座位差不多坐满了，只有我身边的座位还空着。我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头靠在窗边，闭上眼睛。
婚后的第四年还是第五年，我们好像突然领会了什么，不再那么热闹了，或许是年龄到了，或许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本就容易乏味。虽然还和从前一样，上班前拥抱，睡前亲吻彼此说晚安，周末手挽手逛商场，翻菜单挑爱吃的外卖，为对方点亮生日蜡烛。但在对方闭上眼许愿时，却不再微笑着注视，而是迫切地等着结束。我们不再打理照片墙，不再去小孩子到处疯跑的公园，不再漫无目的地做梦。
第五个结婚纪念日，我俩笑眯眯地坐在事先预订的西餐厅，预订的位置，例行公事地等着上菜。
“我问你，你觉不觉得‘婚姻’这个词的发音有点……”他吞吞吐吐地问。
“嗯？发音怎么了？”我在拍桌上的玫瑰花和烛光，很适合发到朋友圈。
“Hē wēn——婚——姻——”尾音拖得老长，他看上去神色严肃，“好像什么东西被困住了，粘牢了，对，就像小时候捣过的蜘蛛网，上面的飞虫在蹬腿。”他眼睛放光，可能是找到了恰当的比喻。“‘婚——姻’读起来还不如‘死——亡’爽快。”
手机停在半空。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来S校做访问学者，根本动机就源于那顿饭。饭后，婆婆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问起了孩子。是，不小了。嗯，五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记住了，叶酸和维生素B，最好是B族。锻炼身体，少吃外卖，知道了。工作不累。好，放心，妈。
当学校网站首页贴出访问学者的申请表时，我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填好提交。回家象征性地征询意见时，访学细则的邮件已经躺在了邮箱里。我对他们说，只要有这一年的经历就能评上副教授，接下来就是优青和教授，前途大好。见他们不为所动，互使眼色，我补了句：回来就生孩子，三十五岁之前。
访学和副教授的位置无关，无非只是一种逃避的手段。避开那张蜘蛛网，不想做一只蹬腿的飞虫，还有逃避生育的“任务”，逃避被一桩桩琐事缠身、不得不负重前行的命运。晓东或许是对的，婚姻就是如此漫长而迟滞。
亲妈也催。“可是，妈，我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我告诉她，我要为一个国际艺术展做顾问和翻译，要完成一篇关于现代艺术的会议论文，然后去纽约大学做论文报告，还要学日语，年底和一位大师级的日本艺术家在深圳合作办展。
“乖，这些事做是做不完的。”她并不感觉兴奋，反而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黯淡。“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她说。
我想起读书时，她对我要求严格，每道题、每张考卷、每份作业、每次考试，她都叫我不要轻易放过。她教会我勇往直前，别迷信平庸的魔咒，把我拉到镜子前告诉我：容貌是给人看的，学识和修养属于自己。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志气很重要，别听他们胡扯，女孩不输给男孩。
“可是妈……”
“没有那么多可是，记住喽，乖，女人可等不起。”
如果他们要的只是结婚，怀孕，生子，买房，拿到大城市的户口，买车，排到不错的公立医院、公立幼儿园，为什么当初铆着劲儿让我卖力读书，为几分的成绩争得头破血流，不惜贷款送我去读名牌大学，通过几轮面试、试讲、测评才进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教书？学那么多知识，看遍花花世界，最终还是逃不过“女人做了母亲才算完整”的宿命？
“乖，有了孩子的那种幸福，你现在体会不到。有了，你就懂了。”我们母女俩的谈话通常这样结尾。生养我时，母亲被我日夜不停的哭声折磨得神经衰弱，头发白了一茬儿，抱我抱得腰间盘突出、腱鞘炎复发。她像是生生被我给熬干了，一圈圈瘦下去。到头来却说自己幸福。
我没告诉她真实原因。生不生孩子和志气无关，和是否选择继续幸福无关，只是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对的那个人。
麦克风咝咝啦啦地响，有人拍了拍它。“欢迎各位加入光明鸟旅行社的北美之行，请各位准备好护照和确认信。我们五分钟后出发。”
那人走近时，我疑心自己看错了，重新戴上眼镜，他的脸才清晰起来。原先的卷发不见了，头发向后梳，在头顶系了个小小的丸子，脸黑瘦了很多，颧骨更加凸出，络腮胡勾勒出下巴的棱角，嘴角右下方的痣还在。方小舒，是他。
他接过我的护照，翻到贴照片的那页，用别人听不见的音量说了句：没什么变化。食指蹭了蹭鼻梁上的一颗小痣。话不多，和以前一样。多瞟了一眼，他手指上没有戒指。
认识他时，我十六岁，他十五岁。
他从讲台旁边的“特困生”专座抱着书包走向我，本子散了一地，整个教室都在窃窃私语。从此我们成了同桌。那个留着寸头、鼻涕长流、校服松垮的邋遢鬼。如果时光倒流，让我看一眼自己的脸，一定是面目狰狞。
他不写作业，上课不好好听讲，被老师点到名字也没反应。“方小舒”三个字像卡带后的磁带，在耳边一遍遍响不迭。“方小舒，把头抬起来！”“方小舒，把课本拿出来！”“方小舒，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被叫到时，他缓缓抬起头，一脸茫然地望向前方，如同置身事外的高人。
“方小舒，上课呢，你低头忙什么呢！你旁边坐着的可是年级第一！你也不学学！”班主任训他的时候，总喜欢捎带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