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书是海内外公认的史学大家唐德刚经典作品的合集，包含《从晚清到民国》《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胡适杂忆》《历史的三峡》六部作品。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史料丰富，文笔洒脱，题材稀缺，弥足珍贵，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经典。
《从晚清到民国》：曲折动荡的长江三峡，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自然史上的潮信地带。鸦片战争，揭开了十九世纪开始的中国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的序幕。在史学大家唐德刚的慧眼中，“人文史观”一如“自然史观”，1840 年的一场战争不仅掀起了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大变革，也使历史长河须历经百年的诡谲动荡，方能通过三峡进入壮阔的太平洋。唐德刚交融三峡史观与人文探索于本书，成就了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 《书缘与人缘》:口述历史是唐德刚倾注了大半生精力的事业，在帮众多近现代名人完成他们的口述自传或回忆录之后，也跟他们成了朋友。本书便是唐德刚多年来与诸多名人交往的见闻文章以及自己平时读书评论的合集，其中包括顾维钧、张学良、刘廷芳、吴开先、刘绍唐、杨振宁等人和《传记文学》《鲁拜集》等书。作者无论是写人，还是点评书籍，都十分注重细节，还穿插着很多逸闻、警句、反讽、隐喻，洒脱不羁，文笔流畅，展现出历史风貌的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多方面的才学。 《史学与红学》:唐德刚的大半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频繁战乱，又受过大量中西方典籍的学术洗礼，教读异邦之余，不时生出心怀故国的感慨，因而写出本书中这些札记性的零星作品，囊括了其在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红学研究方面的十余篇文章和演讲。唐德刚认为，优秀的史学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学精品，主张“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避免僵硬执拗地治史，颇有见地。 《胡适杂忆》：本书是唐德刚以自己的回忆和胡适日记的记录为材料，对胡适一生中的众多问题写出的回忆性文字。此外，还对胡适在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领域的成 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全书语言气势磅礴，着字妙趣横生，还原了一代学人胡适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缺点的真实形象，是胡适晚年的忠实写照。 《胡适口述自传》：本书根据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邀请下所做的十六次英文口述录音整理而成。唐德刚负责采访，并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涵盖了胡适的生平经历和他对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评价。 唐德刚所做的注释评论，更是阐发了自己对相关人物、事件的见解，使读者得以更清晰地理解胡适和他所在的时代。因此，本书在20世纪70年代便曾获得海外史学界的盛赞——“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历史的三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曲折动荡的“历史三峡”，开始了缓慢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多少精英参与其间，汇入这股波涛汹涌的历史大潮。他们摇旗呐喊，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他们言忠信、行笃敬，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 在本书中，历史学家唐德刚不为亲者隐，不为尊者讳，对这些风云人物的功与过逐一分析，不偏不倚，展现出其对中国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以及对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
作者介绍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从晚清到民国》《从甲午到抗战》《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以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部分摘录：
文学与口述历史 《传记文学》按：
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应《中国时报》邀请参加时报文学奖评审工作，飞来台北三日，并于九月十五日晚作“文学与口述历史”公关演讲，演讲会由本社发行人刘绍唐主持，唐教授自拟长达三千字演讲大纲，惟因时间关系而有甚多省略，现讲稿经《时报人间副刊》整理完竣，本社特参酌唐教授演讲大纲略加补充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唐教授早于一九五七年即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部门工作，为该部门仅有的三位工作人员之一。此一工作当时在美国史学界为一大创新与拓荒之举，故唐教授贵为中美史学界搞“口述历史”工作的元老。在此期间，其个人工作收获也极为可观，也是他对我国史学界最了不起的贡献，即先后完成《胡适口述自传》（中英文稿）、《（黄沈）亦云回忆》（译中文稿为英文）、《李宗仁回忆录》（中英文稿）及《顾维钧回忆录》（英文稿）四部巨著。前两者中文稿已由本社出版，后者本刊正摘要连载中。
《顾维钧回忆录》长达一万一千余页，除顾先生自己所保存之原始文件与资料外，其主要部分（一九一二—一九三四）为唐教授所编写（已故夏连荫女士编写童年部分）。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往往为“无名英雄”，设非唐教授此次演讲提及，编者竟未之前闻，更未向读者交代，甚感愧疚，谨在此向唐教授表示歉意。
一、导言 我是学历史的，自小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记得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章回小说”讨论会上，有一个美国学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说书目，大约有四十几部一百多本，他说：“中国作品实在太多了，谁可能把那么多的作品看完呢？”我举手说：“我统统读过了。”他不相信，反问我说：“你怎么可能读那么多书？”我说我在中学读书，没有女同学同我谈恋爱，也没有球可打，更不会滑冰、跳迪斯科，没办法之下，只好看小说了。我对文学大概就止于对这些书的欣赏罢了。所以我只能算是欣赏文学的读者而已，实在不够资格以行家来谈文学，尤其没有资格谈台湾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台湾近廿年的文学成就远超过五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为太忙，对台湾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说到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用来吃饭的工作。
文学与口述历史我既然都有些关系，现在我就把个人的一点体验与看法报告一下。
首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口述历史。
二、什么叫口述历史？ 我写过几本口述历史，加起来可能销了一百多万本，而且现在仍继续出版。而什么叫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当兵最高的阶级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等战役就没法打胜仗了，我们搞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刚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所以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这样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世界性的口述历史学部，也有中国的口述历史学部，但在那里正式工作的只有夏连荫小姐和我两个人，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能写，只有我中英文都能写，所以那时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历史，那是当年我们在美国向胡适之先生建议的。后来胡先生回国，我们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支持我们成立一个口述历史的基金会，胡先生回了一封信（见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条）说“台北‘中研院’也成立了口述历史”。这就是“中研院”口述历史的由来。所以，“中研院”口述历史是胡先生写了那封信才开始的。
接下来谈谈口述历史的起源，这要从第二次大战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自夸“口述历史”的名词是他发明的说起。当时他创出的名词是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历史”，而现在这个名词已经世界通行了，所以这个名词事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亚伦·芮文斯一个人搞起来的。
三、口述历史的历史 亚伦·芮文斯提出Oral History的名词后，我对他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在我看来Oral History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不过那时不叫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在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我们学历史的人一般分历史为两大部门：一种是未记录的历史，英文叫作Unrecorded History；另一种是有记录的历史，英文叫作Recorded History。我们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应该从孔子《春秋》算起，而孔子《春秋》却断自唐尧虞舜，那么唐尧虞舜的历史都只是传闻，也就是口述历史了。后来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为凭所上推出来的史前历史。孔子向来自称“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论语》等也都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历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书《礼记·檀弓》，记载许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记。诸如此类夫子“述”之，弟子“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也就是“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历史。
后来秦始皇焚书，弄得汉初无书可读，于是找一些学界耆宿如伏胜等加以口述，代代相传，成了汉代的“今文家”，所以在汉朝四百年间，古文家都不被承认，只有口述而成的今文家才受重视。（事实上《左传》并非伪书，而是被作伪者刘歆动过手脚。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读《鲁史》的笔记，有哲学气味的笔记，也可说是根据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笔记。但是《鲁史》是什么样的书？作者又是谁？我大胆假设：《鲁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传》的原来面目即是《鲁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书失传后，被刘歆在中秘书发现，乃改头换面，倒果为因，搞出《左传》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四、口述历史在中国史学上的实例 另外刘汉以后也有很突出的口述历史，那就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列传七十篇（再大胆假设一下）可能有一半是他道听途说的，要不然就是interview他人所听来的，也就是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最好的例子是《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那一段，他说得很明显，现在抄录下来看看：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从以上所录看来，司马迁认为他的故事比传闻更为正确，因为他是听“公孙季功”和“董生”说的。而公孙和董又是直接听夏无且大夫说的，而夏是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当暗杀进行之时，夏医生帮着老板用药囊打过荆轲的，其话当然可信。这是一篇极好的文学著作和历史，而司马迁就讲明他所用的是口述史料，其他未讲的正不知有多少。
由此看来，口述历史（也可以说是口述文学）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再看我们安徽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年幼时做过叫花子，也当过和尚，他年老时最忌讳这一段，那时有位士子上表歌功颂德说朱元璋的功业蔽天、“光被四表”，谁知马屁拍在马脚上，朱元璋认为“光被四表”是嘲笑他幼年当和尚，和尚头“光被四表”，所以把这马屁精给宰了。可是等到老朱老了，要盖祖庙、修族谱时，对自己的身世，总得有个交代啊！但是那些摇笔杆子的什么“大学士”们，谁敢执笔呢？他们想来想去，想出个聪明办法来——来搞个“口述历史”，说群臣愚鲁，对圣上祖宗盛德，才难尽述，伏乞圣主略叙列祖列宗之天纵英明事迹，愚臣庶可据以跪录等等。谁知朱元璋倒也大方，他就真把他过去当和尚、做叫花子的往事，毫无隐讳地全盘托出。这篇文章也是中国口述历史和口述文学上的杰作，没有口述历史这个传统，这篇文章是无法执笔的。（原文见《七修类稿》）
另外如太平天国覆灭时，忠王李秀成的“供词”（口供）也是我国传统“口述历史”的上品。据说当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抓了，忠王用广西话口供，曾国藩听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面讲一面写，完成了这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忠王李秀成供状》。
大陆上最好的、最出色的一本口述历史的书，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把他老婆一妻一妾装模作样的种种情形写得非常真切动人，所以大陆上三十多年来历史成就，当推溥仪这本口述历史。
从以上这么多例证我们可以明白，“口述历史”这个名词还没有到中国之前，我们早就有口述历史的事实了。
五、西洋传统史学中的口述历史 在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的荷马（Homer，公元前九世纪）和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五世纪）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甚而苏格拉底、释迦、耶稣、摩西等的言论也是口述后记录下来的。荷马是位瞎子，他的史料如“木马兵”等等，几乎全是听来的。希氏的故事，很多也得自传闻——人家告诉他的口述历史。然而，西方传统口述历史中和我们有直接关系和影响的，那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了，这是一部口述历史的千载奇书，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他十七岁那年（一二七一年），他随父亲和一位叔父启程去中国，那是他的处女行，但却是他父亲和叔父的第二次。他们循古丝绸之路东行，路经波斯、葱岭，入中国新疆、甘肃，经敦煌过西安（那条唐三藏取经的路），吃尽千辛万苦，历时三年，才到达中国元代的大都（北京），向元世祖忽必烈报到。其后他们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国一住十七年，备受宠遇。并以色目要员的身份，由忽必烈差遣，周游中国，并参加攻克襄阳的激战。小马可且自炫曾为扬州太守（位同今日的上海市长）。那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主宰，生活水准远过欧洲甚多。波罗三人进入中国，直如板儿进入大观园，中国贫农到了巴黎，目不暇接。一住十七年之后，忽必烈年老，波罗等自己亦倦鸟思归，准备衣锦还乡。此时正值蒙古帝国的钦察汗国的可汗（驻波斯）丧偶，北京忽必烈拟送一贵女子去波斯为钦察汗续弦，三位波罗乃膺命护送。他们于一二九二年自北京动身，取水道经泉州、新加坡，穿印度洋，赶往今日炮火连天的伊朗。护卫六百人，巨舶十余艘，在三位波罗率领之下，历时三年，始完成任务。因顺路还乡，回到威尼斯故里。他们一行离开故乡，前后已二十五年，乡音无改而人事全非，然波罗三人毕竟衣锦荣归，光耀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