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是陈行甲的自传体随笔，从童年岁月写起，写母亲，写爱人；写了从大学毕业到基层工作九年多的生活经历；回顾了作者在巴东任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和生活；讲述了作者转场公益几年来的经历和感受。从本书中，作者用鲜活的故事和大量的细节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爱与成长，以及如何在世事变幻中守住内心和实践的知行合一。
作者介绍
陈行甲
湖北人，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共党员。历任镇长、（县级市）市长、县委书记等职。2016年任期届满被提拔后辞去公职，创立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开展公益创新、大病救助、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教育关怀、防灾救灾等方面的公益项目。现为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深圳特区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
201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获“2017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推动者”、“2018年度中国公益人物”、2019年《我是演说家》全国总冠军等荣誉。
部分摘录：
我和我的母亲 感谢我善良的母亲，因为您对我的爱，让我学会了爱别人。我明白每个人都是母亲的孩子，每个人都值得这样被爱。所以，我愿意带着母亲赋予我的这份初心，在公益路上走到人生的最后，带着付出了全部的爱之后的满足感去天堂拥抱我的母亲。 1
母亲的名字叫吴治杰，出生于1943年阴历十月二十八日，是家里的第10个孩子。外公外婆生育了10个孩子，但是只有5个长大成年。这在那个年代的鄂西山区大约是一个平均数，我的爷爷奶奶生育了7个孩子，也只有3个长大成年。
母亲出生之前的一年，外公外婆刚从几十公里外的洛坪逃难到仙侣山村安家。那年月兵荒马乱，穷人家的孩子不好养，所以外婆在母亲出生前大约心里就有了决定，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就养着，如果是个女孩就不捡起来了。不捡起来的意思是把孩子直接放进装满水的桶里，待孩子没气了就在后山上挖个小坑埋掉。孩子还没开始养，感情还没建立起来，大概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父母这样选择也可以忍下心来。从姨妈后来讲起这件事的时候平静的语气，大约可以看出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事情。
但是外公在看到母亲的模样后改变了主意。外公在我只有几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对他没有任何记忆，从我记事起母亲不管什么时候提起外公都会流泪，可以想见他们父女的感情。外公当时就和已经13岁的大女儿，我的姨妈，把母亲包裹好。但是
因为实在是太穷了，想到养育的艰辛和逃难带来的种种不方便，外婆并没有马上改变主意，还是坚持不要这个孩子。外公于是让我的姨妈每天抱着母亲一起睡，防止某天半夜里外婆会把小女儿扔进桶里。但是姨妈每每把母亲抱着去让外婆喂奶，外婆都是拒绝的。
后来听姨妈讲，外公面对这种局面唉声叹气、愁眉不展。母亲小时候长得极其标致（这个词是姨妈口中的话，标致在老家那一块山区农村是美丽漂亮的意思），乖得让人心疼，孩子每多养一天外公就多一天的不舍得，可是外婆似乎主意已定，并没打算回头。
这个局面终于在母亲满月后的第二天改变了。
外公从小跟着他的父亲学过一点农村“偃匠”的手艺，就是给附近的乡亲起房子上梁等家庭大事看日子，所以有一点迷信。这天，一个瞎子算命先生被一个少年牵着从村口经过，外公就把他们请到家里喝水歇脚。其间，外公让姨妈把母亲抱出来，请先生摸一下，又把母亲的生辰八
字跟先生说了，请先生给母亲算个命。先生很认真地掰着手指念念有词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个姑娘伢你好好养着，她将来是贵人之母····..”从那一天开始，外婆大概也接受了命运的这种可能性，开始给母亲喂奶，母亲终于安全了。
从我记事起，印象中这句“她将来是贵人之母”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母亲和我讲过不下十次，然后母亲讲这个时总是会说“甲儿，妈要谢谢你。因为你，我才活了下来”。
我还有一个姐姐，大我1岁零5个月。为什么母亲从小就认定算命先生说的这个贵人就是我呢？我小时候问过母亲这个问题。这大概又要从我和母亲之间特殊的连接说起。
我的父亲是下湾村的普通农户，读到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做过会计，因为打得一手好算盘，后来被幸运地招工，到离家200里开外的水月寺税务所做农税员。在那个没有公路的年代，这个距离就远得有点可怕，山重水复，回一次家单程路上至少要走两天，父亲大概每年过年的时候
能回一次家，甚至有一年因为要过“革命化的春节”，过年也没有回来。所以母亲就成了那个年代山区农村最辛苦的半边户。母亲只有一米五几的身高，体重八十几斤，但是她背得起上百斤的东西。
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没能保住，这件事母亲遗憾了很多年，记得小时候母亲说过，假如你那个丢掉的哥哥还在，现在是多少岁了。姐姐出生后，日子过得皮打嘴歪，母亲每天背着孩子到坡里出工，男劳动力一天挣11个工分，女劳动力一天挣7个工分，母亲生怕生产队里的人认为她背着孩子是拖累，总是用尽全力。有一天傍晚放工时，村里人都聚在田头评工分，生产队长叫到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唱分，村会计在一旁记录，唱到每一个人都是某某某11分，某某某7分，但是叫到母亲的名字时，生产队长犹豫了一下，这时旁边有个人说“吴治杰背着个娃…….母亲当场放声大哭，手杵着挖锄指着地里对大家说哪块田垄哪几行是她锄的， “我是背着个娃子，但是我一刻没歇着，别人站着歇口气的时间我都在锄，我就是怕我背着娃做得比别人少，大家看看我锄的地，看看我比哪个女人锄得少…………”那一天的工分母亲最终还是争取到了7分。
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反应很厉害，但是她一直坚持每天去生产队出工直到临盆那一天。那天晚上，母亲把1岁零5个月的姐姐喂饱后放在床上睡了，之后肚子开始疼痛。母亲知道大概是我要来了，她一边拖着疲惫的腿点亮油灯，一边哭着把剪刀拿着在油灯上烤，这是她知道的消毒方式。在那一瞬间母亲原谅了外婆，因为那一刻她也想到了要不要准备一个桶…………..
凌晨的时候我落地了。当时母亲的身边只有一个人，就是我1岁零5个月的姐姐。
母亲扒开我的腿，发现是一个男孩。她痛哭着自己挣扎起身，用准备好的剪刀剪断我的脐带。把我大概包好的时候，屋顶仅有的一片亮瓦开始有一点发白。没有时钟，没有手表，母亲凭着外公说过的“寅卯不天光”推断我出生的时间，就是卯时。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母亲后来说我好像5岁以前要把一辈子的病都害完了似的，三天两头地害病，山村里缺医少药，让她担惊受怕了好些年。有一次我夜里发高烧，母亲毫无办法，只能一整夜抱着我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时用脸庞来感受我的体温和呼吸。天刚蒙蒙亮就抱着我翻山越岭到邻村找赤脚医生，走得太急又抱着我摔下了山坡。那一次我前后病了个把月，30岁的母亲急得几乎聋了耳朵。村里一直很怜惜母亲的五婆婆在隔得很近的地方喊她，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从五婆婆一边掉眼泪一边冲着她比画手的样子，母亲才反应过来五婆婆是在跟她说话。
除了生我养我的辛苦，我于母亲来说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出生的那天，正好是父亲的生日。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仅仅是个概念，我对他的印象是不清晰的。每年见一次，短短的几天。所以每次父亲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跟进跟出黏着他，晚上睡觉都要抱着他睡，生怕自己在他走后这漫长的时间里忘记了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小时候父亲在我心中又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样子，因为那就是母亲口中父亲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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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活到成年。母亲只念过两年书，但是已经好于她的大姐，我的姨妈，因为姨妈一天的学堂门都没有进过。
姨妈嫁得很早，母亲从小就是家里做饭的主力。我的大舅妈死得很早，当时她和大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还在襁褓中。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大表哥就成了她的“拖油瓶”，无论是在屋里做饭还是去野外放羊都必须带着。后来母亲到了可以上学的年纪就向外公外婆提出想上学堂，被断然拒绝的理由就是如果母亲上学堂的话我的这个大表哥就没有人带了。母亲在9岁那年再三坚持哭闹着想去学堂，最后以答应每天背着大表哥一起上学的条件，被外公外婆允许去邻村的学堂上了两年学。母亲跟我说她很喜欢念书的感觉，她说小时候背着大表哥爬5里的上坡山路到仙侣三队的学堂上学，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可是两年后最终还是因为家里的负担重没有念下去。
母亲认的字不算多，字写得也不算好，我上大学后母亲也给我写过信，有一些错别字，简写繁写分不清楚，会交叉使用。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时还会惊叹她的表达。我读小学的时候，大概是二年级，学到“苦”这个字，母亲就教我说，苦这个字蛮像人的脸，草字头的两个竖像人的眼睛，中间的小十字架像人的鼻子，下面的口就是嘴巴，所以人生下来就是要吃苦的，你读书要学会吃苦才读得好。我走过半场人生，上过国内国外的学，读过中外的许多书，像这句一样有些哲学意味的话还真不多。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清晰地记得母亲微微笑着跟我说这句话的样子，我在想她读的那两年书究竟是什么先生在教她，让她能够跟她的儿子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还有一次，是我一两岁的时候，母亲在我家屋后的山脚田坎边坡上种了两行南瓜和豌豆，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母亲很小心地把它们种在背人的地方，可还是被人发现举报到生产以了。这可是“资本主义的苗” ，社会主义集体生产队怎么能允许个人私自种自留地？生产队长要在大队部连夜开批斗会，要求母亲在生产队集体会上做检讨，母亲在惊吓之余并没有慌张，她把家里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翻出来带在身上，在当众做检讨时，她首先拿出毛主席语录读了几句“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然后说来开会之前已经把苗子都拔掉喂猪了，接着就喊： “毛主席万岁！”居然把生产队长噎住了，批斗会最终没怎么批起来，生产队长也跟着喊了几句毛主席万岁就宣布散会了。
这情形大约也能解释母亲为何有胆量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了。我的前后几辈人的辈分是“惟此孝友、孔慎庸行、爱敬自守” ，庸是父亲的辈分，行是我的辈分。村子里上下几辈人中乙丙丁戊都有人起过，但是“甲”这个字没人敢起。那个年代山区农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孩子名字越贱可能越好养，所以叫狗子狗剩狗娃的很多。母亲给我起的名字就是“行甲” ，小名就是“甲儿”。别说在我那个村里，后来我考上中学、大学、研究生，几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被老师同学问到我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我才发现我这个名字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大气。
还好我从读书起，就一直读得不错，算是没有辜负母亲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大气的名字。
我5岁多就上学了，原因是姐姐满7岁要去上学，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人带着玩了，于是母亲让我跟着姐姐去隔壁村的茅草坝小学上学。我们的老师多数是民办教师，老师不够，学生也不够，所以一、二年级是在一个教室里上的。老师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布置学生做作业，然后在黑板上画一条竖线，在另一边给二年级的孩子讲。从上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就一直不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整个茅草坝小学好学生的代名词。
我很清楚地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双百分。我的老师李道敏策划了一次送喜报，他把家里的锣鼓镰子带着，放学后让我走在前面，班上凡是和我家同方向的学生都一起跟着，一边敲着锣鼓一边热热闹闹地把我送回家。我在快到家的途中喊在地里劳作的母亲，说李老师和同学送奖状来了，母亲当时喜悦得把锄头扔在地里赶回家迎接。40多年过去了，母亲当时满脸的汗水红扑扑的笑容仍然令我记忆犹新。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又生过一次重病。快好了的时候躺在床上，母亲一边给我喂饭，一边问我想不想上学，我说想去。于是母亲背着我，翻过两座山头把我送到学校去上学。傍晚，快放学了母亲又等在教室外背着我走回来。那几乎是我记事后唯次要母亲背，我就那样趴在母亲的背上，母亲身上的汗味是香的，和着一点青草香气的感觉。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全高桥乡的第一名。这在高桥乡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乡中心小学的老师都是公办老师，学生也多数是干部、老师的孩子或者乡集镇上人家的孩子，各方面的条件自然是比村办小学好很多。在我之前，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在我离开高桥乡之后的十多年里也没有人重复过这个奇迹。再后来，村办教学点普遍撤销，这个纪录便很难再有人打破了。
在我记忆中，母亲跟我说我是她的贵人，多数时间就是在小时候。慢慢地，我也开始相信，我就是那个通过算命先生的口让母亲留在了人世间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