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癌症是一种传染病吗？在19世纪晚期，这种想法以及付诸实践的相关努力引发了群众恐惧和争议。很长一段时间内，癌症被认为是由“细菌”引起，大众对于疫苗研发饱含期望。
在政府的支持下，癌症研究得以将分子生物学、公共卫生和军事方面的力量集结。然而，关于癌症可能具有传染性的猜测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癌症简史》是一本追踪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类癌症病毒研究的书，这项研究的规模超过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虽然这项耗资超65亿美元的世纪追寻最终以失败落下帷幕，但这种努力深刻地塑造了我们对癌症最基础的理解，开辟了科学史的新篇章。
作者介绍
罗宾·沃尔夫·舍弗勒，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专业教授，耶鲁大学科学和医学史博士，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
他致力于研究现代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以及它们在美国历史中的相互影响。他编辑了《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专门研究癌症病毒的历史。
部分摘录：
癌症与传染病 1911年，曼哈顿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佩顿·劳斯（Peyton Rous）观察到“非过滤性致病因子”——一种能在鸡体内引起肿瘤传播的病原体。劳斯在描述这种物质的本质时发现，它既不属于微生物也不属于化学物质；由于事后敏锐的理解能力，他意识到了该物质的本质。1966年，诺贝尔基金会承认他是第一个发现肿瘤病毒的人1。1913年，理查德·博德曼（Richard Boardman）（泽西城哈得孙河对岸的律师）寄给劳斯一封信，这封信被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前台上。在信中，博德曼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劳斯发现“癌症寄生虫”的报道，深受触动，希望劳斯能帮忙解决他和妻子多卡斯·博德曼之间持续不断的争吵。
多卡斯的阿姨10年前死于“长期疾病”（癌症的委婉说法），死后留下一张床垫，但理查德和多卡斯都担心里面有癌症“细菌”。多卡斯担心“使用有癌症‘细菌’的床垫……会有染上癌症的风险”。理查德则更倾向于相信床垫是安全的，倒不是因为他不相信癌症会传染，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癌症“细菌”早死了。多卡斯则认为它们可以活下来。然而，虽然她很担心，但还是让他们的家政人员睡在床垫上2。在劳斯的指导下，该研究所的业务经理给予了回信，对“细菌理论为他们带来的精神折磨”表示同情，并向理查德保证，虽然“不能证明不存在癌症‘细菌’”，但这种情况下“是不存在感染风险的”3。
在了解生物医学研究对象（如病毒）的历史时，我们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吸引力。由于缺乏对它们的理解，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认同医生和科学家的观点。科学家及医学史学家们都知道劳斯为癌症病毒理论所做的贡献，这将在第二章中进行讨论，但博德曼夫妇的担忧并非如此。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博德曼夫妇不应该恐惧潜伏在床垫里的癌症“细菌”，因为这与我们一直以来对待癌症的态度相去甚远。正如20世纪早期的癌症教科书所指出的那样，虽然癌症可能具有传染性的观点是“关于癌症起源最古老的假说”，但是，随着微生物学的不断发展，“一些有权威的观测家”越来越怀疑该假说4。通过后来从科学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癌症病毒理论是“不受欢迎”的理论，后来被新的实验方法补救5。劳斯于1966年接受诺贝尔奖时认为，正是由于其他癌症研究人员完全不相信他的病毒致癌理论，所以获奖才推迟了55年。少数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该理论最终被人们接受6。
然而，支持少部分医生和科学家的理论，并将其作为我们了解癌症和传染病之间关系的指南同样会产生误导，无论这些观点与我们自己的观点有多少相似性。科学家、医生和非专业人士通过不同的“感知机制”来解决癌症这个大难题，通过结合科学和社会实践来理解癌症及其病因。只有大家重视研究结果，使用新实验方法来鉴别癌症病毒才会变得有意义，技术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此外，不同的社会和科学因素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些特殊时刻，在这种情况下，疾病的病因变得更难研究7。
正如博德曼夫妇关于床垫的争论所反映的那样，人们对癌症是一种病毒性疾病理论的接受，是因为大家相信癌症是一种传染性疾病。而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公众对癌症病毒科学研究的接受度，也影响了癌症专家处理癌症潜在感染的方式。尽管劳斯通过微生物实验室技术了解了病毒的本质，但肿瘤学研究团体的成员依旧对此表示强烈怀疑，这种怀疑与其说是针对劳斯的病毒理论，不如说是针对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医学是如何将实验科学与公众对癌症的关注度结合起来的8。
癌症与传染病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因为癌症与传染病的关系存在于由实验室技术、医生实践和公众习惯所形成的不同的感知机制的交叉点上。如果想了解癌症病毒理论在20世纪早期美国社会的传播态势，那么不同观点的碰撞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应该遵循不同的个人和机构通过自己的行为习惯得出相应的癌症病毒观点的方式，而不是默认其中的一种观点9。癌症病毒通过在个人习惯、建筑、筹款、立法和教育中具体的感知机制，对不同的群体来讲，逐渐变得可以“触摸”。这些机制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临床实践、卫生和实验室研究的不断发展，还取决于公众对死亡的恐惧、对专业权威的担忧和迫切治愈的希望。回顾癌症病毒的研究历史，同时考虑到这些机制的全面性，凸显出当今时代我们掌握癌症、传染病和病毒的相关知识的必然性。
本章讨论了以实验室为基础，以与细菌学相关的微生物疾病理论为指导，不同团体对病毒致癌问题的处理方式（无论是在劳斯发现之前还是发现之后，人们一直在搜寻癌症病毒）10。此外，本章还强调了“癌症是传染病”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专业人士及公众接受癌症病毒研究造成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旧的信仰、习惯和经验与实验室对疾病病原体的鉴定过程交织在一起。关于癌症和传染病的研究方法，医生和生物学家并没有达成共识。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与那些认为癌症是传染病的团体在利益和关注点上产生矛盾。癌症专家不仅苦于证据的选定标准，而且纠结于新理论为医疗行业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在大家都不支持癌症病毒观点的那段时间里，癌症专家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对癌症病毒观点。他们的行动有力地表明，有关癌症病毒的技术辩论一直受到公众看法（癌症是不是传染病）的干扰。
传染病和癌症
1741年，法国兰斯圣德尼社区的居民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他们面临的巨大风险：这里将开设欧洲第一所专门治疗癌症的医院。富有的马耶费家族按照消费治疗机构模式来规划这所医院，医院的组织者认为圣德尼是理想的位置：这里街道安静、环境宽敞，还有花园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然而，对于医院未来的邻居来说，他们担心如此密集的患者会将癌症传染到社区，尤其担心那些晚期肿瘤病人所散发出的腐烂气味会把疾病带出医院。圣德尼的居民强烈抗议，他们向国王路易十四请愿，要么关闭医院，要么把医院搬到城墙外很远的地方。医院最终远离了兰斯中心，这生动地反映出公众对癌症传染性的恐惧11。
在18世纪的欧洲，由于癌症和传染病在概念定义上的宽松（与20世纪相比），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区分。癌症能够以多种可怕的形式出现。晚期癌症患者的溃疡性肿瘤会使其发臭，并伴有呕吐或抽搐症状。关于疾病的主要描述是溃烂。癌症“吞噬”周围健康的肌肉，“溶解”韧带、骨骼和组织。试图切除肿瘤的外科医生明显被肿瘤内的“种子”能够扩散到全身的高强的能力搞糊涂了。晚期癌症的可怕性及治疗手段的有限性使人们“谈癌色变”，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12。
与此同时，发展于15世纪的用来解释鼠疫和其他疾病的传播的传染病学说，很容易将癌症纳入其范围。其强调通过接触物体来传播疾病。体内肿瘤的“种子”概念很容易与通俗的传染病的“种子”概念混淆13。另外，体液学说对疾病的分类，将癌症和其他具有潜在传染性的炎症性疾病（如梅毒和结核病）归为一类。巴比伦、波斯、印度、希腊、阿拉伯、罗马和欧洲的文献都描述了“肿瘤”的实例，其中包括肿块、囊肿、炎性物质和其他类型的肿物，以及一些治疗方法14。17世纪和18世纪的观察者们报告了许多起癌症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案例，但其传播途径不同：从性行为到共用一根吸管或一个杯子15。
19世纪癌症研究进一步发展，但癌症的传染性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感并没有消除（尤其是通过性行为传播）。关于癌症发病率数据的首个统计结果加强了性行为与癌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1842年，意大利维罗纳省的外科医生多梅尼科·安东尼奥·里戈尼·斯特恩（Domenico Antonio Rigoni Stern）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开了关于他自己提出的癌症相对死亡率的研究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癌症的发病率是男性的8倍。这可能是由于对乳腺癌和与女性生殖器官有关的癌症的诊断相对比较容易。里戈尼·斯特恩因提出已婚或寡居妇女（性生活活跃）死于“子宫癌”的可能性远高于修女（独身主义）的观点而声名狼藉16。此观点与欧洲男性医学权威对女性性行为和健康的看法不谋而合。癌症，像梅毒和其他性病一样，最好通过避免滥交行为来预防17。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人寿保险精算师弗雷德里克·霍夫曼（Frederick Hoffman）在1915年提出了癌症可以通过“婚内感染”传播的可能性（霍夫曼汇编的数据在讨论癌症是一种公共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的目的是向读者保证不可能发生“婚内感染”18。
关于癌症的系统流行病学数据的收集工作，同样加深了人们对“癌症会传染”这一观点的认同。19世纪末，英国医生艾尔弗雷德·哈维兰（Alfred Haviland）收集了全国各地因癌症、心脏病和其他疾病造成死亡的病例。他通过这些数据论证了地理位置与癌症发病率之间的重要关系。他认为山谷中癌症发病率较高，其原因是空气不流通，形成了类似于“潜伏疟疾的空气”的环境19。根据瘴气理论，疾病可能会通过毒气在空气中扩散。这让人们回想起癌症传播与气味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曾引起圣德尼居民的担忧。哈维兰时代的人认为，晚期癌症患者散发的气味充满了整个房间，健康居民通过呼吸使气味到达腹部，然后进一步传播。这个时代的人们认为喝白兰地是防治由这些气味导致的疾病的有效方法20。该建议表明在细菌理论出现之前，人们对传染病和癌症的广泛理解是：癌症不仅可以通过小颗粒传播（就像癌症种子的传播一样），还可以通过瘴气、气味和腐烂来传播21。
组织和细胞理论对癌症分类的改变并不能取代癌症与传染的关系。19世纪初，医学理论家们将关注点放在肿瘤的外部症状上，并将它与其他形式的炎症放在一起。由于许多癌症发生在体内，而且受外科手术技术的限制，因此人们仍然未能了解与这种疾病相关的生理结构。最好的情况是外科医生可能会在尸检过程中检查到肿瘤。19世纪40年代，随着复合显微镜技术的发展及巴黎等地医生培训规模的扩大，解剖学家和病理学家开始进行有关肿瘤细胞的研究。细胞理论为疾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它能确定“正常组织”和“病理组织”间的结构差异。然而，即使有了显微镜，病理学家之间还是存在激烈的争论，如癌细胞的分类及如何根据细胞结构来判断肿瘤的恶化程度22。与显微镜相配合的技术（如通过组织染色来凸出细胞结构）仍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和困惑使细胞理论仍处于癌症医学研究的边缘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