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英格兰的商业冒险史》描绘了自16世纪中期起，英国人凭借冒险精神、航海科学和股份制公司开启的长达70多年的商业冒险史诗，是一本运用商业史解释现代商业起源的杰作。
自16世纪中期起，英国人经过70多年的努力，开启了一次又一次的商业冒险。英格兰开始只是欧洲边缘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王国，它面临一系列令人生畏的社会、商业和政治问题，急需寻找新的市场。于是一群英国商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公司，开启了商业冒险。他们一开始心中的乌托邦是中国，但在屡次失败之后在北美洲登陆，由此为美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他们在新世界创办股份制公司，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自治制度，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现代商业世界的开创。由此，英国凭借对财富的渴望与野心开拓了全球商业帝国，从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这是一部宏大的商业史，它抓住了许多历史典籍忽略了的细节，以生动的笔触讲述了现代商业诞生的故事。通过大量的档案工作和对历史记录的大胆解读，《英格兰的商业冒险史》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发展史。
作者介绍
约翰·巴特曼（John Butman）
作家、编辑，专注于观察社会和商业变化的交叉问题，帮助世界各地的知名思想家和战略家拓展他们的思想，创作和出版专著。
曾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福布斯》《哈佛商业评论)》《彭博社》等多家媒体和场所发表过专题文章或评论。
参与了大约35本书的出版，这些书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其中一些成为《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商业周刊》畅销书。
部分摘录：
英格兰的经济危机 故事从羊毛生意开始 到16世纪中叶，整个英国的绵羊有1 100万只左右，大约是人口总数的4倍。从农夫租下的巴掌大的土地到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拥有的大庄园，到处都是悠然吃草的羊儿。这要归因于羊毛贸易一直在英国经济长河中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寒冷的北方，英国绵羊顽强地繁衍生息。正如当时有人所言：“就像晚上在大地上散落草籽，第二天早上，芳草已染绿整个世界，也就是一晚的时间而已。”羊群正是在这样肥沃的草地上觅食成长的。这样的环境令羊毛细密质优，呈金黄色，经过剪毛、梳理、打松、收拢、干燥等步骤，羊毛最后被纺织成暖和且遮风挡雨的布料。
早在12世纪，英国羊毛就已出口到欧洲纺织工业中心，即欧洲那些低地国家(3)，那里的纺织品制造商公认英国羊毛是整个欧洲品质最棒的。1353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准许一些商人专门从事与欧洲纺织品商的羊毛贸易，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生意模式。国王从中征收出口关税，这部分收益在王室开支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不久之后，爱德华三世为羊毛贸易设立了官方市场，即广为人知的“羊毛集中地”制度（Staplers）(4)，地点设在法国北部海滨城市加来。在一场战争(5)中，英军占领了加来。在这里，获得特许的羊毛出口商负责同欧洲纺织品商进行贸易活动。一段时间以来，“羊毛集中地”制度的垄断专权，使得英国商人们利用本国最丰富的自然资源赚得盆满钵满。
但在生意场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接下来的50年里，由于粗纺呢绒出口关税远低于羊毛，因此呢绒日益流行起来，造成羊毛交易量持续下跌。呢绒经销商需遵循“羊毛集中地”制度设定的先例做生意。1407年，他们创办了商人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并获得了向欧洲出口呢绒的皇家垄断权。
商人冒险家公司从区域供应商手中采购呢绒，而供应商将货物运至伦敦商业核心区的布莱克韦尔大楼（Blackwell Hall），这是一座由中世纪宅邸改建而成的建筑，比邻市政厅。大部分呢绒是半成品，印染和其他精加工由纺织工人在海外工场完成。一种十分畅销的英国羊毛产品是宽幅绒面呢——长约27米，是由多达60个郡，如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格洛斯特（Gloucestershire）、威尔特（Wiltshire）以及萨默塞特（Somerset）等西南部各郡出产的织物，在北欧等气候寒冷的地区广受欢迎。另一种毛纺织品为窄幅薄绒呢，这是幅面略窄价格也更便宜的织品，由粗绒羊毛制成，其打松不充分，织物更轻薄，尺寸更小，深受温暖的南部地区人民的青睐。
除低地国家外，英国呢绒还远销其他地区。像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卢卡以及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城市，人们也热衷于购买英国呢绒。西班牙亦是如此，商人购入英国呢绒，然后横跨大西洋将呢绒运至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以及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与此同时，位于亚德里亚海岸的拉古萨［Ragusa，现为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那里的商人将英国呢绒卖到奥斯曼帝国，足迹横跨地中海和里海，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大片地区。
到16世纪中期，羊毛这一支柱产业几乎影响着所有英国人，他们基本上都参与或受益于该产业。在一次议会演讲中，英国史上最杰出法官之一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说：“如果将本土商品分为10个领域，其中9个来自羊背。”
众多英国名门望族的财富、地产以及较为长远的遗产利益，都来自羊毛或呢绒贸易。一位富有的商人曾在自家窗户上刻下两行赞词：我赞美上帝，直到永远……是羊让我拥有了一切！
其中最成功的要数格雷沙姆家族（Greshams）。这一家族最初来自狂风肆虐的北海沿岸，靠经营以当地村庄沃斯泰德（Worstead）命名的精纺毛呢帽子发家致富。16世纪上半叶，格雷沙姆三兄弟——威廉、理查德和约翰，已是最大商人公会——纺织公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Mercers）的重要成员。他们专注于奢侈纺织品进口贸易，包括亚麻、起绒布，以及更重要的——丝绸。
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雷沙姆三兄弟在整个欧洲声名鹊起，他们与低地国家、西班牙以及地中海的黎凡特(6)（Levant）做生意，富可敌国。不同时期里，他们在纺织公会都担负着监管职责。威廉出任商人冒险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而理查德和约翰则先后坐上了伦敦市市长的宝座。对于任何一位伦敦商人来说，市长职位都是事业成就的顶峰。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所有欧洲城市的公职位置都无法与伦敦市市长相提并论。”理查德和约翰也因他们的贡献被授予爵位。
格雷沙姆家族的成功，基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伦敦在英国商业资本中日益上升的地位。16世纪初，伦敦一直与其他“输出港”城市争夺商业中心的地位，包括布里斯托尔、赫尔、纽卡斯尔、普利茅斯以及南安普顿等英国南部、西南部、东北部的商业和贸易中心。但随着呢绒出口量的增长，由于伦敦地理位置更靠近英国呢绒主要交易中心安特卫普（Antwerp），从而赋予了伦敦包括格雷沙姆家族在内的商人战胜“输出港”城市的优势。
安特卫普当时是欧洲最大的贸易中转港，来自全世界的商品都在这里交易流通。安特卫普比邻斯海尔德河（Scheldt River）入海口，斯海尔德河发源于法国，流经比利时，最终注入北海。因此，安特卫普是整个欧洲商品运输和贸易中心的理想之地。19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16世纪，在斯海尔德河上同时看到两三千艘货船并不稀奇，上面装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货物。”在这里，德国商人带来了欧洲中部的银器和铜器，威尼斯(7)商人运来了黎凡特和其他地区的丝绸，葡萄牙商人很快就取代了威尼斯商人，将从东方运来的奢侈品——香料摆上柜台。格雷沙姆家族以及其他踌躇满志的英国商人将呢绒带到安特卫普，以换取受英国上流社会青睐的奢侈品。
作为拥有10万居民的国际化大都市，安特卫普是文化和语言的熔炉，就连威廉·格雷沙姆（William Gresham）都住在这座城市的英国社区。一位观察家指出，走在安特卫普的街道上，碰到一位“能说五六种甚至七种不同语言的女士”是很普遍的事。随着海量商人涌入，巨额资本也跟着流进流出，安特卫普很快就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和最富裕的城市。欧洲大陆的各国君主和帝王来此筹款、还债。坐拥雄厚资金的商人变成了银行家。德国的富格尔家族（Fuggers）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提供如汇票等各类金融服务，来管理和维护他们的账户。一些英国商人，特别是格雷沙姆家族，也成了银行家。
16世纪40年代，伦敦与安特卫普间的贸易欣欣向荣。理查德·格雷沙姆之子托马斯·格雷沙姆（Thomas Gresham）成为新生代的领袖人物。在托马斯的一幅于1544年绘制的画像中，他身着朴素的黑色大衣，领口和袖口是白色的；他鼻梁高耸，双目明亮，外加姜黄色胡须，让他的面庞很有特点。那时，26岁的托马斯新婚燕尔，刚刚在纺织公会任职。托马斯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而坚定，他的整个人生如家族前辈那样，都奉献给了皇室和国家。
尽管格雷沙姆家族繁荣昌盛，有一个问题却日益凸显，那就是并非所有人都能从英国贸易的蓬勃发展中获益。当时只有少数极有远见的人在深入观察后才发现这个问题，英国正处于严重危机的边缘：呢绒贸易停滞不前，英国在安特卫普的势力受到威胁，皇室深陷债务泥沼，工人失业、无家可归，城镇遭到破坏，疾病肆虐。
作为朝臣，曾是剑桥大学教授的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是对英国经济形势最敏锐的分析人士之一。他才智过人，与商界没有利益瓜葛，而且与格雷沙姆家族人员的性格截然不同。
恶性通胀+圈地运动 史密斯是英国两位国务大臣之一，同时是爱德华六世枢密院的成员，本质上他是首席内阁部长以及国王最亲密的顾问。1549年夏天，史密斯辞去宫廷职务逃离伦敦。他来到伊顿公学担任教务长，这一职位不仅给他带来了额外的收入，还为他提供了一套不错的乡间寓所。伊顿公学是英国历史悠久的知名中学，位于伦敦以西30千米外，学校坐落在泰晤士河畔，可以远眺英国皇室最大的住宅——温莎城堡。
史密斯对他所言的“可怜的土地，我们的公共财富”忧心忡忡。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向第一代萨默塞特公爵（1st Duke of Samerset）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解释他的观点以及改革方案。西摩是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的舅父，他凭借摄政王的身份总揽国家大权。史密斯因自己的意见长期遭到西摩的漠视而愤愤不平，便辞去了宫廷要职，前往伊顿公学度过了整个夏天。在漫长而又闷热的夏季，史密斯努力摆脱失望的情绪，并将他的想法撰写成书。最终，《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问世。如今，人们将其视作反映16世纪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最著名论述。
与格雷沙姆家族一样，史密斯家族在呢绒行业也有很深厚的根基。不过，他们并非呢绒商人，而是牧场主，定居在埃塞克斯郡的沃尔登（Walden），在伦敦东北方向80千米外。但史密斯注定不会追随父亲的脚步。学生阶段他就开始崭露头角，13岁时进入剑桥大学皇后学院就读。起初，他经济拮据，几乎放弃学业。不过最终他坚持了下来，并以优异成绩毕业。30岁时，史密斯不仅成为民法的首位钦定讲座教授，同时还出任剑桥大学副校长一职。不过这对他来说远远不够。1547年2月，时年33岁的史密斯放弃了大学职位，接受邀请成为西摩麾下一员。不到一年，他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史密斯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体现了他对英国难题的深刻理解，并传递出他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愿望。此书以当时流行的对话形式的体裁书写而成。对话在农夫、爵士、商人、帽商（艺术家）以及医生之间展开，其中医生代表史密斯发言。他们就“英国的弊病在哪里”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史密斯借医生之口罗列出英国的众多“社会病”，其中贫富两极分化是最严峻的问题。尽管富裕的地主阶层拥有大片羊群，像格雷沙姆家族这样的成功呢绒商人获利丰厚，但并非所有人都搭上了英国繁荣的顺风车。“家中一贫如洗者比比皆是。”史密斯说。
他认为，通货膨胀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16世纪的前40年，物价涨了50%，而且继续呈上涨态势，特别是那些国内稀缺的进口商品，如丝绸、红酒、香料、纸张以及各类玻璃制品等。“所有人都因物价上涨而变得苦恼、憔悴。”他写道。
史密斯将恶性通货膨胀的罪过归咎于亨利八世。身为国王，亨利八世挥金如土，生活奢靡，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将皇室拖入债务泥沼。当亨利八世无法再从税收、贷款以及出售修道院土地的方式中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时，他将目光放在货币制造过程的欺诈上，即通过降低钱币含银量来实现货币增发。尽管王室可以减少在白银上的花费，但钱币价值却随之跳水，物价飙升得更高。这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灾难。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中，史密斯疾呼遏制通货膨胀。
此外，史密斯认为另一个危害国家的因素是“圈地运动”。英国所有的开阔土地，例如岛屿上的广阔田园和庄园，历来具有双重属性。通常来说，耕地由地主或者佃农经营，但收割后或者非生产季节，土地面向所有人开放，特别是牧羊人。
对于煞费苦心，希望顶住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害的农场主而言，将部分或全部耕地转为牧场，专供自家牲畜使用的诱惑力极大。因此，农场主会用木栏、石墙、土堆或者篱笆将土地圈围起来，以免他人使用。毛纺织行业对羊毛的需求量极高，而牧羊成本大大低于种植谷物或玉米。伊顿公学校友、诺福克（Norfolk）农场主托马斯·塔瑟（Thomas Tusser）估算，圈地经营的收益是面向所有人开放使用的3倍以上，但此举对当地社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史密斯指出，圈地后，曾经需要雇佣一两百人干的活儿，如今只需地主一人或几个牧羊人就能完成，即便土地种植了农作物或饲养一小群家畜也是如此。但没有就业，整个村庄便会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