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中国”的称谓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
在古老而神秘的青铜器何尊上，出现了“中国”二字。这一重器于20世纪6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计划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其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思是想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在这里统治人民。其实早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很久远的时间——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区，*早的中国已经开始展开她广袤而悠长的画卷了。
“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本书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时间长线，打开了一个扇面，向大家一一讲述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最后辐辏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来，进而解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考古发现的遗迹，尤其是作为大型遗迹的都城遗址，相对于遗物来说，不是那么直观和易于观察，但它正是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载体。如果有人说，从二里头国家（夏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的绝大部分都城是没有外城的，甚至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您相信吗？本书许宏是继《何以中国》之后，从另一个角度对早期中国的解读，同时也是考古学者用自己的方式构建历史、体现考古学家在古史构建中发挥作用的又一力作。如何观察古代都城在先秦时期的时代变迁，如果理解“大都无城”现象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文化内涵，我们跟随考古学家，从本书中寻找答案。
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
礼乐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青铜礼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载体和标志，承载了丰富的精神内涵。许宏在本书中，梳理了中国距今六千多年至三千多年从原始铜合金到红铜、青铜的考古发现，捋清在甲骨文发现之前一千多年青铜技艺发展的脉络，勾画了东亚大陆青铜文明画卷的卷首，追溯“青铜中国”的肇始。
一书尽览中国青铜文明源流。
权威考古学家从考古发现入手，结合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用公众*为熟悉的语言，将读者带回六千年前的中国，一起重走青铜之路。
许宏用全新的视角、全面的视野、详尽的资料、独特的解读，展开青铜在中国落地生根、影响后世的过程；用两百多幅图片，多幅原创表格立体呈现知识点，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书后注释和参考资料丰富，是延展阅读的指南。
作者介绍
许宏 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研究，关注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的考古学研究。 著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和“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丛书。
部分摘录：
大家都曾怎么说 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城，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随着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城、郭布局又有着怎样的变化脉络呢？这正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数代学者孜孜以求、企望得到正解的。
1980年代，历经数十年的探索，学术界对中国古代都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此引述几位著名学者的见解，看看他们如何勾画都城发展的轮廓，尤其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都城特别是先秦到汉代都城制度演变的。
俞伟超：合东周两汉为一大阶段 俞伟超认为，无论从生产力水平还是遗址形态看，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在龙山时代应当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商和西周都城遗址内各种活动区的分散存在、东周至两汉都城的密封式规划、从曹魏邺北城到隋唐两京城的棋盘格形封闭式规划、北宋汴梁至明清北京的开放式街道布局，分别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发展的几个阶段性的形态[6]。
具体而言，他指出商代至西周的都城，属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它们往往没有城墙，或仅宫城有墙，宫殿、宗庙、贵族和平民住地、各种手工业区都分散存在。这种看不到整齐规划的都城布局，是由城乡刚刚分化、王权已经确立而氏族仍然林立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到了春秋时期，以往都城中分散的居民点在某些都城发展成若干分散的小土城；战国时，则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战国时期都城主要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这种密封式城市规划形成的重要原因，是东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以后大大强化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而曹魏至隋唐时期的都城规划，既保留了过去那种封闭式形态，又更严格地按等级贵贱来划分居民区。在具体形式上，森严的、多层的等级观念，会使人们追求方正的格局，再加上《考工记·匠人》设计思想的传统影响，导致一种对称均匀的、有中轴线的城市规划的诞生。
我们注意到，在俞伟超的叙述中，秦至两汉帝国这一重要阶段的都城形态被一带而过，它与东周一起被归为“密封式规划”的第二阶段。在以战国时期都城为例概括了这一阶段的特点后，作者仅提到两汉都城规划的基本特点也差不多，只不过宫殿区更为集中而已。
徐苹芳：秦汉都城是划时代变革 徐苹芳也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后两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明清的划分与俞伟超相同，前两个阶段则为先秦和秦汉。他认为，先秦城市中商和西周时代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而东周时期宫城加郭城“两城制”的城市规划则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7]。
徐苹芳指出，秦汉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以新的面貌出现，它直接反映着从东周到秦汉社会历史的剧变。秦咸阳以宫殿为主，立国短暂，未见筑城遗迹。汉以长安为都，先在秦旧宫上修建长乐宫，同时建未央宫和北宫；惠帝时才围绕各宫修筑长安城。城市中以宫为主是商周以来的传统，沿至两汉。东汉洛阳虽较西汉长安宫苑占地稍小，但以宫殿为主的城市结构仍很突出。
他进而指出，汉长安城废除了东周列国都城的“两城制”，把不同阶层的居民纳入一城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周礼·考工记》所载“左祖右社”之制，与商周以来宫庙一体的制度完全不合。自秦汉以来，都城中以皇帝宫殿为全城规划之中心的设计思想已经确立，这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就城市规划而言，秦咸阳无规划可言。汉长安城是宫殿的组合体，全城如果说有中心的话，便是未央宫，但全城没有一条类似中轴线的设计。至于东汉洛阳，就全城而言，中轴线的设计思想并不明确。
显然，就东周与秦汉城市的关系而言，徐苹芳更为强调秦汉都城的“划时代的变革”。
杨宽：两汉都城无外郭城说 杨宽把中国都城制度发展史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为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为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前一阶段按城郭联结的不同布局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联结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他还提出，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朝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8]。
他认为商代都城全城以东北部为重心，而西周初期的东都成周开创了西面小城连接东面大郭的布局。这种西城东郭的制度，是以西方为上位而东向的“坐西朝东”礼制在都城规划上的反映，后来不但被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被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沿袭下来。
他强调指出，长安城属于内城性质，原为保卫宫室、官署、仓库以及贵族官吏的住宅而建，城内只能容纳小规模的市区。当时长安大规模的市区和居民住宅区，都分布在城外北面和东北面的郭区。早期的郭，只是利用原有山川加以联结用作屏障。西汉长安的北郭显然利用渭水及其堤防作为屏障，东郭利用新开的漕渠及其堤防作为屏障；东汉洛阳乃至北魏洛阳都是利用邙山、洛水、漕渠以及其他沟渠作为外郭的屏障的。
杨宽的观点，在1980年代甫一提出，就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甚至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学术论战。我们随后的话题，也将从针对汉长安城布局形态的这场论辩展开。
刘庆柱：秦汉都城形制滞后说 依刘庆柱的界定，前王国时代的“邦国”还没有都城。随着王国的出现，都城也就产生了，它是王国、帝国的政治中心。“都城”是从“城”发展而来的，“城”又是从史前聚落发展而来的。关于城郭形态的演变，刘庆柱提出了从“单城制”（具有宫城性质）到“双城制”（宫城与郭城）再到“三城制”（宫城、内城或皇城、外郭城）的演化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于史前时代的方国或邦国、夏商周王国时代以及秦汉至明清的帝国时代的社会形态[9]。
针对这种都城与社会发展同步说与实际考古现象不甚符合的情况，刘庆柱又提出了“‘物质文化’相对‘政治文化’变化的‘滞后性’”的观点。他推测，作为“双城制”阶段都城的二里头和殷墟都应有外郭城，或未发现，或已被毁无存，而前者即便不存在外郭城，也只是因为这种“滞后性”。与之类似的是秦咸阳城，作为经历了从王国发展为帝国的同一都城，其布局形制基本保持着战国时代的特点，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它与当时社会形态的变化相比，显现出都城建筑作为“文化”变化上的“滞后性”。而汉长安城作为“大城”或“郭城”，其郭城之中包括宫城的形态，还是属于“双城制”都城，也是这种“滞后性”的表现。而帝国政治中心的都城，直到北魏洛阳城才真正形成了“三城制”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