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大家雅事”丛书旨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进行学术访谈和人生访谈，记录下他们对人生和学术的思考，使得珍贵的学术思想得以传承，并为后辈学者树立起榜样，也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我院40多年来在社会科学界的成果。本书为丛书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周弘自述集，主要讲述其成长经历、求学之路、研究领域以及对学术、对人生的一些感受。
作者介绍
周弘，女，山东曲阜人，中共党员。197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学习，后赴美留学，1985年获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比较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归国，进入欧洲研究所工作。1992年，获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比较历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欧洲福利国家、欧洲社会文化、对外援助。代表作有：《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主要论文有：《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框架》《网络自由化成为希拉里·克林顿对外政策的“新教条”》等。
部分摘录：
我们这一代人 “五十年代生人” 现在微信上常有人转发一些关于“五十年代生人”的说法，我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五十年代生人”。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最为典型也最为幸运的是，我们的人生历程和国家的快速发展高度重合。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不是一般的快速发展，而是几十年跨越几百年的增长、转型和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间出现的一些社会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几十年间逐一显现，这就使我们可以亲身经历并目睹急剧变化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因此，我们获取的知识和对于社会的理解有可能远比从书本中得来的更加真切、更加深刻。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初，受到革命胜利的影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奉献国家的进步怀抱理想。这些信心和理想成就了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特有的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和积极进取的思维方式。在学生们面前，我戏称自己是一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中国总有一些先进人物是要起先锋带头作用的，我愿意与这样的人物为伍，与时代同行，随社会进步。
从整体上讲，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生活是“每况愈上”的，虽然在“上”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反复、低谷和挫折，各种各样的“牺牲”也在所难免，但是回首望去，我们所亲身经历和目睹的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早年的想象。
我的父母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我本人出生于巴基斯坦，和我同年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出生的还有几个女孩子，我们的照片被称为“四丑图”（后来大人们改口叫“四美图”）。我们的幼年生活其实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优渥。为了父母工作的需要，也是因为国家外汇的短缺，我们这些在海外中国大使馆出生的孩子不可能在父母身边成长。父母从海外休假回家，被子女误叫作“叔叔、阿姨”是常有的事。我在不到一周岁的时候就被送回国，开始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的集体生活。我们的物质条件并不比别的孩子充盈优厚。父母领取双工资，但是除了我们的基本生活费，其余大都交了党费。奶奶负责我们的生活开支，每年会给我做一身新衣服，过节的时候穿，之后就传给弟弟。有一次弟弟对着奶奶大闹，我才知道他不愿意穿我剩下的女式衣服和方口布鞋。此后，我自愿穿男式衣服，穿小了就给弟弟。此后一生我对于穿着都不大在意。有时我穿着不知道哪里来的大襟儿衣服上学，惹得同学们耻笑我，给我起外号，我也并不在乎。对于我们这些很少见到父母的外交官子女来说，“家”的概念很晚才形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却早就培养出来了。
我在国内幼儿园时期都是全托，不仅平时不回家，就连周末多数时候也是在幼儿园里度过的，也就是“群养”长大的。因为很少接触到大人，所以我说话很晚，小时候常常感觉语言表达有困难。因为是集体生活，所以分享的观念很强。奶奶告诉我，她每次去幼儿园看我，都要带上不少于5份的糖果，分给小朋友们，否则我一粒糖果也不会接受。
我上过三所小学。第一所小学在现今的王府井东堂，因为母亲当时在良乡下放，所以我放学后就回奶奶家。那个时候的记忆大都和饿肚子有关。当时小学生一日三餐是在学校包饭，记得有一次男生抢吃了我的晚饭，我回到家，看见奶奶和堂兄正在喝稀饭，就坐在那里看了半天。奶奶问我吃过了没有，我咽了咽唾沫说吃过了，说完就走了出去，在胡同里晃了许久才回家。但是如果男生抢了别的女生的份饭，我就会不依不饶，带着女生去和男生打架。我好打抱不平当时是出了名的，一直到上了大学，都还更像是男孩子。因为缺少家长管教，学着男生上房上树也是有的。
到了1962年，母亲要随父亲去非洲的坦桑尼亚常驻，就把我送进了住宿的芳草地小学。在芳草地小学时间不长，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印象。四十年后，同学们有一次聚会，大家一起攻击我，说我当时特别厉害，看到饭桌上有掉的米粒，就用口水在桌上画了个“井”字，让每个人把跟前方框里的米粒捡起来吃掉，不许浪费，大家被这个新来的孩子唬住了，居然就一个个乖乖地把自己掉的米粒捡起来吃了。我是一点也不记得这些事情了，只是记得我不太习惯芳草地小学的环境和氛围，觉得有些同学有点骄娇二气。我还记得，去学校的公交车站和学校大门之间有一大片坟地，因为害怕，我每周日下午天还亮着就带着干粮返校了。其他同学都要到掌灯时分由家长送去，而我就一个人像游魂一样，踩着夕阳下自己长长的影子，在操场上溜达着唱歌。过了不久，我自己张罗着转到北京小学去了，那里也接收住宿学生。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过地下党，是北京市城工部刘仁的部下，若不是因为遭到国民党通缉到了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就应当在北京市委工作。父母都不在国内的孩子，既可以进外交部系统的芳草地小学，也可以进北京市系统的北京小学。父母在国外并不知道我才不到十岁就这么自立了，给自己办了全套转学手续。
在北京小学我如鱼得水，那里有一个很大很明亮的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小说，同学们课余不是比着读书，就是排队打乒乓球。我也排在打乒乓球的队里，一边排队一边看小说，排到了就让给别人，自己接着看小说，所以球打得不好。北京小学的伙食远不如芳草地小学，不过管理井然有序，不像王府井小学，总有男生抢女生的饭吃。北京小学还有一位让我感到温暖的语文老师——孙德勤老师。我记得她请我和另外一个周末不回家的同学到她家里吃饺子，觉得她像妈妈一样。小学毕业时，她指导班上成绩最好的三名同学分别报考北京四中、师大女附中和一零一中学，结果我们三人都如愿以偿，我上的是一零一中学。
在北京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来了一位身穿天蓝色皮夹克的叔叔，说是要给我和弟弟照张照片，带给远在国外的父母。我和弟弟认为他有可能是“特务”，所以商量好了，在他按下快门的一刻，同时做了鬼脸。
我的妈妈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她自己出身于教育世家，外祖父和舅舅、大姨都是中小学老师，外祖父早年与李大钊先生有书信来往，至今被家族后代珍藏。妈妈也当过外交学院的哲学教员。妈妈对我的教育当时都是反常规的，也就是很革命的。幼儿园时期，她回国探亲，我给她表演《小燕子》，她却要教我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当时觉得很难学，唱惯了觉得很好听。后来，我每每难过伤心时，就自己哼唱一会儿《革命人永远是年轻》[1]，心情还就真的好了。我刚离开全托的幼儿园进入小学，她就要我洗自己的衣服，给家里人煮粥、洗碗，培养我的劳动意识和能力。我家住的房子水房在户外，到了冬天水房里结满了冰，我不知道打碎过多少碗，最后真就成了家里专职的洗衣工和洗碗工。妈妈还曾经要求我到街上去捡煤球，不是因为家里缺，而是要我和街道上其他孩子打成一片，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朋友都是胡同里的孩子。只要妈妈在北京，我们周末一定会去爬山或者划船，剩余的时间主要是做家务。我不记得她催问过我作业，她似乎从来都不参加我的家长会。因为我记得每次都是我给自己开家长会。她还对我说，希望我长大以后做些好事和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