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北宋文人和北宋文学，有其鲜明的特点。王水照先生《北宋三大文人集团》，通过分析钱幕僚佐集团、欧门进士集团、苏门学士集团，这三个时间上前后相继、人员上传薪接脉的文人集团的构成、群体特点、文学活动，为人们展现了北宋的社会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长、演变的主要线索，以及北宋诗歌、散文、歌词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作者介绍
王水照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知名学者。长期深耕宋代文学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是宋代文学研究的引领者、掌舵人。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卓著成绩。努力提出并解决“真问题”与“新问题”，不求“宏大叙事”与“庞大体系”，但所着重阐明的“宋型文化”、“文学群体”、“文化性格”、“破体为文”以及“中唐——北宋枢纽论“等命题，已产生较广泛的学术影响。
部分摘录：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特征 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学群体，在我国从魏晋时代起，开始大量涌现，文人们文酒诗会的雅集也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1]。汉魏之际，曹操父子广招文士，“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2]，并有邺宫西园之会，史有“建安七子”之称。西晋时，“权过人主”的贾谧门下有“二十四友”[3]，石崇有“金谷之会”[4]，东晋时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集[5]，晋末谢家子弟的乌衣之游[6]，以及宋谢灵运“四友”的会稽之游[7]，齐萧子良幕下的所谓“竟陵八友”与鸡笼山西邸之会等等[8]，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活力和色彩。降及隋唐，仍承响接流，从未间断。
北宋时期，在文化繁荣和成熟的整个背景下，文学领域内也产生了许多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文人群体。曾巩、王安石等江西籍文人是以地缘关系而组成的作家群，孙复、石介、张绩等则以师弟递相传承的学缘关系为中心，二宋（庠、祁）、二尹（源、洙）、二苏（舜元、舜钦）兄弟则以血缘关系而并称于世，西昆体乃是源于馆阁诸臣一时唱和而构成友伴关系的群体，等等。这些文学群体都是以成员之间的文学交往为基础的。至于肇端于北宋、发展于南宋的江西诗派，则是以共同的诗歌风格和诗歌主张为集合点的，成员之间并不都存在交游过从的关系。
在北宋的文学群体中，以天圣时钱惟演的洛阳幕府僚佐集团、嘉祐时欧阳修汴京礼部举子集团、元祐时苏轼汴京“学士”集团的发展层次最高，已带有某种文学社团的性质，对整个北宋文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点有：
一是系列性。以钱惟演、欧阳修、苏轼为领袖或盟主的文学群体，代代相沿，成一系列：前一集团都为后一集团培养了盟主，后一集团的领袖都是前一集团的骨干成员。因而在群体的文学观念、旨趣、风格、习尚等方面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钱惟演幕府僚佐集团中，以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为骨干，谢绛较为年长，俨然是实际上的文学引路人；尹洙的古文写作，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皆早负盛名；然而欧阳修作为“新秀”脱颖而出，终于成为第二代文人集团的领袖。“欧门”中的曾巩、王安石，原是欧阳修“付托斯文”的既定人选，但当苏轼从万山环抱的西蜀来到汴京时，一鸣惊人，使欧阳修欣喜地疾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9]第三代文坛盟主的重任便落在苏轼的肩上。盟主的产生主要是由才能的优化选择的自然结果，甚至前一代盟主的个人亲疏厚薄的意向也不能完全左右，这是文人集团稳固性的一个重要条件。北宋这种具有连续性、系列性的主盟形式，使文学的发展不断获得延续的力量，同时也不断获得新的属性。这在以前是罕见的。比如在唐代，我们也发现过从李华、萧颖士一传梁肃，再传韩愈，又传至李翱、皇甫湜等这一系列，但却是师弟单线的传承关系，犹如一个个圆点的延续成串，并未形成像北宋这种辐射裂变式的、扇形相衔的演化，因而在规模、作用和影响等方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是文学性。魏晋以来的文人群体带有较强的政治性质和文化性质。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中文人集团的成员，大都以幕僚身份而麇集于曹氏门下，聚居邺下时，他们的创作高峰时期已经过去。贾谧的“二十四友”更是他为修纂晋史而罗致的文士，并借以博取时誉，也与这些文士的文学创作并无多少关联[10]。当然，南朝时期的文人集团，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降临、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普遍提高，其文学色彩也日趋浓厚，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发生过显著的作用，但如宋临川王刘义庆、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陈后主陈叔宝等文人群体，其领袖人物大都是皇族贵胄（一般是皇子），文人们不仅依恃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作为活动的凭借，而且其创作也自然不能脱离皇族文化的氛围和规范，具有一望可知的依附性。至于唐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集团，更是“凡分三番递宿于阁下，悉给珍膳，每暇日，访以政事”[11]，优待有加，时人羡称为“登瀛洲”，其政治上网罗人才、参谋咨询的作用也大于文学的爱好和愉悦。中唐时李华、萧颖士直到韩愈的师弟传承系统，实际上也是传道又传文，儒学统序要比文学统序显得更为重要。宋初的古文运动先驱者如柳开、孙复、石介一系，也是传道传文并重，甚或前者压倒后者；但从穆修、苏舜钦兄弟、尹洙兄弟到欧阳修一系开始，却更倾心于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的追求，在某些方面，是南朝文人集团比较浓厚的文采风流的复苏或延续。自然，与以往大多数文人集团相类，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内涵。钱惟演作为幕府文士之主，就是依仗其西京留守的政治地位和政府机构来维持其文学群体的，以满足文士们共同文学活动的物质需要，提供必要的社会闲暇，颇像西方的“寄食制”或“文学沙龙”；“欧门”与当时政治革新运动的内在关联，“苏门”与王氏新学、洛蜀党争的纠葛，亦自不待言。但是，文学性质的日趋加强，毕竟成为三大文人集团越来越突出的特点，尤其在“苏门”中更是闪耀出璀璨绚丽的文学之光。三大文人集团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心和坛坫，其依次发展的趋势，不仅跟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同步行进，而且获得了群体文学的充分成熟，足以成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集中体现和杰出代表。
三是自觉性。北宋文人的文学结盟意识，比起前人来显得更为强烈和自觉，已演成与文人们价值取向稳固相连的、普遍的社会心理。钱惟演之所以对幕府文士礼待优渥，“不撄以吏事”[12]，是出于培养传人的自觉期望。他曾对谢绛、尹洙、欧阳修等人说：“君辈台阁禁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13]这位馆阁学士出身的西昆体代表作家，正以自己的模式企待于后辈，尽管他还没有主要着眼于文学事业的后续承嗣，但“台阁禁从之选”也是广义的“文学”侍从之臣。而欧阳修、苏轼就更明确了。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期间，他经常有意识地挑选后继者。当他初读苏轼的文章时，惊喜地说：“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14]他还以衣钵相授的口吻告诉苏轼：“我老将休，付子斯文。”[15]后还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16]未来的文坛将属于苏轼。苏轼则对苏门中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17]他完全认识到文学结盟对文学整个发展的引导和统率的作用，并期待代代相传，后继有人，保持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后续力。结盟思想在苏轼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在观察其他艺术领域时也常注意及此。如他在《记与君谟论书》中说：“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谦让不肯主盟。”[18]书坛应有蔡襄那样的大家来主盟，才能成就事业。可以说，凡“坛”皆应有盟主，在宋人的意识中已是顺理成章的一种必然了。
文学结盟思想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我们还可用石介的言行作为生动的例证。这位激烈抨击西昆体的健将、欧阳修的同年友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结盟的追求。他首先将前辈学人奉为盟主：或是已逝者，如柳开，在《与君贶学士书》中，他指出“崇仪（柳开）克嗣吏部（韩愈）声烈”，“推为宗主，使主盟于上，以恢张斯文”[19]；在《过魏东郊》诗中凭吊柳开：“死来三十载，荒草盖坟墓。四海无英雄，斯文失宗主。”[20]或是并世健在者，如他的老师孙复以及赵先生。他的《泰山书院记》说：“吏部后三百年，贤人之穷者，又有泰山先生（孙复）。……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拟韩、孟。”[21]在《上孙先生书》中，他更明确声言：“然主斯文，明斯道，宗师固在先生与熙道。”[22]“先生”即孙复，熙道则是石介的同辈士建中。他还热情地描绘过结盟以摧颓风的情景：“使先生（孙复）与熙道为元帅，介与至之（姜潜）、明远（张泂）被甲执锐，摧坚阵，破强敌，佐元戎周旋焉。曹二、任三坐于樽俎之间，介知必克捷矣。然后枭竖子辈首，致于麾下。使斯文也，真如三代、两汉，跨逾李唐万万。使斯道也，廓然直趋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23]他的《上赵先生书》几乎重新幻现这一情景，只是把“主帅”让给了赵先生：“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坏，扶颠持危，当在有道，先生岂得不为乎？……先生如果欲有为，则请先生为吏部，介愿率士建中之徒为李翱、李观。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击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掎之，介等角之；又岂知不能胜兹万百千人之众，革兹百数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为盛，与大汉相视、钜唐同风哉！”[24]但这种笔下的情景似乎没有变成现实，他又到处找寻同辈充任盟主，除了士建中，还有王拱辰等人。王拱辰是他的同榜状元，他写信给王说：“主盟斯文，非状元而谁？”[25]
找来找去，最后找到自己，甚至是自己的弟子张绩。他在《赠张绩禹功》诗中，列举了三代相继的盟主：唐元和时，“卒能霸斯文，昌黎韩夫子”；宋初，则是“卒能霸斯文，河东柳开氏”；宋景祐以后，就是他自己了：“容貌不动人，心胆无有比。不度蹄涔微，直欲触鲸鲤。有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这不是以韩愈、柳开以后第三代盟主自许吗？但他似乎信心不足，“我惭年老大，才力渐衰矣”，于是“卒能霸斯文，吾恐不在己。禹功（张绩）幸勉旃，当仁勿让尔”[26]。把希望放在张绩身上，其实他当时年仅三十六岁，算不得“老大”，也未到“渐衰”之境，只是反映他时不我待的焦躁和急切心理而已。石介梦寐以求“一人主盟、从者云集”的文坛构建的出现，他的《上孙少傅书》《泰山书院记》等文不厌其烦地描述师弟呼应高居坛坫的盛况，几乎到了忘情的地步。他的《寄弟会等》，更直接夸说自己门人之众：“吾门何所喜？子衿青青多。豹、常志古道，佩服卿与轲。平、淑号能赋，其气典以和。枢从吾日久，道德能切磋。泽也齿最少，已有亭亭柯。彰颇通典籍，所立不幺么。淳乎性源浊，今亦为清波。……会汝少俊异，美若玉山禾。……合亦稍纯茂，知不随身矬。……视汝器磊磊，淳、沆皆蚌螺。我有堇山锡，欲铸子太阿。诚能来就学，颖利加铦磨。翘翘数子间，可与肩相摩。”[27]这里，他开列了一个大名单：张豹、李常、刘君平、卢淑、高枢、赵泽、孔彰及其两位侄子孔淳、孔沆，再加上他自己的两位弟弟石会、石合，共十一人。这位倔强劲直的古文家颇有喜偏执、好空想的特点，他的卫道热情和孤单感的交织也使他不免言过其甚，但作为一个典型，却确切而鲜明地反映出当时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或许还可以当作一面放大镜，便能更清晰地照见欧阳修、苏轼等文坛盟主的同类思想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