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45年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向日本全国广播了《终战诏书》，同意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七十余年后，战败文化成了日本集体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谁该为战争负责和谁有罪，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分裂，裂缝之下的是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为什么要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杀戮和牺牲？
在本书中，桥本明子探究了三种互相抵触的战争记忆：“受害者”“施害者”和“英雄记忆”。这种分歧形塑了战后一代人对历史和自身的理解，并影响至今。桥本明子借助民族志、访谈和影像分析，以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再现了日本战败创伤记忆的建构过程：政府、传媒、国家在其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个体沉默、后代沉默、媒体沉默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因由？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解主义，哪条才是面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正确通路？不论个人还是国家，唯有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汲取其中的历史经验，才能超越分歧与创伤，免于重蹈覆辙。
作者介绍
桥本明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学士，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曾在匹兹堡大学任教三十余年，目前任波特兰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与社会学院访问教授、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文化与权力、全球与比较社会学、文化创伤与和国家认同，另著有《世代相传的礼物：日本人与美国人对衰老和社会契约的看法》《想象中的家庭，生活中的家庭：当代日本的文化和亲属关系》《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一个国际经验》等书。
部分摘录：
战败国的文化记忆 我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东京。那时候，每天我从家去小学上学时，都要经过新宿区车站的一条拥挤走道，道路两旁是熙熙攘攘的小商铺和售货亭。这个车站是全市最大的换乘枢纽之一，而那条又长又忙碌的通道，则连接着一条新地铁线和一条郊区线路。大约在60年代初，走道两旁开始每天出现很多被截肢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上穿的棉布军装破烂不堪，很容易让人注意到他们残肢断臂、假眼和毁损的容貌。其中一些人会静静地坐在地上或者一直低着头，纹丝不动，任由行人从身旁匆匆而过，其他人则拿着口琴或手风琴，不熟练地演奏些伤感的曲调。我当时还是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些人来这儿是为了向过路的人乞讨，而他们展示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虽然是孩子，但其实只要四处看看，多留心一点儿，战争的蛛丝马迹还是很容易找到。有时候，它们就近在眼前，一如那些乞讨的老兵；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里人聊天时，有意无意地听到一些悲惨的故事——躲过的空袭、被毁的财产、失踪的亲戚。作为孩子，我们并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的来龙去脉，或者到底该如何理解它，但我们明白，那是大人们经历过的最具毁灭性的一场灾难，曾经发生过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种最初的印象和看法，最终影响了我们对那场战争的理解，将之视为一场“国家创伤”（national trauma）。
事情过去很久之后，国家创伤的记忆何以与文化和社会密切相关？为什么尽管人们有避免回忆起可怕往事、努力向前看的冲动，有关苦难的记忆却历久弥坚？本书想要借由检视日本时至今日的战败文化来探索这些问题。我考察了日本“二战”战败后战争记忆的利害，展示了战败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成为日本国民集体生活中无法抹掉的一部分。我还深入探究了战争记忆的实质，因为战争记忆正是当前东亚地区的争端与不断升级的摩擦——后来被总称为日本的“历史问题”——的根源所在。
战争和战败这类艰难经历的记忆延续下来有诸多原因：国家的前进轨迹或许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日本在1945年放弃主权；集体生活必须从灾难性的国家失败中重生；失败者名誉扫地，背上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后，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窘境。在此过程中，战败方往往要调动崭新和修正后的叙事来解释惨痛的国家失败，悼念亡者、转嫁责任，从耻辱与罪责的重担中恢复正常。[1]为战败方编织一段前后连贯的故事，是一项任务，同时也是一项工程，意在修复一个破碎社会的道德脊梁。而这项岌岌可危的工程，正是日本战败文化的核心所在，是对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痛苦探究。理解这个工程，对于评价日本的选择——民族主义、和平主义，还是“和解主义”（reconciliationism）——以及讨论日本在当下面对的国内外紧张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战败对于日本战后的文化有着深刻、长久而复杂的影响。[2]在1945年投降后，日本丧失了主权，被战胜国占领达七年。在此期间，战胜国几乎对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府到法治，从经济到教育，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1948）曾明确地历数了日本在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控告日本的军事领导层犯有破坏和平罪，而且违反了其他战争公约。与此同时，该法庭及亚洲地区无数其他的战争罪行审判，却忽略了其他很多人可能犯下的罪责，比如军队、官僚、政府、商业人士，以及——这一点颇具争议性——天皇。自此之后，对于谁该为战争负责和谁有罪，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分裂，而在裂缝之下是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为什么要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杀戮、牺牲？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努力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叙事，争论了不同的合理立场，选择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说到底，问题的答案，是由对集体失败、不公和痛苦的个人及政治反应构成的。这类讨论的核心，关切的不只是战争的责任，还有国家归属感、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生者与死者的关系。
日本的战争记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战争与暴行的全球记忆文化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很多动荡、难解的问题依然存在：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领土争议[3]；对战争罪责与战犯纪念（“靖国问题”）的处理[4]；战时强征的劳工、慰安妇和战俘的赔偿与道歉要求。[5]而这些问题之下对混乱历史的矛盾记忆，还激化了日本全国性的争论，即所谓的“历史认识问题”。在战后的70多年中，日本国内非但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更多争端的出现，不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之间的分歧反而进一步加深：强制要求学校使用爱国象征（国旗和国歌）[6]，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教科书和流行文化中对日本暴行（如南京大屠杀）的处理[7]；空袭和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赔偿和医疗保健要求[8]，这些问题持续考验着日本战后身份认同的核心。时至今日，更是在“再军事化”，即修改自1947年以来便维系着国民生活的“和平宪法”这一关键问题上，达到了顶点。
对于难以接受国家创伤这一点，很多国家并不陌生，在遭受灾难性的军事失败后，一个国家的文化会因这类失败的记忆而发生改变，例如“一战”后的德国和土耳其，阿尔及利亚战争后的法国，南北战争后和越南战争后的美国。[9]面对要为死亡、暴力和损失负责的考验，一些国家的反应是将败局已定的战争进行夸张美化，比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方[10]；一些国家将阵亡士兵奉为烈士，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11]；而另一些则选择通过彻底改革，将焦点集中在复苏上，如奥斯曼帝国之后的土耳其。[12]研究表明，遭受过失败或者占领危机的国家，都会通过不懈的努力，企图摆脱这种屈辱或耻辱，只不过实现的途径会有差异。本书以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的著作《战败文化》（The Culture of Defeat）为理论基础，审视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13]
通过研究战败者向战后的一代代人复述其战争记忆的各种方式，我放弃了关注官方政策和讲话这类业已确立的方法，转而在更广义的战后文化中检视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和道德认知的肌理。我通过调查在家庭、大众媒体和学校中流传的战争叙事，评估人们是如何接受创伤、伤亡、内疚感及羞愧感这类艰难的全国性遗留问题的。我主要将关注点放在1985年到2015年，因为在这段时期，战争记忆跨越国界，成了全球性话题。经我分析发现，日本的战争记忆不仅被深深嵌入日常文化当中，还比西方媒体所描绘的“失忆”这种单一、夸张的形象更为多样。我认为，日本不存在“集体性”记忆；相反，多种道德框架下的多种战争与失败记忆同时存在，且争相认为自己才是合理的。我会从政治利益各不相同的社会组织形成的多样创伤叙事中来证明这一点。接着，我会延展这一调查，探究负面记忆如何影响和激发了战后的国家认同。
文化创伤、记忆与国家认同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根据回忆过去的状况不同，集体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14]记忆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不可改变，而是对现实的表达，经过主观构建以符合当前的状况。对记忆控制权的争夺，植根于当下特定情况中的社会、政治、文化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影响。那些关于战争、屠杀、暴行、侵略等大规模的暴力和死亡事件的记忆，只有被人们认为密切关系到他们是谁以及作为那个社会的一员意味着什么时，才会成为后续集体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指示物。一些事件之所以比其他事件更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后来想方设法地把它们变得更重要了，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和所在的社会。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将这个过程称为“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其发生的条件是：“一个集体的成员感到自己遭受了某个骇人事件，这一事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在他们的记忆上打下了永远的烙印，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未来的身份认同。”[15]骇人事件成为集体意识中的重要指示物，并非因为它天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磨灭，而是因为它能生成一种对话结构，逐渐使它在集体生活中正常化。[16]在此过程中，对事件的记忆被赋予了文化相关性，被铭记为一种极其有破坏性、充满问题的集体经历，并与随之而来的所有负面情感一同被纳入集体认同中。[17]
这些顽固的负面情绪，是道德行为最强大的驱动力，对于理解文化创伤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再生这一点至关重要。[18]牢记着负面历史事件的文化，会奋力克服伴随它们的情感和情绪。这类情绪不断被铭刻在记忆中，并被传承给后代。它们包括：修复受损名誉的盼望；在世界眼中重新获得尊重的欲望；哀悼损失、从谴责中恢复过来的愿望；在失败面前寻找意义与尊严的热望；保护家人和亲友不受斥责的希望；将大事化小或者假装其从未发生的渴望。满足这类渴望和希望是一项持续存在的长期项目，不仅是为了重塑记忆，也为了修复一个破损的社会。在这个恢复项目中，记忆被重新调整、生成——为的是弥合伤口、伸张正义、恢复在世界中的道德地位——不过成功程度各异。理解这个修复项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解释清楚文化创伤的持久性、战败文化，以及日本的“历史问题”。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逐渐兴起的“记忆文化”中，铭记国家的历史已变得与当下的生活休戚相关。[19]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述史运动、新建的博物馆与纪念建筑、拨乱反正的政治运动，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这些均证实了一个趋势，那就是铭记过去已成为缔造集体认同感的一种关键实践。[20]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也就是本书关涉的时间段——是日本为了展望未来而重新审视国家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这再次激起了过去那些有关如何阐述国家历史的政治宿怨和旧有争议，而公众的意识也被唤醒，并且至今依然未见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代人——构成了现在80%的人口——以新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加入争论中，在框定国家层面的叙述中扮演起了相应的角色。各代人的不同立场，意味着人们带着更多不同动机来重新框定那场失败战争的历史。与此同时，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又给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种种悬而未决的战争问题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比如激增的对日索赔诉讼和道歉要求[21]、历史教科书中对事件描述的争议。这些及其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愈演愈烈的事件预示了日本的历史问题，后来引发并加剧了日本在当下国际关系中许多令人苦恼的挑战：东亚地区的人民对日本日渐升高的敌意；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愈加激烈的领土争端；朝鲜一直以来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