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知名学者葛承雍、李鸿宾、张帆、蒙曼等联袂推荐！
作者刘三解以一贯的严谨，爬梳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以刘邦的原生家庭切入，深度解析刘邦如何彻底埋葬周秦血统贵族主导的社会，代之以刘氏“家天下”的“新贵”。
《秦砖：大秦帝国兴衰启示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勾勒周秦之变后秦制的完整架 构；而《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则以历史人物为线索，聚焦刘邦、项羽、吕雉、项梁、韩信、魏豹、曹参等人，侧重秦制因何而变，如何变为汉制的描写。
翻开目录，随着作者的文字进入西汉初年的历史情境：“一张汉初军功表，半本历史密码簿”；“吕氏家族到底是不是被刻意遗忘的‘创业合伙人’？ ”；“鸿门宴真正的赢家，一顿饭吃下半个楚国 ”；“为什么项羽选对了所有答案，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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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变”是公认的中华文明“分水岭”，这一长达数百年的巨大变革，一般认为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告一段落，以秦制的全面推行和底定而终结。自此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朝代循环”，直至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终止了这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循环。
《汉瓦》侧重于探索“秦制为什么变为汉制”的答案，也就是“周秦之变”后半段的变化历程。作者通过爬梳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资料，勾勒出一幅秦朝制度完全体的图景，认为后世延续两千年的王朝体制，在秦代仍未成形，而真正开启这个循环的，其实是汉高帝刘邦。本书聚焦于刘邦、项羽、吕雉、项梁、熊心、韩信、魏豹、曹参、周勃、刘恒等大家熟悉的名字，在史书字缝之中，一片一片地复原、审视我们耳熟能详的“汉瓦”。
作者介绍
刘三解，历史研究者，著有《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
部分摘录：
第一节 他是魏人，还是楚人？ 刘邦的先祖，史书中追溯得很远，确切可知的先人，应该始自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士会，也称“范武子”，是“范氏”的始祖，他在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受阻后，曾留居秦地，并留下了一支子孙，称“刘氏”。
不过“刘氏”在秦国并没有涌现出名留青史的人物，反倒在三家分晋后诞生的新霸主魏国的进攻中被掳，移居魏国，又在秦国崛起之后，随魏惠王从旧都安邑迁居大梁。
直至战国末年，为了避秦之围，“刘氏”的一支迁徙到了丰邑，一个地处魏、楚交界的繁盛之地。到了刘邦这一代，更是走出了丰邑，活跃在泗水之滨的沛县，这里，在秦灭六国之前是毫无疑问的“楚地”。
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刘邦的“楚人”身份非常时髦，诸如“用楚爵”“好楚服”“观楚舞”“唱楚歌”之类的证据不胜枚举，但是，“丰，故梁徙也”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汉家天子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国籍”的呢？
在《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条有趣的材料揭晓了答案：
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1]
刘邦在长安设置了祠祝官和女巫，其中包含“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也就是不同地理区域的巫，分别祭祀各路神祇，显而易见的是，“梁巫”地位最高，负责“祠”天、地等，而“荆巫”排位最末。
对于这条记载，《史记集解》中注释道：
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及有灵施化民人，又贵，悉置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祝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也。”[2]
意思就是，这些国别的“巫”，正是刘邦祖先迁徙所在之国：先祖范氏世代在晋国出仕，所以有“晋巫”；范氏支流在秦国为刘氏，所以有“秦巫”；刘氏随着魏国迁都大梁，所以有“梁巫”；后人徙居丰邑，丰邑又属荆地，所以有“荆巫”。整体来看，就是刘邦祖先迁徙的时间顺序。
不过，古代注家并没有解释“梁巫”为何居于首位，毕竟，论仕宦显赫，应以“晋巫”为尊；论分宗得氏，应以“秦巫”为先；论乡情亲厚，应以“荆巫”为重，这个安排，理由何在呢？
答案就是“认同”。
在《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一文中，李祖德考证指出，刘邦祖先自前430年被魏国虏获，移居大梁后，一直到刘邦祖父于前275年因躲避秦国进攻而迁楚国丰邑，前后在大梁生活了155年，此时，距刘邦出生还有19年或28年。[3]
此后，一直到前209年刘邦起兵，其家族在丰邑生活了66年，正因为刘邦家族在丰邑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刘邦葬在丰邑的先人，只有刘邦祖父“丰公”一代，故此，《汉书·高帝纪》中称“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而“坟墓”所在地在先秦时代，有着远比居住地更重要的意义。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4]
鲁国临难时，孔子说，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理由却是：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
鲁国是我们的先人生前、死后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孔子并不是站在“主人翁”的角度来看鲁国，鲁国并不是他的，是鲁君的，他也并非为鲁君挺身而出，而是为了自己与这块土地的“历史羁绊”，为了父母庐墓。
以此言之，追述先祖神灵，以先后排列顺序自无不妥，也就是“晋巫”“秦巫”“梁巫”“荆巫”。
但是，刘邦立为天子之后，他的王朝自成大宗，祖先回溯自当以他本人为起始，远祖所居国的“晋巫”“秦巫”因为年代久远，依“小宗五世而迁”的宗法制度，早已分宗多次，实则与他本人关联不大。
真正在“五世”“五服”的祖宗之列的，实则只有梁地和荆地的先祖。在《汉书·高帝纪》的“赞”中写道：
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5]
也就是说，刘邦在父亲健在、生母客死他乡的情况下，与丰沛之地的“坟墓”关系，最多只有祖父“丰公”一代，以他一人来定义“父母之邦”无疑欠妥。
综上所述，自汉高祖上溯五世祖宗，坟墓多在梁地，荆地只安葬着丰公一代，肯定要以梁地为祖茔，而非荆地，则“博求神灵”推崇“梁巫”，完全顺理成章，而这也导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宗法”意义上的地域归属，刘邦家族更倾向于“梁”，而非“荆”。
相对于首迁的丰公而言，太公和刘邦两代都生在丰邑，对这片土地已经极有感情，见《西京杂记》卷二：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6]
太上皇移居长安，住在深宫内，心情苦闷悲伤。高祖私下向左右侍从询问缘故，得知太上皇平生喜好，都是屠夫商贩、酤酒卖饼、斗鸡蹴鞠等市井生活。现今宫里啥也没有，所以快乐不起来。
于是刘邦营造新丰，迁徙家乡故人来住满这里，太上皇就高兴了。这也是新丰这个地方多市井细民，而少有衣冠显贵子弟的缘故。
除了搬迁人口，刘邦年轻时经常祭祠枌榆之社，等到移来新丰，也原样建立。刘邦营造新丰城邑后，一同迁移了旧社、街巷房屋，所有景色物象全是老样子。丰邑迁来的男女老幼，一起站在路口，各人竟然知道自己的屋子怎么走；把狗羊鸡鸭放于大道上，竟然也认得自己的家。
这种原样复制，满足了太上皇的思乡之情，也满足了他自己的思乡之情，见《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7]
刘邦自述生长于丰邑，难以忘怀，也正因为“爱”，所以对丰邑父老跟随雍齿反叛自己依附魏国的过往切齿痛恨。
而“生长”是和土地挂钩的，所以，刘邦营造新丰，连丰邑的“枌榆社”也搬了过来，“邑”和“社”并立的前提下，才提到了“衢巷栋宇”，也就是街巷房舍的硬件，可见，“邑”和“社”是抽象家乡概念的核心载体，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形而上的。
《礼记·祭法》中说：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8]
对此，郑氏注曰：
大夫以下，谓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9]
可见，按照礼制，大夫、士、庶人都没有资格单独为自家“立社”，要与民聚族而居，且百家以上，才能共同立社，也就是东汉末年的“里社”。
这些都说明，“社”虽然供奉着土地神明，却源于各家“共立”，它因为“人”而存在，具有宗教活动的“公共性”，而与东汉末年的“里社”并不相同，郑玄所见的“里社”经过两汉四百年的改造，已经深受政权的干预，名为“官社”，与之相对的则是“私社”。[10]
枌榆社在先秦周礼时代，只能是“私社”，甚至不能称之为“里社”。
上引《西京杂记》内容说明，刘邦是将枌榆社与丰邑一道搬迁至关中，而枌榆社并不在丰邑中，在丰邑东北十五里，这就出现了矛盾，枌榆社到底是“邑社”，还是“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