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场2020年的记忆争夺战，一部记录当下的现实书。
一系列社会与环境危机不断累积、爆发，让2020年的特殊性被一再凸显。从岁初到年末，《单读》向海内外的作者、合作伙伴以及读者发起广泛征文，收集世界各地关于这一年的记录。最终，来自18个国家、34位创作者的24组纪实作品被汇集于此。《单读25·争夺记忆》在结构上打破了过去按照文体分类的方式，以“世界—自我—附近”三组关键词作线索，让诗歌成为另一条起承转合的线索；封面再做创新，以拼贴和重叠作为对纷乱记忆的表意；正书加别册的出版尝试，将是未来《单读》的新方向。
在闪烁其词和置若罔闻大行其道的如今，持续的记录与反思，是我们的回应。
作者介绍
平湖，本名王哲，新加坡教育部属下中学教师。毕业自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教育戏剧。客居南洋二十年，写作自娱。
王晓璐，媒体工作者，喜欢讲故事但是人多便会怯场，现在学着通过翻译来写作。
丽娜·芒泽尔（Lina Mounzer），作家、译者，现居贝鲁特。她的作品曾发表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1843》（1843）、《文学中心》（Literary Hub）、《无有》（Bidoun），以及《故事：黎巴嫩女性作品选集》（Hikayat： An Anthology of Lebanese Women’s Writing）和《两个星球的故事》（Tales of Two Planets）中。
刘漪，自由译者，有两只猫。
丹尼尔·佩尼奥（Daniel Peña），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手推车奖（Pushcart Prize）获奖作家，现任职休斯敦市中心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Downtown）英语系助理教授。作品发表于《犁头》（Ploughshares）、《沿岸》（Gulf Coast）、《喧哗》（The Rumpus）、《肯扬评论》（The Kenyon Review）、NBC新闻（NBC News）和《卫报》（The Guardian）等杂志和媒体上。他的小说《砰》（Bang）现已出版。他现居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
彭形影，纽约新学院艺术创作硕士。现任建筑照明设计师。兼职泽东电影、澳门文学节、Eugenie Chan戏剧工坊翻译。
吉井忍（Yoshii Shinobu），日籍华语作家，现旅居北京。毕业于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曾在成都留学，法国南部务农，辗转台北、马尼拉、上海等地任经济新闻编辑。现专职写作，著有《四季便当》《东京本屋》，审校有“MUJI轻料理”丛书等。作品亦见于《知日》《读库》《鲤》《南方周末》《城市画报》等媒体。
希瑟·帕里（Heather Parry），现居爱丁堡。作品发表于包括《刺痛的苍蝇》（The Stinging Fly）和《新苏格兰写作 35》（New Writing Scotland 35）在内的书籍和杂志上。目前正在创作她的第二和第三本小说，以及一本短篇小说集。
韩见，转型过猛成了银行职员的前媒体人，正在努力积蓄成为自由人的力量。
李炜，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系，著有《永恒之间》等多本书。
袁秋婷，《上海文学》编辑，青年译者，已出版译著《永恒之间》。另译有诗歌、散文、短篇小说、文学批评，散见于《外国文艺》《书城》《文汇笔会》《新民晚报》等。
玛兹雅·穆罕默达里（Marziya Mohammedali），摄影师、设计师、艺术家、教育家与研究员。她通过充满创意的跨学科的实践方式，记录社会运动和以社会正义为主题的作品。她目前正在攻读艺术活动领域的博士学位。
汉娜·拉维利（Hannah Lavery），诗人、剧作家、演员，经验丰富的工作坊策划人。作品曾发表于《天沟》杂志（Gutter）、《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 Newspaper）和Neu! Reekie!等平台上。
刘宽，波士顿大学新闻硕士，导演，特稿作者。她长期为《人物》、《南方周末》、《端传媒》、T Magazine、ELLE等平台撰稿；纪录片作品曾在UCCA尤伦斯等机构展映。她目前的个人创作集中在探索影像和诗歌的边界。
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美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曾担任《格兰塔》（Granta）编辑，作品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近200个英文出版物上，包括《纽约时报书评》《洛杉矶时报》《卫报》《华尔街日报》等。
林蓓蓓，浙江工业大学讲师。
万杰里 • 加库如（Wanjeri Gakuru），自由记者、散文作家和制片人。作品发表在《过渡杂志》（Transition Magazine）、《非洲报道》（The Africa Report）、《大象》（The Elephant）、《洛杉矶时报》和CNN等杂志和媒体上。
亚当·柯利（Adam Curley），现居墨尔本，作品散见于《月刊》（The Monthly）、《扬起的眉毛》（The Lifted Brow）、《星期六报纸》（The Saturday Paper）、Kill Your Darlings等杂志和媒体上。
印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从文学批评角度发现文学翻译之美。
大卫·索洛伊（David Szalay），1974年出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第二年随父母迁往英国并一直生活在那里。他的第一部小说《伦敦和东南部》（London and the Southeast）为他赢得了贝蒂·特拉斯克和杰弗里·法伯奖（Betty Trask and Geoffrey Faber prizes），接下来的两部小说《无辜者》（The Innocent）和《春》（Spring）广受好评。2016年，他的短篇小说集《那个男人》（All That Man Is）让他入选了当年的布克奖。索洛伊被《格兰塔》列入2013年英国最优秀的20位年轻小说家名单。
余烈，1984年生于湖南，现居广州。长期的阅读者、观察者，写小说，做翻译。小说作品散见于《作家》《西湖》《芙蓉》《山花》等刊物。
顾湘，本科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硕士，作家、画家。著有随笔集《好小猫》《东香纪》《赵桥村》，短篇小说集《为不高兴的欢乐》，长篇小说《西天》《安全出口》等。
安德烈·道（André Dao），作家、编辑、研究者和艺术家。他是“火线背后”（Behind the Wire）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口述历史项目，记录人们在移民拘留期间的经历。他也是获得过沃克利奖（Walkley-award）的播客《信使》（The Messenger）的制作人。
史文轩，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编辑，译者。
张赛，80年代生人，低学历，高眼光，故自封为诗人。被外卖公司封为骑士。最喜欢孩子们的命名：河南老爸书呆子。保持戏谑，保持冷静。
林白，生于广西北流，现居北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著有《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玻璃虫》《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等作品。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影响了两代作家。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首届及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等等重要文学奖项。
简·卡森（Jan Carson），现居贝尔法斯特。目前已出版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马尔科姆的橘子不见了》（Malcolm Orange Disappears）、短篇小说集《孩子的孩子》（Children’s Children）、微小说集《明信片故事集》（Postcard Stories） 等。她现在供职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写作中心，同时也是北爱尔兰Translink铁路公司的巡回作家。
闫晗，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二十世纪英美诗歌）。
许莹玲（Julie Koh），出生于悉尼，父母是马来西亚华裔。毕业于悉尼大学政治与法律专业，毕业几年后专职写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资本失格》（Capital Misfits）与《轻小奇妙事》（Portable Curiosities）。许莹玲也是新加坡独立书店BooksActually年度文学选集《BooksActually的黄金标准》的编辑、讽刺歌剧《主厨争夺战》（Chop Chef）的剧本作者，以及实验文学团体袋鼠乌力波（Kanganoulipo）的创始人之一。
欢乐的戴维琼斯，1987年生人，新闻学专业毕业，目前职业基层小公务员，主业收税，爱好写作。
文珍，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夜的女采摘员》，台版自选集《气味之城》，散文集《三四越界》，诗集《鲸鱼破冰》。历获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山花双年奖、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
巫昂，诗歌、小说、随笔都写，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曾供职《三联生活周刊》，出版有《我不想大张旗鼓地进入你的生命之中》《瓶中人》等书。2015年创立了宿写作中心，现居北京。
战洋，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中国发展及研究中心网络成员。
昆鸟，生于河南，著有诗集《公斯芬克斯》《坏手》。
部分摘录：
疫年双重记 撰文 李炜
译者 袁秋婷
彼时
那几乎是种迷恋。对数字的，以及地点的。除此之外皆无关紧要。仿佛在一场天塌地陷的灾难中，光凭条理和精度，就足以慰藉人心了。
所以政府才会定期发布那些《死亡统计表》，旨在告知百姓，在过去一周的这个或那个区域，又有多少人丧命。
这么做确实有令人萎靡不振的副作用。但印在白纸上的黑字，到底还是比直接目睹那些即将辞世的患者要蔼然可亲千百倍。那些可怜虫，浑身布满皮肤下出血所引致的黑斑，淋巴部位还长出一个个脓包，有些大到跟女人的拳头一样。持续的高烧，往往让他们的精神也跟着错乱。与此同时，嘴唇、鼻子、手指、脚趾还可能发生坏疽。死亡随之而至。但关键还是生前的痛苦，剧烈到连彪形大汉也哭天喊地。
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就记述了一名被绑在床上、以防止他外逃的患者。最终他只好用留在床头柜上的一小截蜡烛脱离苦海。
据说，自焚是最凄惨也最疼痛的死亡方式。不过，与坐以待毙相比，恐怕还算是较为仁慈的选择。在17世纪，几乎没有痊愈希望的黑死病，死亡率高达95%。
此时
或许我得先澄清一件事。
我读过《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不止一次。头两次，我无法理解为何笛福会在书的开头再三引用《死亡统计表》，列出伦敦各个教区的具体死亡人数。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他又时不时地穿插更新的数据。天生似乎就会讲故事的他，应该比谁都清楚，就枯燥乏味而言，这世上没什么堪比统计数据了。
直到第三次拜读，我才终于明白缘由。他这么做，是因为于当时的读者而言，这些数字意味着一切。它们远非细枝末节，而是残酷现实本身。即便只是一串孤零零的数字，也清楚直白地说明了用文字难以表达的事情：瘟疫所造成的伤害。
不正因如此，在面对这场降临在我们自己头上的灾难时，我们也同样不停地播报感染和死亡人数？似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情况的严重性。
彼时
1665年，瘟疫席卷伦敦。在短短18个月内，它收割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考虑到不少居民，包括国王和他的朝臣，早已溜之大吉，真实的死亡率很可能接近百分之四十。换言之，待在伦敦的每五人中，只有三名侥幸活下来。
难怪灵车彻夜丁零作响，不仅在警告那些依然在大街上游荡的少数蠢货赶紧闪开，更是为了提醒待在屋内的百姓，尽快把死去的亲人搬出来。一趟下来，每架灵车都载满了尸体，最终运到一个个教会墓地。
据笛福记载，一名男子跟着一架灵车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他独自一人站在暗处，不停地“用手比画着”，“仿佛深陷痛苦”，偶尔还“发出低沉的呻吟，或撕心裂肺地叹息着”。直到押送灵车的人员——通常称为“抬尸者”——询问他时，才终于得知：
他的确满腹哀伤，因为方才到来的灵车载着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虽然他一个大男人，无法靠痛哭流涕宣泄，但不难看出他悲恸欲绝。他平静地请求抬尸者，让他一个人待会儿，说只要看到尸体入葬，便会离开。于是，他们不再干扰他。可是灵车甫一掉头，把尸体一股脑儿地倾倒进坑里——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以为死者至少会被小心翼翼地放入坑里，虽然后来他也承认这么做不切实际。我想说的是，他刚一看到眼前的景象，便号啕大哭，不能自已……他往后退了两三步，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此时
谁没看过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图片？
一个个身穿宽大到不成形的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背着一台台五颜六色的喷雾器，在一座座空荡荡的广场进行消毒。
一具具从头到脚裹在说不清颜色的防水布里的尸体，被随意放置在任何尚可运用的空间。
一排排新挖好的坟墓，如此井然有序，犹如一幅幅完美的几何图形，想必在铁锹触碰大地之前，城市规划师就已经测绘好了坑与坑之间的距离。
最后这些图片，通常是无人机的航拍图，而且毫无疑问是私人拍摄的。没有一个政府会发布这样的照片：不仅挫伤士气，还可能给民众造成心理阴影。
但我们——我们这些隔了半个地球的旁观者，却着了魔似的盯着它们看。或许因为我们别无选择。面对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敌人，我们只能对着它造成的灾害唉声叹气。
诚然，疫情爆发后没多久，专家就解析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三维结构，做出了各种模型。譬如，一个灰色球体，像月球表面一样坑坑洼洼，上面长满了一颗颗花椰菜般的红芽。可惜对于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这些电脑成像的意义不大。要想真的爱与憎，我们仍需要脸孔。
所以才有如今那些铺天盖地又令人心碎的新闻图片。不说别的，它们起码比一堆干巴巴的数据更能引起共情。而那些数据又被媒体一遍遍地重复着，迟早会麻木我们的神经。哪怕全世界感染和死亡人数早已达到天文数字，现在大家连眼都不眨一下就接受了。
再说，这些数据能有多准确？感染几百个人，甚至成千上万人：没问题，我们可以计算。但数百万，几千万？即便在今日，似乎也有点牵强。这世上依然存在不少连水电都没开通的地方，统计事物时得凭手指点数、嘴巴默念。这些地方岂有可能作出确诊，判断死因？
彼时
要是笛福也一再质疑“死亡统计表”上的数字，确实情有可原：
想想看，谁在那种极端困境中，还能做到万无一失？况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己也染病了——或许就在他们把报告送上去的那一刻，便倒地身亡。我指的是各地区的公务员……虽然那些可怜的家伙甘冒虎口，但面对一场公共灾难，谁也没有免死金牌……
因此，
假如《死亡统计表》上说五千人，我始终相信实际数字一定接近它的两倍；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给出的数据是正确的，或者该说，在我亲眼看见的那种混乱状态下，谁也没条件做出准确的记录。
不无讽刺的是，这些令笛福满腹狐疑的数据，却是如今唯一能够说清伦敦这场瘟疫有多恐怖的证人。
此时
但这只是《瘟疫年纪事》在当下显得格外应景的原因之一。
正是这些数不胜数的相似之处，让我一连好几个月都心绪不宁，无法写作。
彼时
“尽管这段关于瘟疫的历史甚为悲惨，”笛福在继续前，贴心地提醒了读者，“但再怎么揪心痛苦的事情，也得有人讲出。”
他指的自然是当时采取的那项最为极端的举措。不，并不是针对猫狗的屠杀，因为这些动物——家养的也好，流浪的也罢——全被视为黑死病的传播媒介。如此大开杀戒，想必让不少爱宠人士陷入绝望之渊，但笛福并没为此长篇大论。困扰他的，是一桩更惨无人道的事情：封门闭户。但凡有一人感染，全家人就得一起关在家中隔离，包括佣仆在内。
“没错，”笛福承认道，这种做法：
约束了被感染的那些人，否则他们会带病外出，造成各种麻烦和危险，尤其当他们神志不清时。事实上，他们最初也的确这样——直到后来被限制为止。一开始他们是如此明目张胆，穷人会挨家挨户四处上门乞讨，声称自己感染了瘟疫，乞求得到一些包扎伤口的旧布，或任何他们在谵妄状态中想得出来的东西。
虽然笛福明白这种隔离方式极有必要——若没实行的话，“伦敦将会成为这世上最恐怖的地方”——他还是无法接受其中的伦理意蕴。禁闭整户人家，只可能导致健康的成员也被感染，成为“间接伤害”的牺牲品。
况且，如此一来，谁还愿意报告病情？“大家尽可能地隐瞒自己的状况，以免邻居躲避他们或拒绝与他们交流，同时也为了防止当局封锁他们的家门。”
至于那些已经被隔离的人家，每户除了被锁上大门，再漆上一个红色的十字架，门口还坐着轮流值班的“看守”，确保从早到晚房子无人进出。这听起来管用，实际不然。就像笛福记载的那样，大家都想尽办法绕过他们的看守。譬如，引开这些人的注意力，让家人趁机从窗口溜走。就算所有办法都失败了，暴力依然能派上用场。一名看守，笛福听说，就被人用火药炸了个半死不活。
此时
“The publick Go od that justified the private Mischief ”——笛福如此形容当时的强制隔离措施，不妨译成“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这一幕在今日再度上演，只不过被封锁的不再是这里一户，那里一家，而是整座城市。尽管如此，不少人照样有法子瞒天过海，远走高飞。
问题是，正如笛福在书写自己同胞时提到的，许多藐视防疫政策的人都不晓得自己其实已经被感染了。如此一来，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瘟疫带到了哪里。若过去和现在有任何区别的话，那恐怕就是当下这场疫情的致死率并不高。这只让大家行事更加大胆鲁莽。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少百姓甚至公然嘲讽公共卫生措施，不但坚持举办人群密集的活动，还拒绝佩戴口罩。
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累积起来，结果便是一场彻底失控的流行病，蔓延至全球各地。
与此同时，全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继续飙升。
彼时
说到飙升的数字，自然也得提提猛跌的。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更是无法计算：
瘟疫一旦爆发，大家不再抱有希望，明白整座城市即将沦陷——那时……所有在乡下有朋友或房子的市民，都携家带口离开了——那时，你真的会以为这座城市自己长了腿，从城门逃跑了，一个人也没留下——从那一刻起，你便能确定，所有交易买卖——确保生存需求的那些除外——几乎全部停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