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纵观文明人类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思想学术的迻译，对于一种文化的改铸与复兴，往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专业分化越来越细致的当今时代，相关的学术著作生产规模空前庞大，这既为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同时也为遴选具体的作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确定选题原则时，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宗旨是，一定要选择那些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跨学科影响的著作，而避免选择那些视野和方法上过分专业化的著作。 例如，以赛亚•伯林著作的译介，使得两种自由概念在这个个体往往被集体遮蔽的社会里深入人心，宽容与价值多元的理念亦被广泛传播与认同；简•雅各布斯情之所系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令我们不能不回头去深思中国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所得与所失，乃至有“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追问；《学做工》对英国工人阶级子弟“子承父业”现象的文化解析，无疑为我们理解被城乡二元结构所撕扯的农民工子弟群体提供了有力的认知工具和比较平台；《风景与记忆》揭橥自然风景与人类文化相生相成的历史，前所未有的视野，必将唤醒我们去探寻和珍视脚下这片广阔土地所深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 而刘东和彭刚两位先生卓越的学术眼光，也保证了丛书选目的经典性。入选译丛的作品，多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一流学者和思想家的代表性作品，大多为西方高等学府的必读书目，不少已经成为本学科或跨学科的经典。可以肯定地说，丛书中的绝大多数著作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仍将处在我国学术和阅读视野之内。愿这一本本砥砺思想同时又透入经验的精彩之作，能够引领当代中国的阅读风向，进而能够成为公民文化的通识。 本套系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精选第一辑，共计50册。
作者介绍
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借撰写《卡尔•马克思》的契机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5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主要作品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改革时代》（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及《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1964）等。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1959—2015），出生于前苏联列宁格勒，198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斯拉夫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也是传媒艺术家和作家。主要著作有：《引号中的死亡》（1991）、《俄国日常生活神话学》（1994）、《怀旧的未来》（2001）、《尼诺奇卡》（小说，2003）、《外现代》（2017）等。
部分摘录：
第一章 没有上帝的社会 在荷兰……整个国家的文化内核就是无神论。在这里，人们可以（很多人也的确）随时随地反驳上帝的真实存在。人们从各个方面公开质疑宗教信仰……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是世俗化的。揶揄上帝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没有人会因此遭受天谴。社会运行与上帝无涉，并且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我受到的教育要求我必须尊重传说中由上帝设计的那一套体系，然而相比之下，人类发明的这套行政管理体制显得更加稳定、安宁、繁荣和美好。
——阿扬·哈尔西·阿里[27]
如果对上帝的信仰若有若无，出席教堂礼拜的频率极其低下，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明显被弱化和边缘化，这样的社会该是什么情形？如果人们不再祷告，不再关心灵魂的救赎，不再向孩子们灌输对耶稣的强烈信仰，这样一个相对世俗的社会总体状况会如何？因为最近旅居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回答：没有骚乱，没有自私，没有犯罪，社会也没有堕落。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尽管丹麦和瑞典相对世俗化，但是两个国家并不是腐败与无政府状态的堡垒。实际上，正好相反，它们是令人赞叹的和谐社会的典范。
宗教信仰或者信仰的缺失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个观念已得到认可。难以明确地认定世俗主义总是有利于社会，而宗教信仰总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然而，反过来，同样无法佐证这样的观念：世俗主义总是会对社会产生危害，而宗教信仰总是有利于社会。确实，在某些情形下，宗教信仰为建立和谐、繁荣和幸福的社会发挥着强大而积极的作用。当我们思考哪些因素促进了美好社会时17，必须承认宗教信仰可能是一股积极的力量。比如，在美国，宗教理想可以有效地制衡猖獗而泛滥的狂热个人主义。美国的教会是社区的中心，既提供咨询服务，也是日托所。大量的研究表明具有温和信仰的美国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感到幸福，对生活和婚姻感到美满，家庭关系亲密，几乎从不悲观厌世。[28]纵观历史，为孩子们建立学校、创办大学，为病人创立医院，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关爱孤儿和老人，反对压迫，完善法制，维护秩序，发展民主，这些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有时正是深入人心的宗教虔诚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圣经》的依赖。然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宗教也可能并无积极的社会影响。在特定的社会里，宗教往往是紧张局势、暴力、贫穷、压迫、不平等和动乱的主要诱因之一。放眼世界各国，你会发现对上帝的普遍信仰以及深厚的宗教虔诚并不一定能确保实现社会和谐。[29]毕竟，世界上许多最虔信的国家同时也属于最危险、最贫困的国家。相反，在某个国家，人们对上帝信仰的普遍缺失，或者说宗教情结的低落，并不一定是社会毁灭的魔咒。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无宗教信仰的民主国家都属于繁荣和成功的国家。
我要关注的正是上述最后一点，也是本章想确立的论点：世界上一些宗教信仰最淡薄的国家，尤其是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同时也位于最繁荣和成功的国家之列。在这里，我要彻底澄清一点：我并不是主张，宗教情结的低落直接造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令人仰慕的高度社会和谐。有人理所当然地以此作为例证，认为人们对上帝和来世的关注越少，就越注重用理性和世俗的方式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而正是这一点开启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要证明的观点。恰恰相反，我只想冷静地反驳当今甚嚣尘上的断言：没有宗教信仰，社会必将灭亡。
如果你已闻到我的斧头在这里开始砍伐的气息，说明你的嗅觉非常灵敏。我承认我确实觉得，个人有必要对“没有宗教信仰，社会必将灭亡”这一观点进行质疑和明确地反驳。之所以值得质疑是因为，避开它是无用的社会科学不谈，它还经常成为美国一些公众人物和有影响力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高调的政治宣言。这些人物并不能代表，也不能传达美国大多数信徒的心声。但是，他们的声音聚在一起就组成了一曲令人敬畏而且特别高亢的合唱，常常能抵达数百万人的灵魂和思想。比如帕特·罗伯逊，一位成功的电视传教者，美国基督教联盟的创建者，他经常批判世俗主义。罗伯逊公开宣称世俗美国人的存在会慢慢地侵蚀社会的基础，如果学校董事会一意推行违背宗教信仰的世俗学科（secular science）课程，上帝的惩罚必将降临。罗伯逊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宗教信仰，“结局将是暴政”[30]。此外，根据罗伯逊的观点，任何一个接受并容忍同性恋的国家将“遭遇上帝的审判，承受上帝的暴怒”[31]。还有不久之前去世的杰里·福尔韦尔，也是一位成功的电视传教者，“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创建人。福尔韦尔公开宣称，正是那些推行世俗主义的美国人激怒了上帝，才导致了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上帝不该被嘲弄。”福尔韦尔在罗伯逊旗下家喻户晓的辛迪加电视节目《700俱乐部》中宣称：“我坚信那些企图把美国世俗化的无宗教信仰者、非法堕胎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男女同性恋者——我要指着他们的脸说——正是你们的推波助澜才导致了恐怖袭击的发生。”18
“有道理，”帕特·罗伯逊回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最近，基督教保守派传媒专家安·库尔特在她的一本畅销书中写道：如果一个社会不能领会上帝的重要性，它将走向奴役、种族屠杀和暴行[32]；如果达尔文和进化论在一个国家被广泛认可，道德在这里将被抛弃[33]。畅销书作家、家喻户晓的新闻记者和电视名人、保守派基督徒比尔·奥赖利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一个没有充分的信仰和精神追求、未能活在“上帝之下”的社会，终将沦为充满暴力和犯罪的社会[34]，成为不法分子肆意妄为的场所[35]。奥赖利进一步指出，世俗社会必定是脆弱而混乱的，在世俗文化里，人们唯一的信条就是“个人满足”[36]。超级巨星、保守派电台和电视评论员拉什·林博曾经指出：如果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大多数居民不相信自己的行为最终会受到上帝的审判，结局将是“国家的灾难”[37]。保守派权威人士威廉·贝内特曾经说过，与社会弊端博弈，“唯一可靠的应对之策”就是广泛传播宗教信仰；没有了信仰，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就失去了“行之有效的强化美德的最佳方法”[38]。对贝内特而言，信仰是维持“社会生命力”的“基础”[39]。保罗·韦里奇是右翼保守主义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创始人，他曾经指出世俗的人权主义者对社会的“生存本身”造成了威胁。[40]19
但是，传播这种思想的人物并不只有保守的美国基督徒。在牛津大学受过训练的哲学家基思·沃德最近声称，缺失宗教虔信的社会本质上是道德沦丧、没有自由的非理性社会。[41]他声称任何对上帝失去虔诚、毫无宗教信仰的社会，都将是背离道德……和自由，并且最终沦为否认人的尊严的社会。[42]当代哲学教授约翰·D.卡普托曾经宣称，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爱和信仰，人只会是自私的野蛮人，由此暗示由多数无信仰的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毫无爱怜的悲惨世界。[43]
我将在后续的讨论中对罗伯逊、福尔韦尔、库尔特、奥赖利以及其他人的上述言论进行反驳。我要澄清一个观点：在某些社会，宗教观念淡薄不一定导致混乱，实际上它与令人钦佩的社会和谐、繁荣昌盛，以及崇高的道德秩序却密切相关。因为，当我在奥胡斯的小径上骑行时，当我陪同孩子在往返学校的小路上行走时，当我在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欧登塞、戈森堡和锡尔克堡的街道上溜达时，当我在丹麦的海岸边、瑞典的树林里漫步时，当我频繁光顾日德兰半岛的银行、酒吧、烘焙店和书店时，当我在更为广阔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处旅行时，我情不自禁地被那里的社会现实所打动；在那里，宗教的踪迹微乎其微，与此同时社会却非常和谐，运转良好，充满显而易见的理性。
···
“但是朝鲜、曾经的苏联或者世界上第一个官方宣布无神论的阿尔巴尼亚，又是什么情景？毫无疑问，这些漠视宗教的国家难以充当和谐社会的典范。”
每当我开始谈起无宗教信仰与社会的和谐以及繁荣相关时，上述言论就出来反驳我。这一言论似乎符合逻辑，因此，有必要作一番详细的回应。
从阿尔巴尼亚开始，我来谈一谈我的观点。
1960年代后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宣布宗教违法，声明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他禁止阿尔巴尼亚人民给孩子起教名，下令拆毁教堂和清真寺，宣布《古兰经》《圣经》以及宗教圣像为违禁品。任何携带上述物品的人，一旦被抓获将面临牢狱之灾。像大多数法西斯领导人一样，霍查是极其愚蠢的偏执狂。他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都是灾难性的。在他的一手操纵下，他通过高压统治以及让百姓忍饥挨饿、腐化堕落等手段毁掉了他的国家。霍查死于1985年，从此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不再遭受他邪恶的践踏，但是这个国家目前非常贫穷，公共建设一团糟，社会和谐程度低下。说到没有上帝的社会，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图景。20
朝鲜的情形与之相差无几。它是当今世界上最不自由、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与发生在阿尔巴尼亚的事件类似，在朝鲜，宗教受到严重的打压，唯一得到真正认可和合法的“宗教”崇信对象是统治者金正日。曾经的苏联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它对宗教充满敌意，在国民中间企图把无神论提到比信仰更高的位置。苏联以镇压、妄想和非正义的手段掀起恐怖运动，最终导致社会陷入可怕的悲惨境地。
基于以上这些看似反宗教和非宗教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朝鲜和曾经的苏联——人们很容易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即每当宗教信仰遭遇践踏，被无神论或者国家世俗主义替代时，这个社会的结局将是可怕的：贪腐、不平等、贫困、自杀、不公正，以及一大堆其他的社会方面、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弊端将接踵而至。总而言之，完全可以说任何国家一旦背离了上帝，都将自食其果。
不能这么轻易下结论。
所有这些所谓的“无神”国家，还存在一些其他的起着重要作用的共性。在案例中的每一个国家，宗教并不是经历了几代人的自然更替后，被它们的人民自身抛弃的。废除宗教是凶悍的独裁者颁布的法令，他们把无神论强制灌输给主观上不情愿、客观上毫无自由的人民。恩维尔·霍查为了支持无神论，禁止宗教崇信，这并不意味着他成功地扭转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心中的信仰和思想。实际上，在阿尔巴尼亚，尽管经历了几十年官方宣称的无神论，对上帝的崇信从未被阿尔巴尼亚人民自己摒弃。最新调查发现，当今90%的阿尔巴尼亚人信仰上帝。[44]在霍查掌权期间，他们把圣书隐藏起来，为了免遭逮捕，假装成无神论者。然而，他们内心对上帝的信仰是牢不可破的。苏联的情形大抵相同。来自苏联占领区的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在数十年间一直屈服于强加的世俗主义，但是今日我们发现人民心中对上帝的信仰之火没有被完全扑灭，在许多脱胎于苏联的国家里，人民的信仰之火甚至更加炽热。[45]例如，目前有96%的罗马尼亚人、摩尔多瓦人，还有93%的格鲁吉亚人和87%的立陶宛人声称信仰上帝。[46]21
至于朝鲜，非常不幸，我们甚至无法了解那里的民意，因为当政的是极权主义政权，不允许社会科学家进行自由的调查研究。
当我们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观察任何一个国家时，我们的讨论就会引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它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当宗教遭遇独裁压制时——也就是说，当一个非选举产生的政治小集团或者个别极权主义者操控着国家，试图强制消除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时——这样的国家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宗教虚无。对待这种由政府强制推行的无神论，我们应该称之为“高压”或“强制”的无神论，不能认定人民自己真正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
为了寻找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能够验证的宗教氛围薄弱的社会——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人民坦承不太崇信上帝，不常去教堂做礼拜，不太关心宗教和神学事务——我们必须调研自由、开放、民主的国家，在那里无神论不会在政权的胁迫下强制灌输给不愿接受的人民。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人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遗忘了他们的《圣经》，不再去教堂做礼拜，不再向耶稣祷告，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定这样的世俗化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民出于自身意愿不再信教。更准确地说，这样的国家才是宗教气氛真正淡薄的国家。我们只有研究这样的国家才能确立以下事实：非宗教国家不是贫困的堡垒，而是恰恰相反。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