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跨越百年，数次再版、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材料之翔实无出其右 古典学脉络一书尽览
全面系统阐述前6世纪至中古末期古典学术发展历程
细数古典学术发展流变，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
详赡渊博，总录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
《西方古典学术史》是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重要的著作，全书共三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古典学术的发展历程，细数希腊罗马学术发展流变，涉及各时期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见长，著述极为详赡渊博，可看作对以往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的总录。
本书为第二卷，所讲述的古典学术史由文艺复兴起，至18世纪。全书首先以意大利为中心，讲述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罗马著作的研究，接着16，17，18世纪各为一章，每章分国别讲述古典学术史。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地区，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德国，均有详细的论述。
作者介绍
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英国古典学者，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导师，剑桥大学校方发言人，不列颠学会会员。曾获都柏林（三一学院）、爱丁堡、雅典、牛津几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终身荣誉发言人”的称号，被希腊最高荣誉级别组织“救世主勋章团”授予司令官徽章。1911年获爵士头衔。
主要著作有《西方古典学术史》《西方古典学术简史》《复活节希腊游记》《哈佛讲演录：学术复兴》等，与人合编有《古典名物词典》《希腊研究手册》等。
部分摘录：
第一章 引论。彼特拉克与薄伽丘【1】 彼特拉克降生之后的六个世纪，学术史分四个阶段，可以各阶段中占首席地位的国家命名，即（1）意大利时期；（2）法国时期；（3）英国与荷兰时期；（4）日耳曼时期。
第一阶段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包含自1321年但丁去世至1521年利奥十世去世的两个世纪，终止于1527年罗马之兵劫。其开端始自彼特拉克（1304—1374年），结束终于伊拉斯谟（1466—1536年）一代登场。这是人文主义者的时代，其主要宗旨在于摹仿并重建古典时代的文化风格与生活模式。
第二阶段是法国时期，主要体现在对古典学术文化的多方面认知上，这尤其得益于勤奋博学，而不是对古典语言形式的某种狂热崇拜。此阶段始于法兰西广学院【译按，Collège de France的历史远早于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或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或译作“法兰西公学院”，但“公学”易生歧义，故改称“广”】的设立，这是1530年在布戴乌斯Budaeus【译按，即纪尧姆·比戴Guillaume Budé】的倡导下由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所创办的。此阶段结束于17世纪末。这是法国与尼德兰地区博学鸿儒辈出的时代。最显赫的人名，有斯卡利杰尔Scaliger（1540—1609年）、卡索邦Casaubon（1559—1614年）、利普修斯Lipsius（1547—1606年）、撒耳马修斯Salmasius（1588—1653年）等。此诸人中，卡索邦在英国终其余生，而斯卡利杰尔生命中的最后16年光阴皆掷于莱顿，此处也是利普修斯和撒耳马修斯度过学术生涯的主要场所之一。
第三阶段为英国与荷兰时期，始于17世纪末本特利Bentley（1662—1742年）的登场。荷兰的代表人物，则是与本特利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赫姆斯特赫伊斯Hemsterhuys（1685—1766年），【2】他比本特利年轻些，两人有书札来往，另一代表人物是赫姆斯特赫伊斯著名的弟子鲁恩肯Ruhnken（1723—1798年）。这是文史及文词之考证的时代。本特利自1691至1742年的半世纪文学活动，便代表着这两方面的成就，而在1782—1803年的20年里，文词的考订成为珀尔森Porson（1759—1808年）专美的擅场，在他出生那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us Wolf（1759—1824年）也降临人间。
第四阶段即日耳曼时期，以沃尔夫为发端，其著名的《荷马史诗绪论》问世于1795年。沃尔夫创立了学术研究体系化或谓百科全书式的范型，体现于Alterthumswissenschaft这个涵义丰富的术语上。沃尔夫学问传统的合格继承者，是他杰出的门生柏克Boeckh（1785—1867年），此人系历史与古物研究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该学派与赫尔曼Hermann（1772—1848年）的考辨与语法学派分庭抗礼。在此最末阶段中，日耳曼一直是列国当中成就最多者，不过，学术因其自身的特性，正变得越来越具国际性和普世意义。在国家间的接力赛跑中，学术之光由意大利传至法国、英国，传至尼德兰与日耳曼，传至斯堪的纳维亚，甚而跨海越洋，传至彼岸的国度。
文艺复兴的时代，乃是古代世界向现代转变的时期。一位富于雄辩的作家描述文艺复兴为“世界与人的发现”(1)；另一位作家，认为文艺复兴产生了“对才智和想象自身的热爱”(2)；还有一位，则将之视为西欧诸国在思想与生活方式上由中古转向现代的一场运动(3)。有一位英国人，即奥顿的主教墨德温Modoin，在赞颂查理大帝治下的学术复兴时，以一行师法罗马诗人的诗句，【3】第一次联系到重生这一隐喻：“aurea Roma iterum renovata renascitur orbi”【更新的黄金罗马重生于世间】(4)。古意大利语的rinascita【译按，原义是基督教所言之重生，见《约翰福音》，3：3】一词，可能是由瓦萨理Vasari首先应用于艺术方面(5)。现代意大利语Rinascimento，则不过是法语Renaissance的翻译，这个法文词汇早在1708年即出现于菲勒蒂埃氏Furetière【译按，指安托万·菲勒蒂埃Antoine Furetière（1619—1688年），他编纂的辞书，在其身后得到多次修订】之法语辞书中(6)，但直到1762年方得到法兰西学院的认可(7)。我们的同胞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卒于1759年）(8)和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卒于1800年）(9)，尝计划撰写“学术”或“文学”之“复兴”史，但未能完成。此二氏俱将其灵感追溯至利奥十世的时代。同样，法国人巴特莱缪Barthélemy神父在1755年旅居意大利时，称利奥之时代为“la naissance d’un nouveau genre humain”【新人类之出生】(10)。然而后来人们认识到，我们要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始点追溯至彼特拉克，其人之卒年在1374年——比利奥的出生年早整整一个世纪。
在自但丁去世直到利奥十世去世间的足足两个世纪中，意大利的学术复兴差不多得以完成。在梅第奇家族的这第一位教皇作古之时，人文主义在意大利业已大盛。而当佛罗伦萨的那位流亡诗人在拉文纳去世时，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还只是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一位青年学生。不过，那时他已经着迷于西塞罗和维吉尔的文风。他父亲彼得罗Pietro或作彼得拉科Petracco，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公证员，为其子命名为Francesco di Petracco。彼特拉克为求音声谐悦，或是出于对拉丁式人名的喜好，遂更为Fancesco或Franciscus Petrarca。他出生于流亡途中的阿雷佐，【4】八岁时被带至阿维尼翁——此处在“巴比伦之囚”的70余年中乃是教廷驻地，几近对应于他生平的70年（1304—1374年）。他受学之地主要在蒙彼利埃和博洛尼亚，其后在沃克吕兹隐居了16年。早年在法国和日耳曼游历，此后多次访问罗马，在那里，彼特拉克作为拉丁而非意大利诗人的能力受到认可，在1341年于卡皮托Capitol山得封桂冠。尽管他对帕尔马、维罗纳和维琴察颇为熟悉，却很少访谒佛罗伦萨。他在米兰客居八载，在威尼斯和帕多瓦也居留有时，在距后者南方12英里处的阿夸Arquà的静谧村庄度过了他平生的最后四年。他致信后人，自言有浅暗相宜的明亮肤色，以及热情的双眸，多年以来不需借助眼镜即可明察秋毫(11)。关于他的若干肖像，最为可信的，可能是存于巴黎所藏一部《名人传》钞本的那张，是帕多瓦的一位密友在他逝世五年后所作(12)。
彼特拉克深知自己身处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过渡时代(13)。当他决计要攀登旺度山Mont Ventoux之高峰时，便展现出自己的现代精神，而当他一旦登至峰顶，就被自己誊抄的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所感染，换作一副中古的心肠(14)。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公允地推许为“第一位现代人”(15)。在崭新的时代，彼特拉克最早意识到古典文学的至关重要性，对之充满热情，又不失睿智与批评的眼光，他将古典文学视为自我修养的途径、人类才能最高水平的体现。他的拉丁文风绝非古代范本下亦步亦趋的仿制。其散文主要受西塞罗哲学著作和塞内加道德书简的影响。其诗歌虽取法维吉尔，【5】却深谙领会古代诗人风神之重要，并不挪用其现成的文辞(16)。彼特拉克不仅搜辑古典文学的钞本，也收藏古币和碑铭，见罗马之墟址遗迹便生发出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志趣来。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他将古典研究视作基督教之婢女，以为两者并不相悖。
彼特拉克的思想主要由对拉丁经典作品的研究熔铸而成，他着迷于其形式的完美。年纪尚幼时，他便能辨识拉丁诗文的音声。就学于蒙彼利埃时，他花了不少功夫精读所喜爱的拉丁作家，荒废了本该从事的法律学习，这时父亲突然现身，抄出其子藏匿的宝贝，扔入火中。儿子大恸中失声痛哭，软化了父亲的心，遂从火焰中夺回仅存的两卷，一是维吉尔的著作副本，一是西塞罗的一部“修辞学”(17)。西塞罗与维吉尔乃是学术复兴必备的教科书。彼特拉克在一首诗中称此二人为自己言谈的“双目”(18)。甚至暮年时的他对于中古时期《埃涅阿斯纪》之寓意传统依然念念不忘；但是，与维吉尔的中古追慕者不同，彼特拉克未将此拉丁诗人列作神秘玄远、超逸尘俗之品；反而将之视为一位友人，甚或可以坦直到对之加以批评。他在《私人书信集》中征引了维吉尔约120次；他精心注释的副本，现存于安布罗斯图书馆(19)；在他的影响下，《埃涅阿斯纪》被后世接受为独一无二的史诗之典范。他自己的《阿非利加》Africa，也是取法于此。
从彼特拉克对贺拉斯抒情诗作的欣赏来看，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古的观念。中古人士摘引贺拉斯著作，出自抒情诗的不足五分之一，其余尽是来自其六音步诗歌(20)；【6】而这一失衡，幸得彼特拉克矫正，他于两方的引述可谓旗鼓相当。他钞录贺拉斯的副本，今存于洛伦佐图书馆中(21)。奥维德于他的品味而言则显得过于琐细轻浮了(22)。他也精熟于卢坎、斯塔提乌斯和克劳狄安的史诗，以及珀息乌斯、玉万纳尔和马提阿尔的著作，对于奥索尼乌斯也有所涉猎(23)。彼时得见天日的普劳图斯戏剧仅有八部，彼特拉克引述过其中的两部(24)，还概述过另外一部的大意(25)，以证明作者在描写人物方面的才具。他熟稔泰伦斯的喜剧和塞内加的悲剧，但很少提及卡图卢斯(26)和普罗珀提乌斯(27)，对于提布卢斯的了解显然只限于摘要(28)。他所有关于卢克莱修的引文，一望即知是取自马克罗比乌斯的转述(29)。
少年时期的彼特拉克即沉湎于对西塞罗的研读，尽管他尚不能全然领会其义理，却被那不可思议的音声之和谐所吸引(30)。及至桑榆之年，他感叹道：“此神品也，其雄浑之气，绝无伦比。”(31)维吉尔本是中古时期最受欢迎的作家，而由于彼特拉克的影响，西塞罗得以在此学术复兴之时重占鳌头(32)。彼特拉克熟读了当时存世的所有西塞罗哲学著作，通晓其主要修辞学著作的多个版本，也读过不少他的演说词作品(33)。
彼特拉克一直渴求西塞罗的那些佚作。在旅居异国之时，一旦远远瞥见有什么地处僻远的修道院，便匆忙赶去，企望在那里有所发现(34)。1333年，【7】他首度体验有所斩获的乐趣，在列日得到了西塞罗两部演说词的钞本。他与同伴迅速地各自誊录了一部副本(35)。他本人所誊录的那部，可确定即《为阿齐亚斯而辩》(36)。而更大的快乐尚在将来等着他。西塞罗的书信集亡佚已久；而在1345年，彼特拉克于维罗纳得到一部钞本，包括了全部的致阿提库斯书与致昆图斯书，以及西塞罗与布鲁图斯的往来书信。他立即抄写出了全书，但这个誊录本不幸丢失了。其副本保存在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图书馆(37)，长期以来被当成是出自彼特拉克之手，但实际上问世于彼特拉克身后第八年，乃是为佛罗伦萨的拉丁文书专员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所制，此人成为近世拥有西塞罗两大书信集的第一人。彼特拉克全然不知西塞罗的《私人书简集》。他发现《致阿提库斯》后不久，便拟寄书信，写给西塞罗告知这一消息(38)。这是彼特拉克致已故作家的第一封信，后续之作（包括致西塞罗的第二封信）还有写给荷马、维吉尔、贺拉斯、李维、塞内加以及昆体良的。
在发现西塞罗的书信集之前，彼特拉克已经根据西塞罗的哲学著作形成了自家的文风；在发现这些书信之后，他更是将之立为楷模，并在《私人书信集》Epistolae de Rebus Familiaribus的前言中(39)，宣称较乎塞内加而言他更愿意追随西塞罗。不过，就在这些书信中，他引述塞内加多达60处，这绝不是他熟稔此作家的唯一证据(40)。彼特拉克喜爱的罗马史家是李维，对于第二个十卷的失落他深感遗憾(41)。在写给李维本人的信中，彼特拉克如此呼告：O si mihi totus contingeres【呜呼，公感荡我之深彻也】(42)。【8】他熟悉恺撒、萨鲁斯特、查士丁、苏维托尼乌斯、弗罗鲁斯、科耳修斯、《皇史六家》、瓦勒留·马克西姆斯、维哲修斯、弗隆提努斯以及俄若修斯，却对于奈波斯和塔西佗全然陌生。他仅存有一部昆体良著作未尽良善的副本(43)。令人遗憾的是，彼特拉克未见过小普林尼的书信，不过他有幸拥有了老普林尼的百科全书著作。他的钞本今天收藏在巴黎图书馆(44)，在描述索尔格Sorgue河之水源的章节页边(45)，彼特拉克凭记忆描绘了一小幅沃克吕兹山谷风光的娟秀速写(46)。
在西塞罗的影响下(47)，彼特拉克被引导着相信拉丁文学远胜过希腊文学(48)；可他并不通晓希腊语。第一次学习机会出现在1339年，卡拉布里亚的瑟米纳剌Seminara有一位僧侣巴兰Barlaam，以使节身份从君士坦丁堡来至阿维尼翁。此人复在1342年被派往西方，因此彼特拉克尝试学习这门语言的时间当在此期间(49)。不过在他大方地推荐这位老师去南部意大利充任主教职务时，他只学会了读写大写字母而已。另一位使节尼古劳斯·锡哲罗斯Nicolaus Sigeros，约在1350年访问西方，在1354年前后，他送给彼特拉克一部荷马著作的钞本手稿。对于彼特拉克而言，此稿乃是一部封禁之书，然而每取之把玩观览，仍能感到欣悦。他甚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荷马本人(50)，还要求东方友人再给他寄来赫西俄德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副本(51)。除了拥有一部《伊利亚特》前四卷的译本(52)，他还在1369年获得了荷马史诗全译本的一部誊录本，译者是巴兰的一名学生，名为利昂提乌斯·庇拉图斯Leontius Pilatus，1363年他在威尼斯居停三个月，得到了彼特拉克的接待(53)。【9】尽管这部译本的粗疏导致彼特拉克对于那位古希腊诗人的热情有所减退，但他后来的著作证明他对其中的篇章是下过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