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加剧了社会撕裂、政治纷争、经济衰退，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焦虑情绪。不同政治理念、治理框架和社会文化心理以及相应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之间的比较、分析和反思充斥各大媒体和学术、政策期刊。然而，值此全人类共同面临大危机之际，我们是否应该更深层次地审视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形成和助推这种生存状态的理念与制度。鉴于此，中外哲学家都呼吁来一场“形而上学大流行”，以唤起人类对自身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反思，“让思想获得集体免疫”。
针对当下人类面临的困境，本书的作者试图回到哲学原点，重新反思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人的本质、人与其他存在形式的关系、高科技之于人类的意义等。
托比·李思深刻认识到微生物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提出我们并非生活在人类世，而是一直生活在微生物世。白书农认为，疫情为人类反思以往的“神本”“人本”文化提供了机缘，人类意识是时候转向对一般生命系统演化规律的探索，并塑造“生本”的思想体系。张祥龙认为，疫情给高歌猛进的高科技狂热打了一针镇静剂，或许“适生”科技才能给人带来长久的安康幸福。宋冰则从中国古老的“生生”观中寻求灵感，结合近年来引发热议的“共生”思想，探索人类与其他存在形式的联系。赵汀阳认为，我们需要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无情”反思，从更高的维度重新思考深层哲学概念，他提出苦难问题可能是“形而上学大流行”的一个更好的选择。王蓉蓉和沃思则分别认为，疫情是“道”的时刻，是体悟疫情“病毒经”的时刻。
我们必须走出人类意识上的“错位”，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同时，我们亟须进行思想转向和“升维”，重新思考幸福、痛苦、自由、生死等我们习以为常的理念和生命实践，寻找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困境与烦恼的方法和路径。
作者介绍
编著：宋冰，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于2020年编著《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一书。曾长期从事国际证券法与投资银行方面的工作。职业生涯早期，在行政法、竞争法等领域发表诸多学术论文，并编译《美国与德国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等比较法方面的书籍。
托比·李思（Tobias Rees）：博古睿研究院人类变革项目创始主任
白书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张祥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蓉蓉 ：洛杉矶罗耀拉大学哲学教授
贾森·沃思（Jason Wirth）：西雅图大学哲学教授
部分摘录：
从人类世到微生物世
托比·李思
也许你从未听说过穿山甲这种动物。也许你认为它们对你或你的生活而言并不重要。也许你认为它们对你如何定义人类或政治而言更不重要。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新构型的出现 据我们所知，这个故事始于东南亚某地，菊头蝠将其体内特有的一种冠状病毒传给了穿山甲。
穿山甲已经成为世界上遭贩卖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它们的鳞甲被用来制作中药，许多人认为它们的肉是一道美味佳肴。有时，它们会出现在贩卖野味的市场中。在那里，你还能买到果子狸、蛇、水獭、狼和乌龟等。
冠状病毒在从蝙蝠转移到穿山甲和其他宿主身上时会进化和重组。宿主有时会生病，有时则不会。对于病毒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不断改变形态是病毒的一种生存策略，可以增加其适应宿主细胞表面受体，从而侵入宿主细胞、进行复制的机会。
在某个时刻，人类感染了这种新型病毒，可能是因为有人吃了蝙蝠或穿山甲，可能是因为有人接触了蝙蝠粪便，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传播事件。此后，该病毒继续改变自己的形态。
菊头蝠—穿山甲—人类，这条传播链可能是存在的，因为这些动物与人类在生物学上都有密切的联系。由于它们的细胞与人类存在足够的相似度，病毒才能成功复制。这叫作共祖的细胞连续体。
目前，人们尚不清楚该病毒在发病前在人体内存活了多久。我们只知道，2019年12月初，出现了一系列新冠肺炎病例。
接下来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不过，这并不是卡尔·马克思所指的“人类创造历史”的例证。相反，这段历史是由人类和非人类事物之间呈指数级增长的构型（configuration）所造成的，这一构型的界限不断模糊，从而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一个由蝙蝠、洞穴、病毒、穿山甲、雨林、人类、贩运路线、市场、飞机、口罩、民族国家、呼吸机、边境等组成的无限放射的网络。
新冠肺炎对人类和非人类事物之间的明确区分造成了困扰。它对现代政治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提出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把现代政治观本身视为一种构型。
现代政治观 现代政治观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乍看之下似乎与政治关系不大的事件。纵观历史，人类曾认为自己能够在上帝赐予的自然宇宙中无拘无束地生活。在这个自然宇宙中，万物都有其明确的位置与作用，人类也是如此——他们是一种自然事物，也是生物巨链中的一个条目。
然而，1600年前后，事情开始有所改变。人类开始将自己与自然区分开来。他们日益将自然视作“外面的世界”，一个他们曾经属于但已经逃离的起源地。自然界现在成了动植物的领地，成了非人类的领地。更重要的是，自然界成了一个要由新生的实验科学而非形而上学的沉思来研究的经验领域。
政治领域是人类与自然界区别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千百年来，学者们一直把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是政治动物的描述视作对于政治的决定性论断。亚里士多德政治观的背景是他对人类本质的理解。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问道，人的功能（ergon）是什么？我们所知的每一种动物都具备一种功能——最高贵的动物，即我们称之为人类的动物，不可能没有功能。他的回答是，自然界赋予了人类理性（logos）。因此，人的功能是思考，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思考参与组织宇宙的神圣思想。
那政治呢？亚里士多德试图在《政治学》中确定什么样的共生形式是人类实现宇宙赋予他们的功能所必需的。他最终得到的理想形式是“政治共同体”（koinonia politiké）：所有人类群体都应由一个小团体（koinonia）来管理，该团体的成员足够富有，不必为获得生活必需品操心，因此他们可以抛开任何战略上的私利，自由地聚集在一起思考——思考组织自然宇宙的神圣思想（称之为理论理性），思考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组织雅典同胞的生活（称之为实践或技术理性）。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理解为一种道德实践。
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古罗马的新贵骑士和中世纪的学者都认为政治是少数人的道德实践，这些人拥有足够的特权，能够以上帝赐予的自然宇宙法则来建立和监督一个社区。
然而，17世纪早期，这种观点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断裂：政治观，以及自然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典型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首次出版的《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了与亚里士多德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政治状态与自然状态是相互排斥的。
想一想这种逆转。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动物中的动物——他们是特殊的理性动物，但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并未将其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而是仅仅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因为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并不会通过认识理性而服从理性，它们只服从感性（pathos）。”
霍布斯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性。但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决定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霍布斯则认为，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是人类区别于自然的原因。
霍布斯有句名言，在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意思是，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动物中的动物。他们与缺乏理性的动物一样，依靠野性、直接的激情或需求生活。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蛮力夺走别人的一切，这就使得人类生活陷入了“战争”状态，因而也是充满“恐惧、贫穷、邋遢、孤独、野蛮、无知、残酷”的状态。
在人类如何摆脱动物状态这个问题上，霍布斯给出的建议是思考。实践理性可以驯服激情，从而“解放”人类，使其认识到政治或“人工”状态相对于自然状态的优势。如果说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那么政治生活则提供了“和平、安全、财富、体面、社会、优雅、科学和仁爱”。
为什么是人工状态？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用了societas和civitas这两个拉丁语单词来表示政治共同体，他用的是这两个单词在古罗马时期的含义，即法律集团。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人（大多是富有的地主）组成的，他们放弃了自然自由，而选择了彼此之间经过认真协商的权利和义务。对霍布斯来说，社会是人工的，因为它是一种发明。动物无法协商它们的共生形式，但是拥有理性的人类可以。
退一步说，我们可以从霍布斯的著作中看到，一种对政治做出界定的构型出现了。这种构型始终存在，直到我们所处的时代。
一方面，人类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能够创造出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人工）技术或发明，这些技术或发明是自由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非人类的自然界没有技术或技巧，没有理性，依靠（生理）需求和不加遏制的激情来组织。在这种状态下，人类不再是人类，而是过着动物的生活。
在现代政治观中隐含的是，人类事物、自然事物和技术（或人工）事物之间泾渭分明。这被称作现代性的本体论。
对霍布斯来说，自然界已不再是一个由神圣理性组织起来的宇宙：它已经成为“外面的”动物状态，一个非人类的领域，一种没有任何理性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