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西方古典学术史》是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共三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古典学术的发展历程，细数希腊罗马学术发展流变，涉及各时期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见长，著述极为详赡渊博，可看作对以往各个时代古典学术成就的总录。
本书为第三卷，首先讲述德国18、19世纪的学术史；其次分国别关注16世纪的西班牙与葡萄牙、比利时与荷兰；接着用一些篇幅回顾此世纪的丹麦、挪威以及瑞典；并讲到希腊与俄罗斯的古典学术史；也有简短的论述涉及匈牙利；在最后一章，讲述古典学19世纪在英国的历史，并延伸至美国。
作者介绍
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英国古典学者，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导师，剑桥大学校方发言人，不列颠学会会员。曾获都柏林（三一学院） 、爱丁堡、雅典、牛津几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终身荣誉发言人”的称号，被希腊最高荣誉级别组织“救世主勋章团”授予司令官徽章。1911年获爵士头衔。
主要著作有《西方古典学术史》《西方古典学术简史》《复活节希腊游记》《哈佛讲演录：学术复兴》等，与人合编有《古典名物词典》《希腊研究手册》等。
部分摘录：
18世纪的日耳曼（上）【1】 （i）法布理齐乌斯、格斯纳尔、埃内斯蒂、赖斯克 1700年，日耳曼地区第一家科学院在柏林成立。精明聪慧的创建人是那位在很多领域都富有天才的人物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年），其学术品位，表现于他的拉丁诗作1，表现于他对语言起源的思索2，也表现于他敦请俄国凯瑟琳女皇收集诸国词汇的行为上3。他在8岁时，曾借助李维著作的一部插图本以及加尔维修的《史事系年》Opus Chronologicum（1605年）自学拉丁文。12岁之前，他已经在写作拉丁诗歌，并开始学习希腊文。1663年他在耶拿抨击利普修斯粗疏含混之拉丁文的那些摹仿者4，并发表了一部论著，打算证明“法剌芮斯书信集”为伪作，依据的是它们以阿提卡方言写成而采用了琉善的文体5。1670年，他写作了一篇关于哲学文体的论著，用于引介尼佐琉斯《斥蛮书》的一个编订本6；三年后在巴黎，他与于埃在通信中讨论筹备一部马提安·卡帕剌的编订本，对自然科学界的某些学者不屑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风气表示异议7。【2】至其临终时，他还能背诵得出维吉尔的大段诗篇。
奥格斯堡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布鲁克J. J. Brucker（1696—1770年），著作了那部《哲学史考证》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他在1731年被选为柏林科学院成员。但在18世纪前半叶，科学院对于古典学识兴趣的推动远不及日耳曼中学里的教师们，后者出于对文学通史的兴趣而研究经典著作。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人物，是约翰·阿尔伯特·法布理齐乌斯Johann Albert Fabricius（1668—1736年），他就读于故乡莱比锡的大学，自1699至1711年间先后在汉堡出任助理校长和校长职务。这时他已完成了三卷小开本《拉丁群书治要》Bibliotheca Latina，这是一部关于古典时期拉丁文学的综合性传记与书目学著作（1697年）8。在他开始着手写作范围更广的《希腊群书集要》时，还维持着学校的职务，这部著作多达14卷四开本，纵横于整个希腊文学范围，直至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1705—1728年）9。此书尽可能地以对每部引述文献之版本的第一手知识为基础，提供了关于希腊文献各阶段历史的门径。仅关乎荷马一人就占去了350页四开纸张，包括了《会注》及尤斯塔修斯注疏中所有著作家的索引。较早的那部关于拉丁文学的著作，后来又有五卷本的《拉丁群书治要：中古及近世编》Bibliotheca Latina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1734年）作为续篇10，而对古典时期文物的近代文献调查，则收入《古物学书目》Bibliotheca Antiquaria（1713—1716年）中，钱币学的部分，则被其置于班杜里《泉学书目》Bibliotheca Nummaria一部新的编订本（1719年）中。上这四部20卷著作，体现出了广博的学识和无畏的勤奋，或足以让此著作者被称为近世之狄都慕斯。【3】不过已刊著作的清单，还不止于此。他还编订过塞克斯都·恩披理克的著作、玛理努斯的《普洛刻卢斯传》、卡尔齐丢斯的《蒂迈欧篇》注疏11，另外还有一部重要的狄奥·卡西乌斯著作编订本，具有完整的注疏，是在他身后由其女婿及传记作者赖马尔Reimar完成的12。
法布理齐乌斯与当时的杰出学人们保持通信。他在编纂《拉丁群书治要》时得到了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法尔斯特Christian Falster的协助13；编纂《希腊群书集要》时得到了柯斯特尔的帮助14。在后一书中，他还得到了斯蒂芬·贝尔格勒Stephan Bergler （约1680—约1746年）的大力援助，后者凭借其希腊文的知识，或许可跻身当时最为出色的学者行列，但由于酗酒成性，只得屈身做个雇佣文人。在18世纪之初，贝尔格勒曾在莱比锡出任印刷校对；1705年，他动身去往阿姆斯特丹，为始于勒德兰而由赫姆斯特赫斯延续的波鲁克斯著作编订本制作了索引，他本人则完成了勒德兰编订的荷马（1707年）。他随后又在汉堡等地为法布理齐乌斯的工作提供帮助。他第二次在莱比锡逗留期间，完成了一部精妙的阿耳基弗伦编订本（1715年）；他编订的阿里斯托芬在身后由小布尔曼予以刊布（1760年）；他还有关于希罗多德的研究，只体现于雅各布·格罗诺维乌斯编订本（1715年）中的某些考据性注释中；而他有关希洛狄安的拉丁译文，直到1789年才得以问世。他译出了一部关于道德约束的近代希腊文著作15，因而受邀指导该作者在布加勒斯特的诸子，由于他那缺乏节制的恶习，使他尤其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然而，他却从中得到机会，在东主的藏书中寻到些希腊文钞本，为法布理齐乌斯贡献了几则注释。在此之后，贝尔格勒便销声匿迹了。1730年其东主去世后，据说曾去往君士坦丁堡，并信奉了伊斯兰教。假若如此，他可能戒酒成功而乐享晚年了16。
古物学与法制知识，乃是法布理齐乌斯同代人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施瓦茨Christian Gottlieb Schwarz（1675—1751年）的擅场，此人以广博丰富的学问，提升了奥特多夫大学的声誉。他大部分的学问深藏于为数可观的研究计划中，也可见于为一部小普林尼《颂辞》编订本（1746年）所作的训诂与考据注释中17。
约翰·戈特利布·海内克Johann Gottlieb Heinecke，即海内丘斯Heineccius（1681—1741年），【4】堪称罗马法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是哈雷的教授，在那里完成了一部著名的《古罗马律法论说例释》Antiquitatum Romanarum Jurisprudentiam Illustrantium Syntagma，因美妙的拉丁文风而广受欢迎18。他本人论文体的著作也一再得到重刊19。
有位撒克逊族的中学教师，本雅明·黑德里希Benjamin Hederich（1675—1748年），其编修的多种辞书，尤其是一部被反复刊印的神话学辞典，提高了古典研究领域的知识水准。他的拉丁文—德文辞典长期得到使用，他的希腊拉丁辞典（1722年）获得了在一个世纪后推出一部崭新编订本的荣耀20。
在这个世纪里出现了为数繁多的经典著作初级编订本，其中在1712—1715年，由迈宁根的约翰·格奥尔格·瓦尔希Johann Georg Walch（1693—1775年）完成的几部尤其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他还著有享有美誉的《拉丁语言史考究》Historia Critica Latinae Linguae21。在这部著作中，他追溯该语言的历史，从最古时代直至文艺复兴，并对各时期的主要著作加以考察22。约翰·尼克劳斯·丰克Johann Nicolaus Funck，或作丰克丘斯Funccius（1693—1777年），他在拉丁语言史上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著作了一组10篇有关拉丁文命运的精彩论述，标题都取自前后相继的不同人生阶段23。最后两篇一直未能刊布。这些论文的地位，被雅各布·布尔夏德Jacob Burckhard（1681—1753年）有关拉丁语言在日耳曼之命运的著作（1713—1721年）所取代，但这并不合适24。
图林根地区土生的学者中，可以提及克里斯托弗·奥古斯特·霍伊曼Christoph August Heumann（1681—1764年），他在哥廷根做了多年教授。他不仅完成了许多关于古典主题的杂体文献，还编订了不少西塞罗的演说词，以及“论演说术衰落原因的对话篇”，他将此篇著者判为昆体良而非塔西佗（1719年）25。他的同乡，约翰·米夏埃尔·霍伊辛格Johann Michael Heusinger（1690—1751年），在爱森纳赫Eisenach以人文高中校长一职终老，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编订了西塞罗的《论义务》，身后至1783年出版26。戈特利布·科特Gottlieb Kortte，或作科尔提乌斯Cortius（1698—1731年），研究拉丁文的运用，并精心核录拉丁文钞本，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以善校萨鲁斯特而闻名（1724年）。他编订的小普林尼书信集，由学生保罗·丹尼尔·隆戈琉斯Paul Daniel Longolius完成并刊布（1744年）。他关于卢坎的著作，则由韦伯K. F. Weber最先公布于世（1828年）27。【5】
18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中，有约翰·马蒂亚斯·格斯纳尔Johann Matthias Gesner（1691—1761年），他出版的著作以及作为教师而产生的影响，对提高日耳曼中、北部地区的古典研究水准大有贡献。他还在耶拿读书时，即完成了一部令人惊异的论著，涉及琉善名下的那部《爱父者》。他还写了一部关于教育的著作，展示出广博的学识和沉稳老练的见解28。此后20年间，他在魏玛、安斯巴格Ansbach和莱比锡担任中学教师，在他的影响下，托马斯中学Thomas-Schule在莱比锡兴盛起来。1734年，他被召至哥廷根大学，那正是乔治二世此草创该校之时；在余生的27年中， 他在那里一直担任诗歌与演说教授，以及古典和教育研讨班的主持人、大学图书馆馆长、汉诺威王国诸学校的总督导，他还是1751年成立的当地科学院中一名活跃的成员，该院乃是日耳曼第二所学术团体29。
作为一名希腊研究的学者，他根据赫姆斯特赫斯与赖茨整理的那部伟大的琉善著作集，贡献了令人折服的拉丁译文及诸多精彩的注释和勘校意见（1743年以后）；在去世前，他正着手编订一部“俄耳甫斯派”诗集（1764年）30。在莱比锡担任中学校长时，他出版了一部《希腊文授读》Chrestomathia Graeca（1731年），推进了最优秀的希腊文经典被引入日耳曼中学。在拉丁文学方面，他做了一些同样的工作，编选了自西塞罗至老普林尼的选集，并著有一篇重要的序言，论及阅读经典作家的正当方法，起初附于李维编订本（1735年）的书前31。同年他还编订了《论农事诸家》，此后不久又有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小普林尼的《书信集》和《颂辞》，以及贺拉斯和克劳狄安的编订本问世（1759年）。【6】在后者的前言中，他坦率地声称自己过去一直以来的目标，不是为了卖弄学识，而仅是为了解释著作者；他明确地注明任何未能理解之处；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品位，他还要求大家不仅留意那些优美、富有诗意的段落，也要留意那些与天性及最美好的文学典范格格不入之处。由此可见，格斯纳尔预见到海涅在阐释经典时所引入的趣味原则32。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文本考据是不够充分的，但阐释性质的注脚可算是这一类型的楷模。除了贺拉斯外（以巴克斯特Baxter的编订本为基础），所有刊本都配有一部精妙的索引。他最伟大的著作，《新罗马语言与学识宝库》Novus Linguae et Eruditionis Romanae Thesaurus（1749年），以四卷对开本印成，涉及经典拉丁文学的整个范围。
他在1726—1735年间已经完成了法贝尔《辞海》（1571年）的两部修订本，这是最好的一个版本，与他自己的《宝库》同年问世。格斯纳尔的著作以法贝尔为基础，并依据了晚近问世的罗贝·斯第潘努斯《宝库》之伦敦重印本，以十年不懈之努力而完成。我们在其中注意到了显著的进步，体现在对诸多讹误的更正上；与古典拉丁文无关的词汇和专名都被移除；成语得到了比此前更为充分的整理；艰涩的段落也得到了解释。而从另一方面看，对散文作家的采用不及诗人多，具体执行上有某种不均衡，而个别语句用法的历史演化遭到了忽略。然而，此书代表着斯第潘努斯时代以来拉丁辞书学上最重要的进步33。
尽管格斯纳尔在许多著作中都有开辟新局面的成就，就其语文学、历史与哲学研究的百科全书式外观而言，他代表的却是17世纪典型的“硕学之士”的传统，他亦将之作为应哥廷根大学校方要求而开展的一系列课程之纲领。【7】这些讲录，包含了纲领中几近1543个条款的全部内容，后来由其学生之一予以刊布34。
格斯纳尔乃是所谓新人文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旧的人文主义旨在从文体上对拉丁经典进行字句上的效法，并人为地在近世社会中延续古代拉丁文学的命数。这个宗旨逐渐显现出不切实际的方面，约在1650年遭到了摒弃。拉丁文依旧在中学里教授，它也作为大学授课的媒介和学术世界的语言而存活着。但是古代文学越来越被看成是奢侈品；在中学遭到忽视，仅被视作一个荒废而空洞的领域，学者可以埋首其中，想方设法地从事百科全书式学识的构造。哈雷学派实际上便持有这种看法。
以格斯纳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学派，则发现了旧文学的新用途。人们很快以新的兴趣投入到对这类文学的研究中。从此之后，学习希腊文（以及拉丁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效仿文体，而是要吸收实质的内容，来形成思想、培养品位，并准备产生一种近代文学，它并不是往昔时代单纯的回响，而是无论在哲思、学识或诗意上都具有自己的声音。温克尔曼、莱辛和歌德的时代即将到来，格斯纳尔乃是这个时代的先知与前驱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