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它们是下过的雨，开过的花，被吃掉的果实，生活过的生活。”
《因思念而沉着》收录了巴哑哑2005-2020年间创作的139首诗。巴哑哑擅长在日常中找到诗的入口，赋予 平凡事物以神奇的光泽。不倦书写万物有灵、人间草木，时时观照现实境遇和本心自我。她的诗敏感、朴素，有植物般的深沉与宁静，于偏爱中见辽阔。诗人直面生活，以真诚的方式抵达诗意，呈现出摒弃惯性写作的勇气。
“我做过的最无用的事是写诗，既深信又怀疑的，是爱情的传言”
作者介绍
巴哑哑，诗人，图书编辑。豫北人，现居北京。
诗歌曾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
部分摘录：
后记 写诗这件事，我是从读大学时开始的。算起来到现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如果一个人像我写了这么久，多半已经出了好几本诗集，或是周围的人已习惯了他诗人的角色。但对我来说，这若干年里，总共集起来的作品也没有多少，而且，也并不如好心的朋友所劝慰的那样：诗的数量多少并不重要。另一个事实是，如果身边的人不经意发现我在写诗，总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想不到诗人离自己这么近，是这样默默无闻的样子。大约在多数人的生活里，“活体”的诗人并不多见，而想象中诗人似乎又总要有点惊世骇俗的意味。我却一点也不“骇俗”。
事实上，诗人这个称谓常常会令我感到羞赧。就像一件太过显眼的衣服，套在身上有一种尴尬，好像暴露了什么。我刚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校园里的确流行一种论调，就是25岁之后还在写诗的人，非傻即疯。写诗似乎只是一种年轻人才可以犯的美丽错误，能得到理解和谅解，甚至是，赞美。但是如果“长大了”还继续做这样的事，就是一种自我放逐了。而我对诗人称谓的羞赧，不仅仅是因为诗人的身份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中已被污名化而极易引起种种误解，还在于，在我的心目中，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需要极其严肃与苛刻的条件。给自己贴上诗人的身份标签并不太难，难的是始终能够以诗的方式去创造。诗人回应世界的方式，必须是诗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
我甚至有种奇怪的感觉：只有当一个人在写诗的时候，才是诗人。就像一朵云飘过头顶，笼罩了你，但是它不会停住不动，这个充盈着创造力的神秘时刻很快会过去。那么当你不写诗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你做饭、吵架、谈恋爱、买菜、上班下班，给小孩辅导作业，等等。也许这些时刻会成为你写作的素材，或者你心里酝酿着未来的诗句，但这时候你并不作为诗人而存在。
诗人是你全然投身于词语，在世界和词语之间秘密地纺线、编织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我相信对于即使是那些很伟大的诗人，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太多。而另外更多的时候，你投身于生活本身，作为一个需要吃饭的人，养家糊口的人，一个母亲、丈夫、员工或者司机。诗人是一个动名词，当你在创造一首诗时，它自动降临。
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活里，写诗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不过，就像辛波斯卡说的那样，“我不确定重要的事/比不重要的事/更重要”。我喜欢她的这个说法。这并非一句漫不经心的俏皮话，而是某种对生活真相的揭示。在我们每天心急火燎要完成的重要事项中，并不包括听听灵魂说了什么。但是灵魂，谁也无法说它不重要。辛波斯卡的这句诗，经常在我的心里回响，让我想到古埃及神话里冥界的阿努比斯，他负责用天平来称量人死后心脏的重量。一个人死后，他的心将不能比一根鸵鸟的羽毛更重，否则就会被丢给狮身怪物吃掉。想想看，在阿努比斯的天平上，我们以为重要的事，有多少会让心脏变得沉重呀。
在一首诗里，我说，写诗这件事“部分地挽救了我的心”。写下这个句子时，我内心明显地感受到一种矛盾。一个声音对我说：多夸张啊，连“挽救”和“心”这样的大词都出来了，真是好笑。但我并没有删掉这个句子，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事实，我为什么要害怕说出来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强大的内心似乎应是成人的标配，你需要时时保持头脑的冷静理智，否则就像进化不完善一样。但在我们漫长的一生里，谁的心不会碎掉几次呢（谢天谢地，心碎的时候我们才能确认它真的存在）。而且，多数时候，可怕的并不是心会碎掉，而是它会慢慢冷却，失去热力和活力，从最表层的硬壳逐渐向内延伸，一重一重麻木僵硬，直到变成一颗石头。
我不想夸大诗对于生活的功用，相反，最好每个写诗的人都能忘掉它还有这样那样的功用。但另一方面，它的确又会在现实向你提出种种不容回绝的要求时，为灵魂或内心保留一点可供回旋的余地。它是草尖上的一只小虫子，在秋天的窗下唧唧唧唧地叫着，你听着，无须做什么，也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你听到了，就好像是一种安慰。这只小虫子，不是从《诗经》里就开始叫了吗？
当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巨型超市，一切事物都要被标上价格；或者变成一架庞然轰鸣的机器，每个零件都在执行一个你无法抵抗的任务；那么诗，既可以是你的呼吸和叹息，也可以是最小的自我释放。在每个句子中，你都可以进行自由意志的练习，它们将和你的肉身一道，构成此时此地你无价的此在。谁也无法购买和命令一首诗。但它会撼动心灵的原子，成为一个人存在方式的一部分。
说了这么多，好像我是一个颇为“自觉”的诗人。其实并不是。我觉得自己在写诗这件事上一直相当懵懂随意，连一个好的写作习惯也没有。譬如说吧，有的诗随手写在本子上，有的存在电脑不知道哪个文件夹里，有的可能给朋友看一看，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这些年里，总有相熟的朋友鼓励我，你要出诗集呀，我却只感到为难。要把那些写过的东西一个一个整理出来，想想都麻烦得要死。而且，那些诗写出来之后，对我来说它们的“价值”似乎就已经实现了。它们是下过的雨，开过的花，被吃掉的果实，生活过的生活。看上去，它们只是我的生活的副产品。它们对于别人，也有同样的价值吗？
但是，既然一直在做写诗这件事，也总有一种“还是要继续写下去”的心念，不免又对自己发出灵魂拷问：我是不是缺少一种对诗歌艺术的自觉追求呢？或者，再往后退一步，既然一直在做着这一件事，总要做得像样一点才好。于是，就耐着性子把近些年来写的诗整理了出来。希望曾吹动我的一缕风，能通过我创造的那些句子，再次拂过读到它的人心头。这是可能的吗？我无法知道。但是，我自己的确曾以这种方式，与许多可爱的心灵交谈，或者倾听它们的窃窃私语。它们拓展了我精神的时空，使我透过这些闪烁的小星瞥见苍穹。
最后，自然要说一些感谢的话。
当我“事先张扬”想要出版一本诗集的时候（真实目的是给自己制造舆论压力，迫使自己行动起来），马上得到了身边朋友的热烈支持，在此一并表达谢意。而我特别想要感谢的是这本诗集的编辑姑娘。作为朋友，我们认识只有一年，而她的真诚、热情和无私甚至让我感到受之有愧。我觉得她比我自己对待这件事还要上心。没有她的实力支援，我的“事先张扬”极有可能最终沦为空想。她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你觉得不管与她一道做什么，都有一种雪夜访戴的兴致。她的全神贯注，使每一件小事都富有魅力。能有这样的朋友，实是人生幸事。如果要把这本书正儿八经地题献给什么人，那就献给她吧。
还要感谢乐府文化的出版人涂涂，一个号称“只做别人不做的书”的出版人。在我看来，他的出版同样富有即兴的诗意，与其说是出版的理想主义，倒不如说是浪漫主义（他的口头禅是，好好浪嘛）。他周围的朋友、下属因此而为他捏一把汗，他自己却玩得很high。身为出版同行，我多少知道这条小路的风险，但对于喜欢追寻和探索的人，却恰好构成了一种邀请。他把这本诗集的出版命名为“诗歌的游戏”，我无比地赞同。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如若不能在游戏的层面看待，便无法真的乐享其中、富有创造的热情和专注。而创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终极召唤。
是为后记。
巴哑哑 二〇二〇·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