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帝国》是卡普钦斯基横越俄罗斯的私人报告，这部纪实文学是卡普钦斯基倾尽全力与心血的著作，为读者全方位、多视角地解析了俄罗斯的过去。一路上，卡普钦斯基接触到的大多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捕捉了苏联即将解体之际，那片土地满载的冲突与情感，以及人们对于未来的恐惧与希望。这份“报告”见证了冲突，见证了苦难，也见证了希望。
卡普钦斯基是波兰新闻和文学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这部纪实文学是他横越俄罗斯的私人报告。20世纪的开头以苏俄的革命开始，又以苏联的解体为尾声，有关苏联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可这部纪实文学却是卡普钦斯基倾尽全力与心血的著作，为读者全方位、多视角地解析俄罗斯的过去。
作者介绍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波兰新闻和文学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四十余年驻外记者的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六十多个国家，特别是深入拉美、非洲、中东等人迹罕至的蛮荒地带，他更亲临火线，发回大量弥漫着硝烟的真实报道和照片。他一生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次被判死刑，四十余次被关押。作为作家，他创作了二十余部文学作品，六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誉为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主要著作有《生命中的另一天》（1976）、《皇帝》（1978）、《伊朗王中王》（1982）、《帝国》（1993）、《太阳的影子》（1998）、《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2004）等。
部分摘录：
初遇（1939—1967） 平斯克[1]1939 我和帝国的初次相遇是在连接小城平斯克和南部地区的一座小桥附近。那时正是1939年9月底，战火连天，村庄在燃烧，人们在沟渠和森林里躲着空袭，寻求一切可能的救助。死马横尸在我们所走的路上。你们想走过去吗？那你们就把马拖到一边去吧，一个人这样对我们说。于是我们费了不少力气，流了很多汗，要知道死马是很重的哟。
一群群人在尘埃、泥土和恐慌中逃难。他们为何要带那么多包裹、那么多的箱子呀？带那么多茶壶和锅干什么呀？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诅咒？为什么要不停地追问？所有人都在行进着，有的坐车，有的跑着——不知道去向何方。但是我的妈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妈妈牵着我妹妹和我的手，我们娘儿仨正在往平斯克走，去我们位于韦索瓦（Wesoła）大街的家。我们正在舅舅家度暑假，战争把我们困在了雷约维茨（Rejowiec），现在我们必须回家。人人都得回家去！
行走了数日后，我们快到平斯克的时候，从远处已经可以看到城市的房舍、美丽的公园树木和教堂的塔尖，忽然间，海军士兵们出现在桥旁边的路上。这些海军士兵手里都拿着长长的冲锋枪和带着尖尖刺刀的步枪，而在他们圆形的帽子上别着红五角星。他们几天前从黑海刚刚航行到这里，击沉了我们的炮舰，杀死了我们的海军，现在又要阻止我们进城。他们与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不许动！”他们一边大声喊，一边举起枪瞄准我们。妈妈和其他妇孺们——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哭着求饶。快向他们求饶吧，被吓坏了的母亲们茫然地恳求我们，而我们这些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早已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大声哭喊着。
喊声、哭声、冲锋枪和步枪、海军士兵愤怒丑陋的脸庞、某种怒气、某种面临险境而又不可思议的情绪，全部集结在皮纳河桥旁，集结在这个世界里，那时我刚满七岁。
在学校，从第一节课开始我们学习的是俄语字母。我们先从字母“S”开始学起。为什么要从S开始学起？有位坐在后排的同学问道。不是应该从A开始学习吗？
孩子们，老师（波兰人）压低声音说，你们先看一下我们课本的封皮，那上面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是S！
帕特鲁斯是白俄罗斯人，请你完整读一下上面写的这个：斯大林著《研读列宁主义》。这是我们学习俄语的唯一一本书。这是一本用亚麻布包的精装本书，上面还烫着大大的金字。
“离开我们之前，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坐在第一排的听话而又少言寡语的伏瓦焦结巴地念着。最好不要问谁是列宁。所有孩子的母亲早就告诫我们，不要提任何问题。其实这些提醒毫无必要。我也说不清楚，也无法解释，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总之就是觉出在空气里有某种可怕、紧张和沉重的气氛，即我们以往以最狂野、最欢愉的方式玩耍的城市，现在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暗藏阴谋和危险的雷区。甚至我们连深呼一口气都害怕，唯恐引爆什么。
所有的孩子都将会成为少年先锋队队员！有一天，一辆轿车开到学校院中，从车里走出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人。有人说，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2]的人。
什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大人们说到这个机构名称时都会压低声音小声嘟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因为他们的制服优雅、崭新，仿佛刚缝制好一样。军队的制服大都破烂不堪，麻布包代替了背包，而且常常是空瘪瘪的，随便用什么破绳子扎着，皮靴好像从来就没有擦拭过似的，而如果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什么人走过来的话，那从一公里之内就会闪出蓝色的光[3]。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给我们拿来了白衬衫和红领巾。每逢重要的节日，老师就用惊恐与悲伤的声调对我们说，每个孩子都得穿白衬衣、戴红领巾来上学。他们还给我们分发了一盒像章。每个像章上面都是不同人的头像。有的头像上的人留着唇上的胡子，有的没有胡子；有位先生下巴蓄着胡子；两个人是秃头；还有两三个人戴着眼镜。其中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挨排走过我们的书桌，给我们分发了像章。我们的老师对我们说，孩子们，这是你们的领袖。他说话的声音让人感到仿佛是从空木中发出的声音。这些领袖共有九位，他们叫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第九位领袖是斯大林。带他头像的像章是其他人的两倍大。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位写了一本厚厚的题为《研读列宁主义》一书的人（我们曾用这本书学会了阅读）应该得到比别人更大的像章。
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将像章后面的别针别在自己的左胸前。可是问题来了，像章没那么多。最理想的办法是，甚至几乎是义务，要佩戴所有的像章，佩戴方式的排序是以个头较大的斯大林的像章为开头。这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要求，他们要求我们佩戴所有的像章。可问题是，有的人有日丹诺夫的像章，没有米高扬的，或者有的人有两枚卡冈诺维奇的，而没有莫洛托夫的。有一天，有人带来四枚赫鲁晓夫的像章，用这四枚像章换了一枚斯大林的像章（别人偷走了他的斯大林像章）。我们当中最牛的是彼得鲁希，他一人竟拥有三枚斯大林的像章，他炫耀着从口袋里掏出来给大家看。
有一回，我的邻座查伊姆把我叫到一边，想用两枚安德烈耶夫的像章换我的一枚米高扬像章，我对他说，安德烈耶夫的像章价值很低（这是真的，没有人能搞清楚安德烈耶夫到底是什么人），为此我没跟他换。隔一天，查伊姆又把我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伏罗希洛夫的像章，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做梦都想得到伏罗希洛夫的像章。他身穿制服，带着战争的气息，而我经历过战争，为此跟他有某种亲近感。我用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像章跟他换了伏罗希洛夫的像章，还另外饶了他一枚米高扬的像章。总的来说，伏罗希洛夫跟莫洛托夫的像章一样，比较受欢迎，一个莫洛托夫的像章可以换三枚别的像章，大人们都说，莫洛托夫是重要人物。加里宁的像章也比较值钱，因为令人联想到波列奇耶的老爷爷。他蓄着白胡子，唯独不同的是，他面带微笑。
有时，我们上课会被枪炮声打断，枪炮声从我们附近穿过，声响急速、剧烈，震得窗玻璃发颤，墙壁抖动，老师带着满脸恐惧和绝望看着窗外。如果爆炸声后能安静下来，我们就回去念那本厚厚的书，如果听到铁板爆裂声、墙壁倒塌声和石头崩落声，整个教室就变得很活跃，就能听到大声呼喊，他们击中了！打中了！下课铃刚响，我们就冲向操场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所小小的平房学校正好就位于这个“五月三日广场”[4]旁边。就在这个广场上矗立着一个很大的、真的非常大的教堂，这是城里最大的教堂。你必须把头高高扬起，才能看到哪里是教堂的顶尖、哪里是天空。而正在此时炮弹轰向那里，朝着教堂塔尖轰炸，要炸掉塔尖。
那时，在教室里我们会这样理解，当布尔什维克走向我们时，在他们还没看到波兰时，还没看到我们的城市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平斯克教堂的塔尖。这塔尖如此高，肯定让他们感到气急败坏。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仅从他们气急败坏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俄罗斯人进到城市，顾不上喘口气，顾不上搞清四周情况和街巷里弄，顾不上饱餐一顿，顾不上吸口廉价烟，就急于在广场上架大炮，用带来的武器装备，向教堂开火。
因为，所有的炮兵都开往前线了，只给他们留下了一门大炮。他们一阵乱轰，如果命中了目标，就会有黑色灰尘飘向教堂塔尖，有时还会冒出火焰。人们躲藏在广场周围幽深的大门内，怀着沉重而又好奇的心情看着他们的轰炸，女人们跪着手里拿着念珠。一个酩酊大醉的炮手在空旷的广场踉踉跄跄地走着并大声喊叫着：“看见了吧，我们向你们的上帝开炮了！而他跟没事人似的，静静地坐在那里！害怕了还是怎么了？”然后狂笑，大声打着嗝。邻居对我妈妈说，有一天尘埃落下来，她看见在被炮轰的教堂塔尖上的圣安哲伊·薄波拉[5]，她说，感觉他表情特别痛苦，像被活活烧死。
上学的路上，我必须穿过火车站附近的铁道。我喜欢这个地方，喜欢看火车到站离站。尤其喜欢看火车头：特别想当火车司机。有天清晨，在穿越铁道时，我看到铁路工人们把货车箱都聚集到一起。那里聚集了数十节车厢。铁路上一片繁忙：火车头穿梭着，刹车声吱吱响，避让铃叮当响。到处都是红军士兵，到处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最后所有的活动都停了下来，安静了几天。但是过了几天，我又看到，挤满了人和行李的木制小货车停在货车厢附近，在每个木制小货车前站着几个手持卡宾枪的战士，仿佛马上就会开枪。向谁开枪？那些挤在小货车里的人由于劳累和恐惧几乎奄奄一息。我问妈妈，他们为什么要带走这些人。她非常焦躁地说，大流放开始了。流放？好奇怪的字眼。这词是什么意思？但是妈妈并不想回答我的问题，不想和我说话，妈妈哭了起来。
夜里。敲窗声（我们住在半地下室的小房里）。父亲的脸在夜幕中紧贴着玻璃，显得扁扁的。我看见父亲走进屋子，但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们在夏天告别时，他身穿军装，蹬高筒皮靴，腰间系着一条崭新的黄色皮带，还戴着皮手套。那时我陪他走在大街上，骄傲地听着他身上“扑啦扑啦”的响声。而现在他站在我们面前，身穿波奇耶夫地区农民的服装，身材瘦削，胡须满腮。身上的麻布衬衫长至膝盖，用条粗麻绳绑着，脚上穿的是草鞋。从他对妈妈说的话中，我知道他被苏维埃当局关押，被他们赶去东边。他说，当他们成队人穿过森林，后来又走到一个小村庄时，他跟一个农民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来。
孩子们，妈妈对我和妹妹说，赶紧闭上眼睛睡觉。从隔壁父母所在的房间，可以听到轻声说话声和剧烈的骚动声。清晨当我起床时，父亲已经不在家了。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四处张望，也许我还能看见他？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说，告诉他关于我自己、关于学校和关于大炮的事情。还想告诉他，我已经学会俄文字母了，还目睹了人们的大流放。甚至在沃齐申斯卡大街的最远处也无法看到父亲的身影，这条街如此之长，可能是要把世界引向末日。秋日之风冷飕飕的。我的眼睛被刺得很痛。
第二天夜里，窗上传来一阵敲打声，敲门的声音是那么急促、令人心惊肉跳、那么粗鲁，仿佛天花板马上就会掉下来。进来了几个红军和穿便服的人，神情紧张，闪电般地搜索，好像有恶狼在追赶他们。他们用枪对准我们。恐怖极了，他们会开枪吗？会杀人吗？眼睁睁地看着人被打死会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同样即使看到马被打死，都会令人感到战栗。
那些手持卡宾枪的人犹如雕像般挺立，一动不动，另外一些人翻箱倒柜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扔在地上。满地都是裙子、帽子、我们的玩具、草垫、鞋子、父亲的衣服。然后问我妈妈：“你丈夫去哪儿啦？”而妈妈的脸苍白如纸，摊开颤抖的双手说，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父亲曾来过这里，因此又问：“你丈夫在哪儿？”而妈妈什么也没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好啊，你，一个人，挥舞着拳头，吓唬着要打她，而妈妈只好用手臂挡住头，以免被他打着。另一些人还在不停地翻找，搜查。他们一会儿翻床底下，一会儿翻完梳妆台翻衣柜。他们究竟想找什么？他们说，找武器。但是我们哪儿有武器呀？我只有用来跟印第安人打仗的玩具枪。当然，当那支枪还没坏的时候，我们常常能把印第安人赶出院子，但现在我的那支左轮手枪的弹簧坏了，毫无用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