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幅20世纪德国历史的完整图景，一部折射大时代的“小人物”群像
从纳粹独裁、二战、大屠杀、冷战到柏林墙倒塌
在充斥着杀戮与死亡的剧变中，普通人如何重建破碎的生活
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魏玛一代”德国人，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事件：第三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战后重建、冷战分裂，以及柏林墙倒塌后的统一与复苏。私人生活与历史进程罕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他们回顾一生的经历时，曾经的热情因看清独裁政权的真相而幻灭，有人忏悔，有人以无知和被蒙蔽作为开脱的借口，也有人声称德国人同样是受害者以博取同情。
基于七十多部自传和回忆录的一手叙述，《破碎的生活》描述了普通人视角下的20世纪德国。其中既有参与前线战争的士兵，也有在后方挨过萧条岁月的女性；有种族清洗的加害者，也有纳粹暴行的受害者。透过对德国民族身份的重新审视，本书试图回答：为何如此多人支持了希特勒的战争与纳粹的残暴，他们最终又如何与种族主义和独裁政权切割并重新拥抱人权，从军事侵略者变为欧洲的民主支柱。
作者介绍
康拉德·H. 雅劳施（Konrad H. Jarausch），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吕尔西欧洲文明教授。曾任美国德国研究协会主席，《当代历史研究》主编。早年专注于希特勒掌权过程的研究，后期转向东德研究、两德统一，以及德国的文化民主化。已出版专著或编著五十余本，其中《走出灰烬》获2016年欧洲学院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奖、美国出版协会欧洲与世界历史专业与学术杰出出版奖提名。
部分摘录：
第一章 帝国的祖先 祖先的传统对家庭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便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虽然年轻人可能会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但他们的选择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既有结构的限制。古老的遗产确立了民族归属、社会背景、宗教习俗和地区纽带等从属特征。更直接地，如果祖父母的生活与孙辈的有交集，他们会以训诫兼具慈爱的方式来传递关于职业偏好、物质环境和行为准则的信息。最直接的是，父母会通过自己的例子和人格，职业的成功和失败，来影响孩子们的生活机遇和价值选择。埃里克·黑尔默牧师把这种无形的包袱比作“一个背包，我们在里面放了生活带给我们的一切”，它决定了今后的生活，即便大多数人很难意识到这点。[1]
先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他们在“皇帝时代”（人们在回顾时称之为“美好的旧时光”）的行为决定了一战后德国儿童的生活机遇。[2]从后来的动荡时期看来，那是一段“快乐而和平的岁月”。柏林的女售货员埃迪特·舍夫斯基回忆说，在乡下，“人们心满意足，通常比今天更加幸福”。生活似乎井然有序，事事都在意料之中。“除非田里有必须要干的活，否则周日只做基本的事。下午，女人们同邻居或过路人坐在屋前的长椅上，谈论或想着”自己的事。“这是对周中辛勤劳动的奖赏。”[3]在更加富庶的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喜欢有烤肉的午宴，穿着精美的衣服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享用咖啡和蛋糕。这是一个稳定的世界，一切似乎都各得其所。
虽然生活状况总体上不断改善，但从自传中还是可以看到，对下层阶级来说，在战前的几十年里，第二帝国的生活“贫穷而匮乏”。虽然许多商人高兴地看到进账提高而生活富裕，专业人士享受着学术头衔带来的社会尊重，但小店主和工匠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4]按照埃迪特·舍夫斯基的描述，农村生活对女仆和农夫来说仍然艰难：“微薄的食物只够生活和工作。［劳动者］每天要辛劳工作12到14个小时。没有自由时间。”[5]在城市，无产阶级家庭生活在潮湿而疾病丛生的单间廉价公寓里。为了强化纪律，他们的孩子经常在学校挨打。工程师卡尔·黑特尔回忆说，他的父亲，一名发电厂的工人，“不停地用一把特大号铁锹将煤铲进锅炉永不满足的嘴里，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6]帝国权力蒸蒸日上、繁荣与日俱增的闪耀形象背后是艰辛劳动和缺乏基本权利的阴暗一面。
因此，德意志帝国的性质在历史学家中间引发了无尽的争论，对于它本质上是压迫性的还是温和的，人们莫衷一是。西德的辩护者们最初试图为其积极性质辩护，而东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抨击普鲁士是专制的，认为应该拆毁波茨坦和柏林的王室城堡。受20世纪60年代那代人的反抗启发，像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 Ulrich Wehler）这样具有批判精神的联邦德国历史学家提出了“特殊道路”理论，指责威廉时代德国的不全面现代化背离了西方民主观念，遵循的是“社会帝国主义”政策。而温和的学者则指出了德意志帝国法治的进步以及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他们的英国同行也强调，当时中产阶级拥有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大的权力。[7]这场“特殊道路”的争论仍然尚无定论，因为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有许多证据支持。
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儿童，其丰富多彩的回忆提供了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民众经历的又一视角，因为它们描绘了普通人对那个时期有什么样的记忆。他们对帝国的印象来自祖父母的叙述，这一印象创造了期待的基线，被用来评价后来的经历。护林员霍斯特·安德烈回忆说：“在家庭聚会上，话题总是会转向我们的祖先：他们是谁，来自何方，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虽然诸如“契据、旧书信或照片”等书面记录和物质文化物品帮助建立的家族记忆解释了他们是谁，“但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自传比口述故事更加持久，因此那是一种将传统付诸文字的有意识尝试，旨在让我们的后代“拥有比我们更深入的了解”。[8]此类个人叙事将暧昧不清的帝国遗产传递给了一战后出生的孩子们。
祖先的传统 前人对后辈生活的影响难以确定，因为大部分自传叙事对他们的远祖讳莫如深。尽管讲述家族故事在过去是娱乐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很少提到祖先，即使提到也是语焉不详。[9]许多自传里满是先人的老照片，有些是精心摆拍的肖像，就像露特·魏格尔特的父亲和祖父的照片，画面中着军装的男子看上去自命不凡（图2）。另一些是纪念婚礼、出生或坚振礼等重要生活事件的快照，但后辈们常常无法确定照片上的人究竟是谁，除非照片背面标着名字和场合。事实上，有几位作者还诉诸谱系研究，以便构建复杂的家谱树，这些家谱树上常常只包含姓名、日期和地点。[10]因此，早前的家族背景常常笼罩在迷雾中，让后辈们有了发挥想象力的广阔空间。
直到纳粹要求在结婚和应聘公职时必须证明拥有雅利安血统时，关于祖先的无害话题才变成了一个危险的问题。1933年关于恢复公职人员的法令将任何“非雅利安人的后代，特别是父母或祖父母是犹太人者”定义为非雅利安人。由于无法通过生物学测量来证明种族身份，这一反犹主义条件引发人们在公民记录和“教会簿册”中疯狂搜寻文件证据。由于存在皈依、跨种族婚姻和世俗化，宗教边界的模糊造就了许多拥有混合血统的个体。因为被发现祖母是犹太人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活，许多受影响的家庭（诸如黑尔默家）采取了权宜之计，比如和某个纳粹要人攀亲，以便从他们的背景中抹去这种所谓的污点。在第三帝国的种族主义世界里，证明拥有雅利安血统成了生死攸关的事。[11]
要是没有这种动机，则需要对特别的血统感到不一般的骄傲才会让家族记住之前世代的先人。劳动阶层的回忆录很少忆及他们祖父母的名字，因为挣扎生存的艰难让他们无法保存记录。但拥有不一般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更可能保存这种记忆，诸如胡格诺教派难民的后代，就像来自波美拉尼亚的护林员安德烈的家族那样。[12]努力追求被社会接受的宗教少数派成员——比如鲁尔（Ruhr）盆地的犹太商人贡珀茨家族——会养成一种血统意识，特别是如果他们当下的成功比起祖先的卑微要更加体面时。[13]与之类似，像本诺·舍夫斯基这样流离失所的作者会试图向自己的后人传递怀念失去家园的描述。[14]最后，像朔尔茨—奥伊勒家族这样的精英代表——他们之前是西里西亚一处庄园的主人——会把记忆视作可能索取赔偿的基础。[15]
这些不同祖先留给后人们的一个基本传统是他们作为德国人的文化身份。除了约阿希姆·费斯特用法语交谈的准贵族祖父母，以及格哈特·塔姆也说波兰语的西里西亚先人，本研究中所有男女都使用同一种书面语言。此外，他们的后人继承了一系列社会习俗，诸如周日在啤酒园中欢饮，或者聚拢在用蜡烛点亮的圣诞树周围，这些习俗让他们不同于西边和东边的邻居。遗产中还包括后来遭到污蔑的“次等美德”，即勤劳、守纪、准时和尊敬权威，这些让“德国制造”的标签变成了商业成功的代名词。最后，遗产中还包括通过社会化进入一种高雅文化，它拥有像歌德和席勒这样的文学巨匠、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巴赫和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16]这些共同的习俗和文化对象创造了一种共同体的情感，即便对它们的具体解读仍然充满争议。
另一项遗产是民族自由主义，倡导建立立宪政府，以及将支离破碎的领土统一成一个民族国家。出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曾祖辈大多对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获得政治权利过程的缓慢感到失望，以致有些人移民美国。但为统一而努力的意外成功把普鲁士国王变成了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把奥托·冯·俾斯麦首相变成了被大众文化称颂的人民英雄。此外，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三场战争的胜利也让军队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建立共同国家需要根本性的转向，从效忠家乡转向效忠更大的民族归属感。无论是俾斯麦后来同天主教徒的斗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Anti-Socialist Laws）的颁布，还是犹太人获得自由后兴起的反犹主义，这些都显示，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人以自己为模板重塑德国的尝试仍然是有争议和不完全的。[17]
还有一项遗产是对鲁尔、西里西亚和萨尔（Saar）地区的环境经历工业变迁的记忆，这些田园风光的乡村变成了蓬勃发展的煤钢世界。虽然德国的工业大部分是从英国和比利时输入的，但通过基础创新和政府支持获得了飞速的进步，使其在一战前夕赶上和超过了早前的领先者。将化肥和机械引入农业解放了许多农业劳动者，他们随即涌入工业城市，将鲁尔和西里西亚沉睡的乡间小镇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城市。为改善首都柏林的居住条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外公参与了在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开发一片新城郊的工作。虽然工厂的劳动很辛苦，居住条件也仍然很差，但这种城市化还是最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识字水平，甚至让一些无产阶级成员也提出政治参与的主张。[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