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所有的学科都是从人类最初的好奇开始的，哲学思考的种子也诞生于每个普通人的好奇。我们从常识中逐渐推理出了各学科的精密体系，也建造出了人类的哲学大厦。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这座由科学哲学、分析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逻辑学等学科铺展出来的设计蓝图。跟随作者的思考，我们会推翻自己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刻板印象，会认识到哲学是用什么工具让人们从业余走向专业，从兴趣走向对永恒与无尽的思考。
宇宙如此广阔，哲学与科学始终并肩而行，共同向着人类晦暗的未知与已知的混沌空间前进。那么，你是否有勇气、有野心、有好奇心进入人类最初与最终的事业？你，是否为未知而战栗？
作者介绍
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
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为牛津大学威克汉姆逻辑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丹麦文理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亚里士多德学会和心灵学会现任会长，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出版过多本专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发表论文近200篇。他的论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等世界各地的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兼职和讲学。
部分摘录：
哲思即本能 让-皮埃尔·里夫（Jean-Pierre Rives）是橄榄球联合会的传奇人物，是伟大的法国橄榄球国家队在1978—1984年的队长。在这个领域，他是一位让人无法遗忘的少有人物，披着长长的、野性的、金色的头发，穿着血迹斑斑的衬衫。在一次新闻采访中，他谈到了他对战术的思考：关键在于，对你要试图获得的东西保有一个清楚和明白的观念；然后，你应该把每一个复杂的动作分解为最简单的组成部分，让它们易于直观，再从此处返回以建构整体。里夫虽然没有点出法国标签式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名字，但他遵从了笛卡尔对“清楚”和“明白”这两个标语的需求和强调，也遵从了他的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中的原则之一（原则五）[1]。法国的学校教授哲学课程，这让哲学有了意料之外的用途。
哲学也有危险之处。里夫没有推荐笛卡尔的另一种方法，即他极端、彻底地怀疑一切的策略，包括怀疑外在于心灵的整个世界，从而把科学重新建立在剩下的几个确定性的坚固基础之上。彻底怀疑也不可能造就体育运动的成功。然而无论如何，笛卡尔自己也没有达到他的高标准：他依赖一些老生常谈的狡猾思考方式去“证明”上帝的实存，然后，利用上帝去解决他的怀疑。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有许多哲学家发现他的解决方案令人难以信服。他怀疑的因由有点像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他建构，但不能控制。这就是怀疑论的问题，它通常被当作“非问题”而被拒斥，只有那些极端猜疑的哲学家对此有兴趣。但不要忘记，被政治家和商人称呼为公关的那些顾问会从根底上破坏“不合时宜”的各种科学发现，例如全球变暖和吸烟有害健康。这些顾问有一个口号：“怀疑就是我们的产品。”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证明科学家错了。因此，他们的目标就是创造足够多的迷惑性，以乱视听，让人们认为“这些专家顾问都不赞同，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然而，气候变化的怀疑论并不是一种无害的哲学怪胎，它是对后代的真实威胁。
笛卡尔重新建构知识的出发点是他自己内在思维的知识，这一点在现实中也有奇怪的对应。2003年3月，美国时任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和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宣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于是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政权。这个理由不久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托尼·布莱尔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说：“我只知道我所相信的。”他不知道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他知道他相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试图把注意力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可证的问题上，转移到他内心的笃信这一问题上。
当我们认识到该区域的人民长期忍受着屈辱时，哲学也发挥了作用。我们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有人道主义的观念。哲学家则在这个观念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与笛卡尔同时期，还有著名的胡戈·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1583—1645）、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以及其他哲学家。
哲学并不是某种完全与我们不相容的东西；它已经以各种琐碎和重要的方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但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家又在试图获得什么？
传统意义上，哲学家以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想要理解每个事物的本质：存在与非存在、可能性与必然性；常识的世界、自然科学的世界、数学的世界；部分与整体、空间与时间、原因与结果、心灵与物质。他们想要理解我们的理解能力本身：知识与无知、信仰与怀疑、表象与现实、真理与谬误、思维与语言、理性与情感。他们想要理解和判断我们与这种理解能力是什么关系：行为与意图、手段与目的、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事实与价值、快乐与痛苦、美与丑、生与死，以及更多。哲学极具野心。
这个简要说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以上这些主题科学家也研究了很多，那么哲学与科学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两者并不总是分离。从古希腊时期起，哲学就包括自然哲学，包括对自然世界的研究。长话短说，到16世纪、17世纪，自然哲学使得某些可认识的东西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例如伽利略和牛顿，这些先驱人物仍然把自己描述为自然哲学家。有些哲学家也是科学家和数学家，包括笛卡尔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但是，自然哲学或者说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即以实验为主导，使用特殊仪器，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精准观察、测量以及计算。渐渐地，哲学的这个孩子似乎成了一个竞争对手，给父母以致命威胁。因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看起来在争相回答现实的根本性质这类问题。如果这是一场决斗，哲学似乎已经被压制，因为它仅仅只有思考，而自然科学却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就算哲学家坚持认为他们比自然科学家更善于思考，但谁又会相信他们呢？要改变这样一个印象，即哲学家被抛掷于懒人的角色上，坐在舒适的扶手椅里教授我们宇宙是什么样的，而科学家却走出去观看和端详宇宙真正的样子。如果真是这样，哲学岂不是太过陈腐？因此，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已招致逐渐紧迫的哲学方法的危机。
哲学接下来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对这种方法危机的一系列回应。它试图找寻某种东西，甚至任何东西，只要是比科学更好的方法。这些尝试通常都涉及大幅降低哲学的野心，后面的章节将会解释。
我认为，把哲学与科学想成是对立的假设，是一种过于狭隘、一刀切式的观念。然而，如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这类自然科学，数学也是科学，所有这些学科总要依赖于数学，而数学家们并不做实验。他们像哲学家，他们的工作就是坐在扶手椅里思考。这本书将阐释哲学家如何使用恰当的科学方法来回答传统的富有野心的问题。如同数学一样，哲学是一门非自然科学；不同于数学的是，哲学并不是一门完全成熟的科学。
应当承认，许多当代哲学家的路径、方法与科学无关。而这本书是关于炼就“好的”哲学，不是“坏的”哲学，虽然什么是做得“好”本身就存在争议。许多哲学家将憎恨我描述的哲学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点，我交给读者判断。
这本书将解释哲学如何能够回答广阔的普遍性问题。它涉及的不是什么外来的、不可改变的意识。读者有时可能会觉得：“但是我已经这样做了！”这恰恰是关键之处。哲学，就像所有的科学那样，开始于所有正常人具有的认知和思维的方式，但运用得更仔细一些、系统一些、批判性一些，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经过数千年，在无数人的努力下，哲学已经把我们带到靠自己远不可能达到的理智之境。大部分人，尤其是儿童，总在问自己包含着哲学种子的各种问题，正如问自己包含着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种子的问题一样。真正的困难在于识别这些种子，并为这些种子的成长提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每一代人都无法摆脱种子多而果实少的命运。
我修炼哲学已经超过四十年，哲学仍然是我最大的快乐源泉之一，当然，也是我失意的源泉。我希望这本书传递多一些快乐，少一些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