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市场与大师》是关于资本主义思想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如何形成的一本精彩的历史书籍。历史学家杰瑞?穆勒广泛地研究了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作用及其未来影响，包括霍布斯、伏尔泰、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黑格尔、马克思和马修?阿诺德，以及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法西斯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一本关于资本主义思想史的引人入胜且通俗易懂的好书，这些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
作者介绍
杰瑞·穆勒
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其著作包括：《另一个失败了的上帝：汉斯•弗莱尔和德国保守主义的去激进化》，《亚当•斯密在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设计体面的社会》和《保守主义：从大卫•休谟至今的社会和政治思想选集》。 穆勒凭借此书被历史学会授予唐纳德•卡根奖。 他目前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银泉市。
部分摘录：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赞同市场交换机制使各种生活方式并存这一观点。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国际贸易互惠各国，形成世界大同的愿景。不过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市场扩张似乎是文化和社会存在的威胁。尤斯图斯·默瑟尔（1720～1794年）是这一学说的鼻祖，他认为市场借打击地方文化特质的经济基础，摧毁了多元主义。也可以说，默瑟尔是“全球化”最早的诟病者。
默瑟尔出生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并在这儿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奥斯纳布吕克位于德国西部，距离荷兰边境不远，占地不足50平方英里，约有12.5万人。从24岁到1794年逝世，默瑟尔一直是这个小城市的核心人物。在作品中，他维护奥斯纳布吕克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时代，于封建时代形成概念，一直残存至今。在当时的社会中，财产、权利和荣誉有着牢不可破的关联。然而，那个制度性社会现正逐步被市场经济破坏。[1]
尤斯图斯·默瑟尔认为国际市场对奥斯纳布吕克的文化特质有致命的摧毁力。首先，它创造出传统地方经济无法满足的新兴需求。其次，国外较廉价商品的竞争摧毁了基于公会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同该模式密切关联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而，市场摧毁地方文化特质和多元主义。在随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屡屡提及的恐惧之事（往往合情合理）即是，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会被更广泛的市场摧毁：小镇市场被省城市场破坏，省城市场被全国市场破坏，而全国市场被国际市场破坏。
启蒙运动者不仅关注着全世界，还心怀世界大同的道德和政治思想。据伏尔泰所言，欧洲正变成“一种大一统的共和政体，该政体由不同的政权组成”，且将会按照某一通用的准则来管理。[2]伏尔泰注意到在别处，根据某一村子的规则有人可能会败诉，但若根据邻村的规则便会胜诉，这种现象可谓荒谬可笑。[3]在他看来，世界大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鉴于世界各地人民本质上都无差别，那就有可能找到统一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所需的统一有效的制度。地方制度依据同一原因进行改革，进而变得更加统一。
追求统一、标准化的法律是18世纪启蒙专制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且由经济学家明确提出。欧洲讲德语的官员们被指责为了增加国家财富而提高税收。他们推断，若允许人们依照其“自然”的利己本性行事，国家及其市民将更加富裕。默瑟尔时期德国的启蒙理论家们把市场当作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例如，官房学派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拉普·冯·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认为商人、摊贩和金融家是“交换器”，正是他们四处活动，各社会生产群体的产物才能和谐。他认为政府政策的作用就是保证这些“交换器”能自由地发挥其综合性功能。[4]与亚当·斯密及同时代的法国人杜尔哥（Turgot）类似，尤斯蒂相信法律的任务就是创造“自然”且自由的条件，从而允许经济增长。1760年他写道：“若我们想正确规范经济活动的性质，那么我们必须想到，如果完全按照其自然过程进行，且不受来自政府的丝毫阻碍，经济活动将会如何进行。”[5]
创造这些条件意味着要废除许多现存的历史性法律和惯例。只有扩大中央官僚机构的权力范围，才能消除交易的现存障碍，创设更大的经济自由，并终将给大众福利带来益处。这就是启蒙专制主义理论家在经济领域的政策范式，或是18世纪所说的“警察科学”。[6]
相反，在尤斯图斯·默瑟尔看来，相邻村子存在不同的法律不仅值得赞赏，甚至毫无违和感。尽管实际上它们会给君主集权的政府官员造成许多不便，而这些人“恨不得可以由简单的准则推论出万事万物”，并且在“希望国家按照某些学院理论的处方来管理”之人看来，这更是可耻不堪。默瑟尔辩称，若按照这种统一标准化法律的要求行事，将“背离自然的真实意图，即在多样性中展现其丰足富裕；只会为专制统治开路，这种统治竭力依照某一些规则强迫所有人行事，而丧失多样性带来的充足富裕”。默瑟尔认为，中央政府发布的经济条例大部分是“对人类理智自以为是的干涉，损害私有财产，妨碍自由”。[7]“人类理智”“私有财产”和“自由”——这些都是启蒙哲学家珍视的价值观念，启蒙政府官员也不例外。但默瑟尔使用这些术语所要表达的含义，同他所抨击的启蒙法则大有不同。
默瑟尔试图保留的“财产”这一概念，不是指现代意义下的“私有”财产和严格的“经济”财产。在专制主义者垄断政治权力之前，公有和私有、国家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财产所有权本身就赐予人权力。[8]地主有权限制以土地为生的农奴的活动。公会的法定特权（它们的自由）使其有权控制一些物品的生产。公会成员也可以间接地影响城镇地产的所有权。默瑟尔开始维护传统的等级社团社会，其中荣誉、财产、生计和政治参与都相互关联。他赞同这种中世纪的财产概念，将权力和责任包含在内，反对新兴法律和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财产“私有化”，并脱离政治权力。
针对启蒙运动的关键武器——统一的理智、人道主义和个人权利，默瑟尔用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地方特质、集体权利和社团制度予以回击。他强调自我认知的益处，以及归属于某个现存集体的重要性，继而有培养忠诚于真实、现存制度的需要，而该制度为个人提供强烈的归属感。启蒙运动强调个人机会和自主性，相反默瑟尔却珍视限制个人的制度，前提是制度限制个人的同时，给予个人强烈的认同感。他称这种对现存社团制度的忧虑为“爱国主义”。[9]他撰写新闻稿的目的就是培养这种美德感。他将这些文章合集的题目定为“爱国主义的愿景”，不过似乎翻译为“地方美德的愿景”更好。但在默瑟尔那个时代，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形式正在改造着其美德愿景所依靠的社会基础。
他对社会的愿景是一种社团主义、不均等的社会，其中不平等主要依赖地位继承，即包括荣誉、财产和权利的地位。只有存在等级制度，人们才能知晓自身的位置。属于某一等级，意味着和同等级之人身份平等，对更高等级之人要顺从尊重，而对较低等级之人则有优越感和责任感。默瑟尔认为市场扩张本质上是一种挑战，随之而来的还有启蒙专制主义的传播对这种挑战加以强化。官房学派和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威胁并侵蚀他极为珍视的现存社团制度。他愿意支持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有限的作用，但他却试图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下，利用市场维持现存的制度和等级。同随后许多保守者一样，他试图扶持的制度秩序，在他看来，已被市场经济扩张带来的社会和文化效用所腐蚀。
默瑟尔正因为启蒙运动本身才反对启蒙运动。他依据启蒙运动本身的准则——幸福和实用的标准——对启蒙运动发起挑战，这使他受到同时代人的广泛关注，并作为现代保守主义先驱著称于世。默瑟尔代表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保守方。他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创立了一家地方报社，旨在传播公共事务知识，创建开明的公共舆论。为了接触更广泛的读者群，他故意撰写对公共政策的疑问，采用自在、易懂的风格，经常在和常见人物的对话中展开个人观点。他于1766～1782年写的文章经其女儿收集整理为四册，于1774～1786年陆续出版。这些作品集，还有多卷本《奥斯纳布吕克史》（History of Osnabrück），在启蒙时期的德国民众，以及讨论公共利益相关事务的俱乐部和旅馆里被广泛阅读。默瑟尔还经常试图团结萌芽中的公共舆论，以此来反对他所说的“我们的世纪，充满着各种各样关于一般性法律的书籍”。[10]
在默瑟尔的作品中，文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以各种形象出现——不过都是负面形象。有时候，他会以启蒙君主的顾问出现，这位顾问虽然精通拉丁学识，却不谙世事，因此缺乏“健康的理性”，致使他成为人道主义陷阱的牺牲品。[11]在另一形象下，他又变身为博学的傻子，像教堂看管人一般。他会根据国外的模式对如何改善经济大发不俗之论，也会把以往的智慧弃之为“偏见”，但他缺乏俗世之学，甚至不知如何设置教堂的日晷。他以怀疑的态度，把文人描写为有高尚思想、支持统一规则之人，这些人无法充分认识到实行这种规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如此看来，默瑟尔是许多现代保守思想的先驱。[12]
他屡次将理性主义理论观点同地方历史经验中更深层次的理性进行对比。若文人是前一观点的代言人，那默瑟尔隐约就是后一观点的代言人。他是“根深蒂固”的文人的范例，是深受故乡社会和政治制度控制之人。默瑟尔所抨击的统一立法者指的是，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中启蒙专制君主的政府官僚。奥斯纳布吕克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四周几乎被普鲁士团团包围。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奥斯纳布吕克所属的一个松散的政治体系——的君主，哈布斯堡君主对奥斯纳布吕克也只有间接的影响力。到默瑟尔壮年时期，奥斯纳布吕克的最高统治权被汉诺威王朝掌控。它也曾试图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但到默瑟尔时期，汉诺威王朝的君主更关心其作为不列颠统治者的位置，而让如默瑟尔一样的地方贵族管理人员来控制德国。
身处这一制度性社会中，默瑟尔几乎度过了其生命的全部时光，并执笔为这一社会辩护。在这一小小的社会中，他也曾接近真正的权力核心。奥斯纳布吕克大部分的政治经济制度仍保留着中世纪的结构。这个社会处在大西洋经济增长圈的边缘，且不受专制主义政体的控制——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却被这两种力量侵蚀腐化。
奥斯纳布吕克政体属“采邑主教辖区”，是近现代宗教斗争下的一个古怪产物。[13]奥斯纳布吕克的政治等级最高层是统治者，由有着汉诺威王朝血统的天主教主教或新教采邑主教担任。但是，这些名义上的统治者却很少现身主教辖区。天主教主教掌权时期，主要决策权归于大教堂委员会——大部分由天主教贵族组成；新教主教掌权时期，决策权归于有贵族资产之人，且仅限于能列出16名贵族祖先来证明其血统之人。另外，主教辖区内的城镇拥有独立资产，且有权批准关乎该镇自身的法律。作为奥斯纳布吕克市高级官员之子，默瑟尔自1744年起参与该市的管理，直到逝世。人生的后三十年，他一直担任主教辖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官员。
自中世纪起，农村地区一直由少数贵族地主以及大量农奴和农民居住，农奴和农民靠耕作养家糊口。贵族地主是主教辖区大部分适耕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住在自己乡下的宅邸中，收入主要来自农奴上缴的封建税或独立合法的农民上缴的租金。按照风俗习惯，贵族不应该像平民一样，为了赚取报酬，整日辛苦劳作，同时也无须像平民一样缴纳税款。贵族持有的资产可以由其后嗣继承，但不能买卖销售。农奴不能自由地持有土地，且若无其贵族地主的许可，不能搬迁。农民通过继承租赁权获得自有土地。贵族和农奴的身份都可世袭，自由合法农民的未来则受其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土地租约所限。贵族地主、农奴和独立的农民就过着这样的日子，对市场经济丝毫不察。
市场——以货币为中介进行商品交换——当然在奥斯纳布吕克的传统社会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大部分的地主、农奴、农民和手工业者，市场对其生活的影响无足轻重。农民家庭可以生产其所消耗的大部分物品，并消耗掉其生产的大部分物品。偶尔这些农民也会去城镇市场，卖掉一些鸡蛋、黄油、家禽或蔬菜，用赚来的钱交税，或是购买城镇手工业者的产品，这些手工业者直接售卖其生产的物品，而不通过任何中间商。一些具有异域风情的小东西，当地人无法生产，只有在每年定期的市集上才能零星地买到。传统上在奥斯纳布吕克人的生活中，以及许多真实的欧洲社会中，商人和商品只发挥着微小的作用。[14]市场经济正逐渐侵蚀着这种制度性社会，甚至在转变着如奥斯纳布吕克这样的经济死水区。
奥斯纳布吕克市的居民也有其特权，以财产和城镇委员会为代表。执政的城镇委员会被城市平民寡头控制——包括商人、律师、新教牧师和政府官员——这些人大部分都有血缘关系。这一由近亲组成的寡头政体，和该社会中的任何层面一样，其中个人的职业和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身而非成就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