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归来》获得过2006年法国美第奇小说奖，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主人公因为社会环境，从罗马尼亚流亡到美国，在美国教书写作10年后归来。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出走后在美国的生活。第二部分是写出走前的人生岁月，也是马内阿个人和家族的历史。第三部分是我在归来的10天做了什么。这是一个大致的概括，但实际这本书并没有明确的时空线索，总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中跳跃，在罗马尼亚、美国的空间中转换。叙事忽然中断，又再三重复，是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作者介绍
诺曼·马内阿 Norman Manea 1936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1986年因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离开罗马尼亚，先到西柏林，1988年到美国，从此在美国纽约定居，并以执教、写作为生。代表作有《归来》《巢》《黑信封》《法定幸福》《十月，八点钟》等。 马内阿是当今世界被翻译得最多的罗马尼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与塔赫·米勒并称为罗马尼亚最耀眼的“双子座”。有评论者认为马内阿是比昆德拉更深刻、更纯粹的东欧作家，甚至把他比作卡夫卡的继承者。他的作品不仅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东南欧文学的骄傲，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罕有的精品，在世界各国获得了许多文学大奖。
部分摘录：
早在半个世纪前，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我的布科维纳老乡——保罗·策兰[2]被这样问道：“诗者之孤独，为何？”这位年轻的诗人答曰：“为不着痕迹的一个圈。”
私以为，我的朋友们连同我自己都是小丑。我们在每日的琐碎与滑稽动作里挣扎着。哈尔顿[3]大夫给自己的儿子汉斯[4]·哈尔顿，这位未来的艺术家起了个爱称，将他唤作傻瓜奥古斯特。慈爱而幽默的父辈凭直觉了解这位明日艺术家的性情：当他的同辈们都在为日常生计而操劳时，他却格格不入。他就像一位黑暗骑士，整天对其他规则和补偿异想天开。无论情愿与否，生活已将这角色强加于他，而他则尝试着从中得到些许单独的补偿。
不可避免的是，傻瓜奥古斯特将在舞台上与代表着权利和专制的白脸小丑正面对峙。全人类将亲眼见证这两位模范的会晤。马戏团的历史，就如同人类历史……
相比从其他人身上挑刺，傻瓜奥古斯特总是在自己身上找毛病。他期待着会有那么一刻，自己能再次以多疑又自嘲的受害者模样登上舞台。在这个身份中，我逐渐变得多疑又逆来顺受——这大约就是流亡的治疗法吧。1986年，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乔尔马尼亚，就像经历了一次对称的轮回：5岁时，因为一位独裁者和他的意识形态，我被迫流亡；而50岁时，由于另一位独裁者及其与前者对立的意识形态，我再次亡命天涯。这一对称性所带来的哀恸，并不让我自豪荣光，反倒让我愤怒万分。我思绪万千，一心希冀能突然出现一束光，好让它终结傻瓜奥古斯特那东拉西扯的独白。
“我相对清白地从独裁统治中抽身而出，因此并没有被玷污。这可并不容易被原谅……你还记得巴萨尼[5]那篇《费拉拉[6]的故事》吗？”
我的对话者沉默着，没有打断我的话。他知道我在为逃避旅行找借口，而这次旅行明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因为《菲兹·康蒂尼的花园》这部影片，作者一举成名。《费拉拉的故事》里头有一篇短篇小说，名叫Una lapide in via Mazzini[7]。意大利语念起来真是好听呀，不是吗？U-na la-pi-de in via Ma-zzi-ni，《马志尼路上的石碑》。”
只要我能因此平静些许，我的这位听众似乎就愿意耐着性子听下去。
“战争结束后，焦耳·尧茨[8]突然从布痕瓦尔德[9]回到了他的故乡费拉拉。他是1943年被送进‘地狱’的那批人当中唯一的幸存者。以前的邻居如今看到他都会局促不安，因为他们想要忘记过去，忘记曾犯下的过错。被流放至集中营的那个晚上，这位见证者被迫彻底背井离乡，而现在的他更像一位不速之客，显得与这里格格不入。相比之下，我是否应该提及普里莫·莱维[10]？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回到故乡都灵，回到那曾住着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亲的家中时，心里可满是欢喜呀。”
对我的过去，听者似乎不为所动，只是微笑地聆听着。
“总而言之，我还是相对清白地从独裁之下抽身而退了。我成功地对其敬而远之。但是我发现：罪过、妥协甚至是英雄主义都是可以被原谅的，而唯独保持距离难以得到谅解。”
对我的絮絮叨叨，我可爱的美国朋友似乎仍未心生厌烦。他也没有发现，其实我早已烦透自己了，真是百无聊赖，腻烦至极！
“既非共产主义者也非政见不合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难道不算妄自菲薄？无论如何，我在布加勒斯特那个巴尔干的世界里，并非一个抛头露面的人物。当然，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傲慢。然后，我就移民了……走得远远的，有多远走多远，简直傲慢到了极点。”
苗条的金发女郎过来了，她的迷你裙短到了极致，右胸前挂着的工牌上写着她的姓名——玛丽安娜[11]。玛丽安娜是法籍以色列人，现在是纽约的一名大学生，空闲时在莫扎特咖啡馆打工。莫扎特咖啡馆位于纽约上西区七十街，距离我体味来世生活的住所很近。她端来两盘卡斯巴乔[12]、刀叉、面包，还送来了自己的微笑。
我那伟大的祖国……我尝试着向倾听者描述的，是那个达达主义式国家的伟大之处，我曾不愿离之而去，如今也不愿回归于它。难以描述的魅力和难以言喻的浊臭。这一点同其他地方一样，但那些地方与我无关。
“近年来，我得了一种特殊的病症。乔尔马尼亚症……”
莫扎特咖啡馆中，钢琴师没来，享用午餐的顾客也还未出现。为了模仿维也纳的风格，咖啡馆里的报纸被陈列在两个木架上，前面悬挂着齐整的标牌。赫尔·沃尔夫冈·艾玛迪斯[13]用怀疑的眼神，透过镀金镜框中的镜片，看着角落里两个戴眼镜的顾客。
“对自我的憎恶，会用‘哥哥，我想要吻你’这类甜蜜的话语而伪装起来吗？罗马尼亚人的言语同他们的灵魂一样，是不可被翻译的：‘Pupat Piața Independenței’[14]。这句话引自我们伟大的作家——卡拉迦列[15]。”这就同那个充斥着魅力和浊臭的世界一般，无法翻译。这不是该隐和阿贝尔之间的拥吻，而是人们在自己所深陷的污秽之地中，在那场激烈对抗后的集体式拥抱。在新的激战来临前，天鹅娼妓、蠢驴学者、鬣狗议员还有那无辜的小山羊们都在看似平静的酩酊大醉中尽情拥抱。相信我吧，罗马尼亚人不需要萨特[16]来告诉他们“他人即地狱”。地狱可能如那沼泽地一般，甜美而柔软。
我对这漫长的对话感到疲倦，不再作声。看来是时候压抑一下自己的乔尔马尼亚症了。
“你听说过西德人和东德人现在有多憎恶彼此吗？若要描述个中痛楚，与其让我来说，不如让塞利纳[17]或是萧沆[18]来讲讲。”
“别再发牢骚了。你已经写过关于小丑和马戏团的书了。有那么长的一段历史可以来叙述，那可是上帝给你的馈赠，别给忘了！”
“这故事太过错综复杂，只能浓缩成几句格言。”
“你同那个美国小丑一起离开吧。他会像个超级大国的当红明星般受到热烈欢迎。正如你所言，他是一个强大的白脸小丑。至于你……你知晓所有的秘密，把一切都深藏于心。你还有什么奢求？”
“一个来自美帝国主义的白脸小丑？而傻瓜奥古斯特，一个流放者，在他身边！上帝赐予我太多有趣的故事了，我却没好好利用。”
“上帝也没法儿面面俱到。”
“我得用格言的形式来描绘祖国吗？我得宣扬善良、美德和民主？你还记得福楼拜[19]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倘若一个人过度传布善美，最终就会成为一个白痴。福楼拜，这个家庭白痴，很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你会为了改变世界去这么宣扬吗？不，我可没那么傻。一个犹太教教士曾说，‘我布道不是为了改变他人，而是为了让自己不变。’然而，我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沉默了片刻，让自己喘了口气。事实上，我早在心中完整地推敲过这段对话，回答也能倒背如流，根本不需要任何停顿。
“流氓？一个流氓意味着什么？一个无根无源，独自成派，难以定义的人？一个流亡者？还是《牛津英语词典》中写的那样——‘伦敦东南部一户爱尔兰家庭之姓，该家庭以恶棍般的作风闻名。’在罗马尼亚作家埃利亚德的小说《流氓》中，有个人物曾这么说道，‘生命中唯一一种充满生机的行为——流氓行为’。”也就是反抗、死亡崇拜，“民兵、突击营和军团部队通过死亡相互联结。各个兵团在一个集体式的神话下整齐列队。”而流亡中的埃利亚德，又是否会因为自己成了颇有名气的大学者，而不再深陷于罗马尼亚式的沮丧中呢？这是一场由郊区向都市中心发起的复仇。他那位犹太朋友塞巴斯蒂安又如何呢？犹太人将他视若仇敌，而他那些加入铁卫队的基督教朋友则将他看作社会的弃儿。无根可溯、颠沛流离、异端分子，这就是所谓的犹太流氓吗？现在同你说话的，是一个域外人，一个没有祖国的世界人，这又算是哪一类流氓呢？
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封信从罗马尼亚寄来，没有日期，就像一个化脓的伤口。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在信中这样写道：“我感到困惑、迷茫和悲伤。你应该每年回来两次看看，向你那些知识分子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应该让人给你照照相，多参加参加圆桌座谈会，多去小酒馆呷几口酒。你应该以此回应他们对你的冷嘲热讽。我倒要看看这样做能有什么后果，祖国还能以何种态度对你。”
“难道还会有别的情况吗？就算有，那样就会更好吗？我问：还会有吗？你别让自己被同情收买了——这是来自贡布罗维奇[20]的警告。你得一直当个外国人！在他流亡阿根廷期间，他常常对着镜子吐舌头。因为镜子永远不会将他背弃。”
除了嘲讽的微笑以外，我从我的听者那里别无其他收获。在我们分别前，我的美国朋友像往常那样在百老汇大街和七十号街的拐角处就这次见面说了几句结束词：“请你每天从布加勒斯特用电报给我捎两句话来，好让我知道是否一切顺利。如果你坚持不下去了的话，就赶紧离开那儿。先到维也纳，再经布达佩斯、索菲亚，然后从那里飞回纽约。”
在那个清丽的春日之前，这些问题，或新或旧，早已陪我些许时日了。我并不需要借助莫扎特咖啡馆、巴内绿草餐厅、百老汇大街和七十号街的交叉路口让它们再次变成话题。
“你别再踏上那片土地了。”索尔·贝娄[21]在电话里对我这样说，“回去对你没什么好处”，索尔劝我道。我们相识也有20个年头了，初次见面是在布加勒斯特，但我俩真正亲近起来还是在美国。“倒不是因为你过去会使自己身陷险境，而是你到那儿肯定会饱受煎熬。前些时日我还读了一位罗马尼亚名人的自传呢。尽是些有涵养的伪君子，正如你所知，都是些假面书生。一面保留着过去良好的礼仪，行着吻手礼，而私下的另一面，却……”他之前是埃利亚德的朋友，还是罗马尼亚一位著名女数学家的前夫。我沉默不语，他却并没有因为我的哑言而沮丧，继续说着：“你就不该答应这趟旅行，你压根就不需要这些麻烦事。”我向他解释：还不是因为那所谓的“情感专政”，我是被巴德学院的院长里昂[22]说服了，才让的步。
电话里我听到了索尔开怀的笑声，恍然间似乎看到了他的面庞，上面爬满了皱纹，却笑得亲切友好，眼眸中满是盎然生机。“真的没必要。你也知道，我曾去过那里。快把一切都取消了吧，好好守着属于你的那片安宁。你在这儿已经够难了。好在你还有些距离的优势，可别把这好处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