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白银时代的星空》是俄国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关于“白银时代”诗歌、文学和文化的学术随笔集。全书分为四个篇章，*部分是对白银时代三个主要诗歌流派：俄国象征诗派、阿克梅诗派和俄国未来诗派的整体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了白银时代几位主要诗人：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第三部分是关于白银时代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的评述；*后是对白银时代小说家、散文家及其作品的评介，如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扎米亚金的《我们》、普里什文的散文和巴别尔的小说等。它们是作者力图接近白银时代文学和文化时留下的足迹，有着对白银时代的精神遗产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作者介绍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俄联邦友谊勋章获得者。主要译著有《俄国文学史》《时代的喧嚣》《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悲伤与理智》《三诗人书简》《萨宁》等。著作有《布罗茨基传》《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演讲录》《白银时代的星空》等。
部分摘录：
1921年8月24日，彼得格勒诗人协会主席古米廖夫因反革命罪被处死。他没有留下遗言，甚至没有留下遗嘱和坟墓，俄罗斯诗坛上一位曾经颇有影响的诗人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但6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诗人却悄然而又轰动地复归了，他的姓名、他的诗作又开始在其祖国的文学报刊上连续、显赫地出现。苏联文学界对他进行重新评价，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古米廖夫热”。
1986年4月，在古米廖夫诞辰100周年之际，《文学俄罗斯报》《星火》等报刊首先登出诗人的一些诗作，在苏联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之后，《新世界》《旗》等重要文学杂志也相继发表了古米廖夫的作品和有关他的政治遭际的材料。与此同时，介绍其生平、评论其创作的文章也开始出现，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著名诗人叶·叶夫图申科的《古米廖夫诗歌的复归》、新上任的苏联作协第一书记弗·卡尔波夫的《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和阿·帕夫洛夫斯基的《尼古拉·古米廖夫》等。
谈论这位苏联文学史上过去一直被定论为“反革命诗人”的古米廖夫，就难免要从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对其做出重新评价。
对于古米廖夫的“政治错误”，他的论者多持为其辩护的态度。叶夫图申科说：“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古米廖夫卷入了反革命的武装行动。”“诗，也是传记的史实，如果古米廖夫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那么他那里为何竟无一首反革命的诗呢？”〔1〕卡尔波夫的口径与此一致：“我以为，古米廖夫可能是守法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他那儿没有反苏维埃的诗。一首也没有！这一点可以说明许多问题。”〔2〕
古米廖夫一生的际遇是不顺利的。他20岁才勉强从中学毕业，先后进过两个大学，却都未读完；他渴望成功，却因通不过军官资格考试，最终仍只是一名准尉；他在彼得堡的文学圈子中受过冷遇，还差一点在与诗人沃洛申的决斗中丧命；他曾在巴黎爱上一位俄法混血姑娘、“蓝色的星星”叶莲娜，却遭到对方拒绝；他与阿赫马托娃的结合是俄国诗史上的一段佳话，却在古米廖夫心中留下一道阴影……然而，他一生最大的不幸，自然还是其生命悲剧性的结局。
古米廖夫有罪否？如果有，究竟什么罪？这至今仍是几个谜一样的问题。有人相信他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有人说他因一时糊涂被坏人利用；有人说他根本无罪，而是遭到了“某个奸细”的陷害。〔3〕有关古米廖夫案件的原始材料一直没有公布，但在古米廖夫被处死后不久的《彼得格勒真理报》上曾刊登过一则消息《在彼得格勒粉碎一起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其中关于古米廖夫这样写道：“古米廖夫，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35岁，旧贵族，语文学家，诗人，‘世界文学出版社’编委会成员，无党派人士，旧军官。彼得格勒武装组织的参加者，积极参加编写有反革命内容的传单，答应在积极参加起义的知识分子小组行动时与组织联系，从该组织领取过事务必需的经费。”自称没有掌握更多的材料、不便对古米廖夫案件做裁决的卡尔波夫，针对报上的这段话发表了两点意见：古米廖夫的“答应”，也许是出于一个俄国旧军官常有的那种重情谊、要面子的性格，若有一个旧友来向他提出什么建议或要求，他是不会不“答应”的；逮捕古米廖夫时，是从他的办公桌中搜出了一些钱，但这不一定就是反革命活动的经费，如果是，那也表明古米廖夫不愿，或未及用这笔“经费”去从事“活动”。卡尔波夫还退一步说：“我想，即便古米廖夫是有罪的，即便我为他恢复名誉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那祖国也能宽恕他——甚至对已犯下的罪行也有过这种形式的宽恕。”
对于古米廖夫的文学成就，论者则几乎众口一词地予以肯定。古米廖夫在其短短15年的创作生涯中共推出八部抒情诗集，即《征服者之路》（1905）、《浪漫的花朵》（1908）、《珍珠集》（1910）、《异乡的天空》（1912）、《箭囊集》（1916）、《篝火集》（1918）、《篷帐集》和《火柱集》（均1921）。此外，他还写有大量的诗剧、长诗和一些散文作品以及诗歌译作。古米廖夫的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个性，他的“异域题材”和某种“史诗风格”，使得他的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别具一格。
在古米廖夫诗歌遗产中诗论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的阿克梅主义文学理论。1913年，古米廖夫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了《象征主义的遗产和阿克梅主义》一文。这篇被公认为是阿克梅派创作宣言的文章，集中体现了古米廖夫的文学主张。在文章的一开头，作者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对于一个细心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象征主义已经结束了其发展的全过程，如今正在衰落。”“前来接替象征主义的是一个新流派，怎么称呼它都行，叫阿克梅主义（来自希腊语的άκμη一词——事物的高级层次，花朵，繁荣期），或叫亚当主义（对生活勇敢坚定的、明确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一流派追求比象征主义更多的力的均衡、更精确的关于主体和客体之关系的认识。”接着，作为对象征主义的反拨，古米廖夫提出了阿克梅派的创作纲领：反对象征主义对世界神秘、朦胧的暗示，提倡对具体、客观的现象的把握；承认象征在艺术中的重要意义，但不愿因此牺牲其他一切诗歌表现手法；寻求一切手法间充分的协调，要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有力的诗律体系；并不放弃对不可知、乌有、瞬间等的表现，“新流派的原则之一，就是永远沿着阻力最大的路线前进”。最后，古米廖夫列出四位大师作为“阿克梅主义大厦的基石”：展示出人的内心世界的莎士比亚，表达了尘世欢乐的拉伯雷，洞察生命却不对生命失望的维庸，以及不懈追求完美艺术形式的戈蒂埃。不难看出，古米廖夫的阿克梅主义文学理论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试图让诗从象征主义玄秘、缥缈的星空落到客观、现实的大地上来。有人评价阿克梅主义道：“阿克梅主义为确立物性和对生活的热望而斗争。阿克梅主义者们摈弃象征主义的含混不清和非现实性，各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形象具体、可感的充实。”〔4〕因而，阿克梅主义在当时曾被人视为“新现实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又将诗囿在艺术的象牙塔中，强调“诗即手艺”，在其美学观中进行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结合。他将莎士比亚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和戈蒂埃这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代表并列为导师，便足见其理论的混乱和矛盾。但是，古米廖夫的理论“造就”的阿克梅诗派，却充实了象征主义危机后的俄国诗坛，推出了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戈罗杰茨基和古米廖夫本人这些大诗人，对俄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一点，如今已得到公认。帕夫洛夫斯基认为：“古米廖夫的诗歌，是我们文学史中一个独特、有力的现象。”叶夫图申科断言：“古米廖夫的遗产不仅属于俄罗斯诗歌的今天，也属于它的未来。”卡尔波夫以这样的文字结束了他的《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一文：“100年——出色、独特的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在我们的文学中活过了这整整一个世纪。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活过了这100年。我们今年所纪念的这一世纪的交接处，当然不会是其作家命运终止的界线。”卡尔波夫还在文中援引了康·西蒙诺夫一段颇有远见的话：“……我们将来会出版古米廖夫的诗选，因为，他写有许多好诗和一些对我们毫无敌意的诗；他有许多出色的译作；因为，不提及古米廖夫，不提及他的诗和他作为论俄国诗歌那本书的作者所进行的批评工作，不提及他与勃洛克、勃留索夫及其他杰出诗人的关系，就无法撰写20世纪的俄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