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青年评论家李伟长阅读随笔集。书与人生，可以互见。 波德莱尔、福楼拜、契诃夫、钱德勒、纳博科夫、松本清张、格拉斯、奈保尔、桑塔格、布洛克、温特森……我们自身所经历的生活，有助于理解一个好作家的长成，他克服了多少困难，化解了多少危机，以及他对生活会中断，但不可能被摧毁的信念。作者勾点连线，问迹追踪，从一本书说到一个人，由一条线索牵出一段故事，从书里翻到书外，见证无数绚烂流离的人生。 作者的阅读随笔里有自己，因此写作比表面看上去紧张得多，苦恼得多，兴奋得多，快乐得多。“接受自己不完美的习性，接受自身的力不足，接受自己的不乐意，都是属于我个人的写作意义。倘能引发别人一些微小的共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喜悦。”
作者介绍
李伟长，八零年代生人，生于江西，现居上海，写评论和阅读随笔，著有《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珀金斯的帽子》《人世间多是辜负》。
部分摘录：
普里切特，一个伟大的小作家 以示敬意，应该这样开始：V.S.普里切特先生，生于一九〇〇年，一九七五年被授爵，逝于一九九七年。只差三年，他就走完了整个二十世纪。普里切特被描述为二十世纪英国短篇小说大师，与他的长寿、多产和见多识广都分不开。人们对长寿者总是会给予一些善意的体贴，毕竟九十多岁时，普里切特还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一个无忧无虑的寡妇》。普里切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游记、散文等体裁都有涉猎，说他样样精通有点过头，总体来说干得都不赖。
一
每一个古董商人，总有一件宝物，会让他大多数时间里年复一年地惦记着；为了得到这件东西，他可以不惜去杀人。古董这个行业的心脏就是欲望，但是这种欲望是一个被欲望自身麻痹了的梦想。麻痹得如此之深，唯一的解脱，众所周知，只能是大难临头：破产、离婚、上法庭和死亡，那牢牢攥着宝物的手，才会慢慢放开。
在短篇小说《坎伯韦尔的美人儿》里，普里切特就古董行当写出了上述一段话，看上去特别深刻，是不是很有点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派头？然而普里切特不动声色写的一个古董商的“宝物”竟然是一个姑娘，为了得到她，耐心等待，颇费心机。为了攥住她，更是用心良苦。有心的读者不难察觉小说家释放出的烟幕弹。这是一个狡猾的小说家，让读者在感受云山雾罩的古董幕后时，不知不觉被带进了分岔的小路。他的老谋深算在于，被误导的读者醒过神来，还能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走。想一想，在叙述诡计得逞后，这个小个子老头偷笑的神情。难怪他的同代人，同为小说家的尤多拉·韦尔蒂说，普里切特的小说都有一个燃烧的开头，像一团旺盛的火堆，飞溅的火花像一个个魔术戏法。
从《巴黎评论》对普里切特的访谈中，可以得知，他父亲是个商人，没什么艺术细胞，生意做得也不怎么样。十五岁时，父亲就把他赶去毛皮市场工作，因为父亲觉得毛皮这行大有前途。父亲显然错看了他，也许毛皮行当的确有前途，但普里切特未必有。好在普里切特的母亲，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善于用不同的口音和举止模仿遇见的人。这一点肯定影响了普里切特的小说创作，他就痴迷于写各色人物的对话。有的小说就以对话推进，在看似杂乱、孤立与分离的对话中，小说家的观念得以生成，当然，也有的高邈深远，我们捕捉不到。
关于短篇小说，普里切特有自己的认知。短篇小说吸引他，首先是因为短小，不像写长篇小说需要那么大的耐性。其次，短篇小说能显示出一个由很多孤立的事件组成的确定的现实观念，这对他诱惑很大。在普里切特看来，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事是细节，不是情节。情节是有用的，仅仅在于它提供了那种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推动行动发展的细节。我们可以确认，对普里切特来说，短篇小说就是细节，他是个彻底的细节主义者。
看一个作家如何谈论小说，有时候比直接读他的小说，更能有效地认识他。普里切特的短篇小说观很清晰，富有严密的逻辑性。我们可以抽出关键词：孤立的事件、确定的现实观念，还有必不可少的细节。孤立的事件，我理解为生活本身的无序，事件和事件并没有不言自明的因果逻辑，可供小说家随意差遣，其内在的联系如何产生，并不仅仅取决于小说家高明的技巧，也取决于事件的孤立状态是否可能发生联系。至于确定的现实观念，不妨理解为，一个作家在文本中构建的清晰的自我，它由分散在情节中的细节投射而成，表现为小说家对现实生活的发现和与众不同的看法。什么又是普里切特的细节呢？
雷蒙德·卡佛帮我们找到了答案，说出了普里切特的细节观：一瞥。普里切特的小说观影响了卡佛，他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就提到了普里切特的名字以示感谢。不仅如此，卡佛还有一篇文章“On Writing”（《论写作》），特别提到普里切特对短篇小说的定义：something glimpsed from the corner of the eye, in passing（眼角顺带一瞥）。注意它首先是“一瞥”，然后，如果我们够幸运，它则能够照亮瞬间、赋予鲜活生命更广阔的意义。卡佛强调，短篇小说写作者的任务，就是尽其所能投入这“一瞥”，充分调动他的智识和文学技巧，去施展他的才华，把握认识事物本质的分寸感和妥帖感，说出他对那些事物与众不同的看法。卡佛接受了普里切特的“一瞥”，并就如何完成这一瞥，进行了技术性的提升。这神乎其神的“一瞥”，就是普里切特的细节观。卡佛的“与众不同的看法”，与普里切特的“确定的现实观念”，异曲同工。只不过卡佛似乎更为自信，也更坚定一些。
普里切特将小说细节放在了人物对话中，用对话推动情节，推进故事。他不是一个热衷编写情节的小说家，对话把他从情节中解救出来。对话就是普里切特的诗学形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对话是我可干好的一件事，经常干和喜欢干的，对话是我最接近于诗的作品”。对话写得这么好，但普里切特说自己写不来舞台剧，听着就像是一种嘲讽。
二
普里切特的眼角瞥见了这样一群人。一群把内心生活挂在舌头上的人，他们混迹于普里切特的小说中。这些人就像蹩脚的演员一样，熟练又夸张地自顾自地表演，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普里切特无意设置起承转合的情节，而是将小说人物赶入一个特定空间，比如旅馆、酒馆、古董店、牙医诊所、破产的工厂，还有运尸体的灵车，听任他们公开表演。总之，会有一个空间，可以安放他们的喋喋不休。这群人各执一词，说的都是孤立的事件。普里切特通常使用明喻、暗喻和意象，让这些小说细节慢慢汇合，小说家的观念从中慢慢生长。这符合英国喜剧文学的传统，内敛又深沉，拒绝流于表面的肤浅笑话。
在《西班牙的罪恶》里，七个人围着桌子一坐下来，就开始吵吵嚷嚷，先是各自抱怨座位安排得不对，接着为吃什么喝什么彼此较劲，一个提议喝酒，一个说喝汤，中间还说到了某人差点淹死的那个夏天。“我们又说汤不好喝，酒也很糟糕，店主上来的每一样东西都不好吃，但是店主说汤是好的，酒也是好的，最后我们又说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告诉店主，饭店挺不错的，他说不太好，的确有点糟。”这是普里切特的喜剧风格，在一段话中埋伏着若干曲折的爆点，彼此咬合，你进我退，莫衷一是，是不是依然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场景，关于饭局中毫无意义却又兴致勃勃的谈话？
《一只苍蝇》中，我去看望破产的父亲。已经六十五岁的父亲，亢奋不已，握着拳头，教导儿子：“你给我听清楚了。我们都会担心忧虑，但是必须想得更大更好，应该有远大的抱负。拿你来说，你只是一个讲师，在大学城里给一帮人上课，我可不会就此心满意足。我要给全世界讲课。你的头发掉得很厉害，你的岁数不小了，得知道怎么生活了。”滔滔不绝的父亲似乎忘了，他已经破产了，身无分文了，但这并不影响他教育儿子。要不是一只苍蝇来打搅，这场关于抱负和生活的演说还得持续。父亲完全不在乎，外面人说他是一个老骗子。父亲信誓旦旦，钱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终于挣脱了金钱的束缚，而当儿子说，可以给他筹到钱时，父亲顿时两眼放光，“什么？你说你可以筹到钱，钱呢？在哪儿呢？”那些假惺惺的自我催眠瞬间崩塌，可以想见他儿子内心的崩溃和无奈。
能说会道的还有一大堆，譬如有个爱讲故事的牙医，“他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牙医”。这位牙医先生的好，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拔牙时会给病人讲故事，比如他讲过一个恋母情结的故事：“我成功地糟蹋了我父亲的家产后，花光了他的每一分钱。然后我就结婚了，没过多久婚姻就被我给毁了，我跟一个法国姑娘私奔了，十八个月后这姑娘死了。母亲过世后，我父亲又结婚了，和一个年轻得可以做他女儿的姑娘结了婚。我把那姑娘从他手里夺走了，跟她结了婚，然后，我们生了七个孩子。”再譬如，有个喜欢在酒馆谈论爱情的老女人，五十七岁的她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水手，厮混了两个月，“爱情”就结束了。她似乎很难过，借酒浇愁，寻求慰藉，事实上，这已经是第四个青年了。她低声说：“到了我这把年纪，没人可以打击我。我五十七岁了，我可不是小姑娘。”是不是听上去很坚强？
我们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人物，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的《不负责任的自我》一书中，就有一篇文章《V.S.普里切特与英国喜剧》，重点分析了普里切特的三篇小说——《幽默感》、《摔倒》和《我家姑娘回家时》。伍德说，普里切特是典型的英国作家，内心膨胀的人物常常见于普里切特的小说中，他的喜剧就产生于人物的内心幻想和客观现实之间奇怪的冲突，并且这些内心膨胀的人物可以解读为，英国扩张投射在国内民众身上的廉价镜像，詹姆斯·伍德认为这是一种英国特征。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想象普里切特写作《幽默感》的一九三八年，英国处于怎样扩张的境地，并且这种扩张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心态。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难以清晰地理解詹姆斯·伍德的解读和判断。《幽默感》写了一对情侣，开着灵车将一具尸体送回死者母亲家，沿途经过英国小镇，人们纷纷脱帽致意。女朋友突然大笑道：“这感觉是国王和王后的待遇。”伍德从中辨认出了英国文学的喜剧传统，并猜想普里切特创作这段情景时，应该想到了狄更斯《远大前程》里葛吉瑞夫人的葬礼，本该肃穆庄严，最后变成了闹剧。对着詹姆斯·伍德的解读，再看看普里切特的小说，这让人束手无策，显而易见的阅读障碍就横在眼前。到底从何去感知这种喜剧呢？或者说，还有必要拂去历史的灰尘，去寻找普里切特当时的喜剧吗？如果忽略小说的创作年代，我们能有什么收获？
有一个姑娘，在镇上一家旅店做服务员，当地修车行老板的儿子喜欢她。姑娘不乐意，嫌他没有幽默感，一心想要离开小镇。这个时候，“我”出现在了旅馆中，两人迅速就好上了。老板儿子常常开着摩托车跟踪盯梢。“我”带着姑娘去看父母，老板儿子跟踪而来，路上出车祸死了。“我”家里是开殡仪馆的，于是用灵车将尸体送回老家。姑娘坚持要一起回，“我”父亲说，这不妥，一个姑娘坐在灵车上，待在棺材旁边，看上去就像是搭便车的，这没有尊严。姑娘坚持要坐灵车，还突然将嗓门拉到最高，吼道：“况且，我还没坐过灵车呢。”于是灵车载着两个人和一具尸体，路过小镇时遇到别人礼节性的脱帽敬礼。这个姑娘就像看笑话一样，看着人们脱帽致意，并说出了“这感觉是国王和王后的待遇”这样一句话。
之所以重新讲述一下小说的故事梗概，是想说今天阅读普里切特，按照詹姆斯·伍德的提示，我们会遭遇一些理解上的障碍，并因此错失一些内容。按伍德分析的那样，小说本该悲伤的结局变成了闹剧，属于典型的英国式喜剧。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有其他的妙趣吗？比如在那些分散的细节里，是否隐藏着一些有趣的东西？
一个姑娘坚持要坐灵车的最终理由，居然是她从来没坐过，并不是因为棺材里的男人曾经爱过她。更巧妙的是，这家人还真的接受了她这个理由，让她坐进了灵车，哪怕这样看上去，她真的像是一个搭便车的。这个细节能起作用，源于我们的现实世界所建立的日常规范，没有人会真的搭一辆灵车的便车，也没有人会因为没坐过灵车就想去坐一次，但是在普里切特的小说里，这一切都发生了。这三个人的关系设置也有机巧，缠绕又戏谑。试想当时的场景，一对情侣，驾驶着灵车，女的还蹦蹦跳跳，大呼小叫，开心得不行，灵车后面装着一口棺材，里头躺着才死两天不到的爱过她的男人，见灵车驶过，人们脱帽致意，女人照单全收。
小说营造的氛围真够诡异的，悲伤早就不存在了。这就是普里切特的小说细节，嬉闹之间，正经和戏谑的对照，荒唐和无序，身份的错位和内心的膨胀，外在社会和人物内在的冲突与失调，幻化为英式幽默，在对话中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