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牵头，联合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素质教育通识课教材。内容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其中人文学科占的选题比重最大，约占60％。全套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计划出版100 种，目前已经正式出版55 种。丛书选题范围广、层次多，选择空间大，是同类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者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中宣部、教育部等部委的领导对已经出版的“十五讲”系列有非常高的评价。 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书系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编写出版这套书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书系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这一书系的定位是“名家讲通识”，和一般的教材不同，这是讲座风格的一套书，是请名家来做高品味的学科普及讲座。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选择阅读，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课，不是专业课的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要让学生有兴趣，确实可以帮助学生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进人格素养。每一种选题都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作者的要求很高，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的重量级学者，是“大家”讲“通识”。命名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意在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书，亲炙名家名师课堂。 这套书的作者阵容强大，多数都是各个学科领域顶尖的学者。有的是采取多位学者合作形式，如《红楼梦十五讲》、《美国文化与社会十五讲》等等，几乎就把所属学科领域最好的学者都请来“开课”了。另外，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这套教材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自然会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的兴趣。行文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 本书系适合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照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术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作为参考教材。本书系为什么一律命名为“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如果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当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种图书品牌。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能否成功，还要看各个采用单位的实践检验，要看广大师生和读者的接受程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55 种来看，效果不错，全部当年重印，过半数年印三四次，最先面世的数种迄今为止已经重印十几次，总印数达七八万册。很多学校反映，书是有质量的，开课的老师自己也采用了这些教材的框架与主要内容。即使不采用我们这套教材，也在实际教学中采纳参考了这套教材的内容框架，或者由于这套书的某个课题引发某些学校老师开设类似的通识课。希望“名家通识讲座书系”的出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作者介绍
朱良志，1955年生，安徽滁州人。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观念研究，近年来又多在中国传统绘画研究方面投入心力。出版有《南画十六观》《石涛研究》《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石涛诗文集》《八大山人研究》《真水无香》《中国美学十五讲》《曲院风荷》等著作，受到学界和读者关注，先后获得“政府出版奖”“中华优秀出版物”“中国好书”等。 龚鹏程 祖籍江西，1956年生于台湾，博士、教授。曾任报社主笔、书局总编、政府公职人员等等，创办过三所大学、一些研究机构。兼通三教，博涉九流。著作六十余种，主编图书数百种。以宏传中华文化为职志，现在大陆讲学。《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至今印刷18次，销量7.5万册。 陈乐民(1930—2008)，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欧洲问题专家，长期从事国际政治及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学会会长。1991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欧洲文明的进程》《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20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十五讲》《莱布尼茨读本》，主编（并担任主要撰稿）《战后英国外交史》《西方外交思想史》，并发表多部散文、杂文以及书画集，译有《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1983—1985年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进修访问，1989—1990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牛津大学，1993年赴美国佐治亚州卡特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1995年后曾担任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1998—2004年任美国纽约亚洲协会理事。2004年当选为美国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顾问。2007年当选为联合国基金会中国理事。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史》《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等。 徐葆耕，196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90年起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2011年去世。学术著述有《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释古与清华学派》等，学术随笔有《紫色清华》等，文艺创作有电影剧本《邻居》等五部以及小说《同窗》等。 杨立华，1971年3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七台河市，1998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性专著有《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译著五部：《王弼〈老子注〉研究》、《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宋代思想史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部分摘录：
当人们设定一个“＊ ＊与人生”的论题模型以后，“＊ ＊”部分填上任何概念、任何范畴，甚至任何词语，例如“政治” 、“经济” 、“科学” 、“哲学” 、“历史” 、“社会” 、“家庭” 、“性别” 、“言论”之类，都显得非常严肃而沉重，唯独填上了“文学” 、“艺术”之类，相对来说会显得轻松一些。
文学与人生的话题之所以会比其他关涉到人生的话题轻松一些，是因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原本就比较松散，说得更通俗一点：在广泛意义上，人们并不是离开了文学艺术就没有饭吃或者就吃不成饭。如果你是一个文艺家，是一个靠文学艺术吃饭的人，或许是离开了文学艺术就没有饭吃，但对于更广大的人群而言，对于人类总体而言，有文学艺术固然很好，它美化我们的人生，丰富我们的人生，使得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精致更优美，可如果真的没有了那些东西，相信人们照样可以活着，而且也可能活得很好。
与人生关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是社会生产，包括一切生产力因素和相应的生产关系。最直接的生产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经济、科学、技术等等，还有与生产力的培养和促进有直接关系的教育，都是社会生产所离不开的，也是总体意义上的人生所离不开的。与社会生产力构成紧密关系的是所谓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这些都与人生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然而文学艺术却离这一些都比较远。
文学艺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这样的对待使得文学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获得了相当崇高的地位。回顾一下作家曾经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拥有的巨大公信力，以及他们的组织作家协会在过去的苏联以及中国享有的巨大权力和稳固地位，就能明白文学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在任何一个从未将文学当作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度里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样一种至今仍然留有深刻痕迹的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得到了官方和舆论的高度重视，文学被同时赋予了相当了不起的价值、意义和使命，于是乎也成了与社会人生关系至为密切的东西。
当然相当多的地方并不承认至少并不强调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但身处其中的文学家有时却觉得有时候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可能不可避免。台湾小说家钟肇政像许多文学家一样看不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不过也同样和许多文学家一样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趋向无可奈何：
文学有这样意识形态的问题吗？有的。这是我们台湾文学非常特别的地方。欧美、日本的文学并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个人还认为在文学作品或其它的艺术，意识形态并不是需要的东西，假使有，也是泡沫，终究是要破灭、消失的。唯独台湾的文学在这方面非常特殊，统独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探讨清楚，这是因为台湾过去有五十年间被殖民的历史，战后虽然说是光复了，事实上也等于被殖民的状况，跟日据时代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1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命题。一方面钟肇政为台湾文学染上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感到奇怪，感到特别，感到不可理解，另一方面他的论述又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意味，包括认为光复以后也还等于被殖民的状况。无论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至少可以说明，在一个号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并不需要的作家的嘴里，有时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难于避免，可见文学之于意识形态的联系本质上可能还相当紧密，至少是相当复杂，不是说剥离就能剥离开来的。
钟肇政认为意识形态的纠结是台湾文学的特殊现象，可能也不尽然。相比之下，更加重视文学意识形态的地方实在很多，只不过人们常常处在检讨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趋向之中而已。
确实，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理论已经或正在受到文学批评界的怀疑、反思乃至谴责，有的理论家仍将文学定位在“审美意识形态”2的意义上，正如钱中文在所著《文学原理———发展论》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阶级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及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与以前理解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功能和性质的偏差，社会价值感自然无法与同政治密切联姻的社会意识形态相比，更不用说对主体提出“使命”的要求了。
将文学定位为社会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说是社会对文学的重视，使得文学在社会人生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不过从客观效果上看，对文学的发展和自身建设并非十分有益。文学艺术是人类生活中精神创造的奇葩，它的产生，它的发展，它的繁荣，都需要一定的适宜的生态条件。它需要天才，需要灵感，需要许多偶然得之的心理触动，当然还需要独特的艺术手段或技术方法的创新，这一切都不是靠社会重视所能够获得的。一定的文学艺术犹如特定的花朵，它的绚烂的绽放除了必须具有的自身条件之外，还需要它所适宜的土壤，它所适宜的气候，它所适宜的水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应有的生态。这种生态不是行政手段、人为重视乃至理论强调所能建立起来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工程，不如说是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任何意义上的重视、提倡乃至奖励、惩戒等等都不足以对之形成相当效用的影响。
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说，它的繁荣往往都不是社会重视的结果。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的总体繁荣，很难说都是当时社会重视的结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这一著名命题，揭示出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文学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很可能是在社会一般发展比较低迷的时候。“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3这就是说，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有时是任何外在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无法决定乃至左右的。
就文学创作的个体经验而言，伟大作家和诗人的不朽作品也都不是社会重视或行政扶持的结果。文学的历史有时恰好提供了反面的教训：过分的行政扶持或过于集中的社会重视，往往不利于巨大文学成就的形成，甚至对文学发展有害。外国的所谓“桂冠诗人”，中国历史上相当多的宫廷诗人，其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常常是少之又少，浅而且浅；哪怕是非常杰出的文学家，一旦“桂冠诗人”或宫廷诗人的“黄袍加身”，往往就难以创作出与其才华相匹的作品来，曾经有过这种经历的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现代中国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一段时间内，文学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当作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求几乎每个人都能写诗，要求村村都有文艺创作、大演大唱，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当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之后，文学就必然会担负起自己所无法负担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这种“过多负重”现象对于文学的正常发展和繁荣并不有利。在素来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体制里，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一向都得到强化，结果却往往不能因此留下传之后世的杰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应该说有着比较深刻的教训。有时候，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被强调到极点，文学不仅为政治服务，还要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要求的那样，“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是在特定的革命时代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的特定立场所提出的要求，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则被视为文学艺术应有的素质，甚至是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具备的品质，于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政治工具化倾向特别严重，所产生的作品往往更多地体现着历史的认识价值。
我要说的是，我们以前的印象中似乎只有重视意识形态的共产党才这么“功利”地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工具性，其实只要“政治”需要，任何“政治”家都会对文学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上个世纪60年代，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了《当前文艺政策》，也明确提出提倡“积极推进三民主义新文艺建设” ，“促进文艺与武艺合一，军中与社会一家，以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扩大文艺的战斗力量，适应国防民生的需要”。要求文艺家“强化文艺的敌情观念，坚持文艺的反共立场” ，“汇合自由世界光明正大的文艺力量，力挽偏激、淫靡、颓废的文艺逆流，导向三民主义新文艺的主流” ，如此等等。4其结果，固然是造成了相当的声势，但以此为指导思想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有多少被人提起或是被人记起？
当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被夸大以后，当文学之于社会和政治所可能负担的责任增大以后，文学相应的厄运也就可能增多。历史的教训已经作了这样的证明，政治家完全可以凭借他的判断认定某一部作品犯了滔天的错误，进而追究作者甚至整个文艺界的责任。毛泽东当年要发动某种政治清算运动，往往就先从读文学作品开始，他能够从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中看出了某种“反党”的意味，并不无嘲讽地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
中国20世纪中期的政治运动，常常总是从文学批判着手。建国初期，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以批判“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文学学术著作《红楼梦研究》打响了开场之锣；批判“胡风集团”的斗争与“镇反运动”紧相呼应，文艺界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又以对《洞箫横吹》、《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的批判，以及对丁玲等人的“再批判”为前奏和内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署名“三家村”的几则小品文的声讨拉开序幕。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那个时代社会过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过分重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关。当文学的作用在这种观念下被夸大以后，一般来说给文学带来好处的可能不是太大。而且，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是高度精细的精神创造活动，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学创作是卓越的灵感、特异的天才在一定的情感世界里自由呼吸、自然发生的结果；寂寞应是文学的常态，孤独是文学的伴侣，普遍的社会重视、热闹的群体关注，往往并不利于这种高层次的文学作品的出炉。
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人生的余裕的体现，其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应该颇为松散。特别是在不寻常的年代，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与社会人生之间关系的紧密，往往并不明智。鲁迅就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形象的解剖。他1927年4月8日到黄埔军校去演讲，语出惊人，认为在革命的时代，文学“是最不中用的” ：“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这篇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鲁迅批评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鲁迅对此不能同意，认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言下之意，即是认定文学其实应该与社会的倡导拉开一定的距离，其之于革命的关系也不见得就那么紧密。据此，他认为在那个时代“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他自己表示倒是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而不是文学的声音，因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鲁迅的讲演是面对黄埔军官学校的广大学生，面对即将肩负起中国国民革命责任的军官们而发的，语气中对于革命军人含有更多的激励，同时对于文学作用的论述也相应地带有某种揶揄的成分。但是，鲁迅所表达的意思相当准确。文学之于社会人生，并不像我们日常宣传中，或是文学教授开始一堂文学课所讲绪论中强调的那么重要，那么严肃，它应是人生沃土上自然生长的一种奇葩，而不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须臾不可离之的果食。
既然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本应如此松散，文学与人生就应该属于比较轻松的话题。人生的范围很大。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对于人生的思考就难免出现分工：有的人重点考虑人生的沉重话题，有的人重点考虑人生的轻松话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他们的思考自然偏重于沉重的方面，文学艺术家的思考相比之下就偏重于轻松的方面。只不过，有很多文学家不愿意、不甘心甚至不懂得轻松地思考文学与人生的话题，有些杰出的文学家则处于特殊的历史位势，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无法轻松地进入这样的话题，譬如鲁迅。比较擅长于以轻松的姿态进入文学话题的现代文学家，当推周作人和林语堂。周作人留给现代文坛的话题很多，有时他也检讨自己曾经作为一个道德家将文学推向了严肃。这位提出“人的文学”概念的文学家在《自己的园地》自序之二中说：
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