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人类是什么？人性又是什么？人性可靠吗？自从莎士比亚把人性的千姿百态作为表现的主题，人性与世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变万化的形态也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而欧洲文学经典尤其如此。戴从容老师在其多年讲课的基础上，经过十多年的反复思考与梳理，深入欧洲文学经典，从神话、史诗、戏剧到小说，从圣经、莎士比亚到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既深入文学，又跳出文学，从心出发，对欧洲众多文学经典重新解读，借由经典文学作品揭开的一层层帷幕，开启的一个个视角，帮助读者打开自己生命的视角和帷幕，让读者看到经典里更看到人性里复杂的思想、情绪与深刻的人生体验。
作者介绍
戴从容，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作协理事，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理事。著有《当代英语文学的多元视域》《乔伊斯、萨伊德和流散知识分子》《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等，翻译了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维•钱尼的《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乔治•拉雷恩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等，在国内外各类刊物发表文章80余篇。
部分摘录：
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蛙》里面虚构了一个关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故事。公元前405年，阿里斯托芬写《蛙》的那年，埃斯库罗斯已经去世多年，欧里庇得斯也去世一年了，索福克勒斯刚刚去世，这时候，酒神狄俄尼索斯发现整个古希腊戏剧后继无人，所以想去冥府带一个回来，以免剧场荒芜。在冥间，最伟大的戏剧家可以在长官餐厅用餐，与冥王并肩而坐。狄俄尼索斯到达冥府时，正好欧里庇得斯在挑战埃斯库罗斯的席位，多数民众支持欧里庇得斯，因此引发冥界动荡，冥王判他们通过比赛一决胜负。至于刚来的索福克勒斯则甘愿让埃斯库罗斯坐首席，除非这个席位被欧里庇得斯夺取，如果这样，他就要跟欧里庇得斯决一死战。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针锋相对，展开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由狄俄尼索斯选择。狄俄尼索斯刚来的时候是准备把欧里庇得斯带回人间的，但最终他却选择了埃斯库罗斯。剧中埃斯库罗斯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没有背叛诗神/忘了崇高的义务，/去和苏格拉底/做无意义的闲聊”。
一 从《蛙》中的评价可以看出，阿里斯托芬对当时正负盛名的苏格拉底颇为不满，并且把欧里庇得斯与苏格拉底归为一类。他的这一看法其实也代表了当时掌权阶层的普遍看法。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著述，但是通过柏拉图的详细记录，他的思想通过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思想和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苏格拉底思想的博大精深、独树一帜早已为世人所承认，但是苏格拉底在世的时候，却被视为智者学派的一员，阿里斯托芬尤其持此看法。
智者学派在当时主要指一批收费授徒的人，主要教授学生修辞学和辩论术，培养他们高超的论辩和演说能力，目的是在当时需要凭演讲赢得民众支持的政治舞台上取得成功。智者的教学活动有鲜明的功利性，以胜利为目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带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经常质疑长久以来通过神话和戏剧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因此也被称为“诡辩学派”。苏格拉底虽然喜欢用他称为“助产术”的辩论传播自己的思考，但他的目的不是为辩而辩，而是寻找真理，这使他的辩论与诡辩派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并不能清楚地将他与诡辩派区别开来，阿里斯托芬就在《云》中把苏格拉底塑造为一个典型的诡辩派学者，为钱收徒，只教会了学生如何用诡辩颠倒黑白，辩称“儿子打老子有理”这类的观点。苏格拉底在现实中被判处死刑，证据之一便是阿里斯托芬的《云》。
不过事实上，即便对诡辩派来说，这种看法也是误解和曲解，因此今天更多的人称之为智者学派。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两个人都有重要的哲学著作，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普罗塔哥拉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事物的善恶是非，因此为唯我主义的诡辩奠定了基础；也可以理解为世界通过人的感知才能被认识，因此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感觉主义，与17世纪贝克莱提出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有相似之处。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上，这句话一般被视为高扬人的主体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先声。阿里斯托芬将智者学派预示了未来思想发展的观点，简化为强词夺理的诡辩，其实是新思想刚出现时经常会遭遇的被简化、丑化、俗化的典型情况。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虽然具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但也难免喜剧常有的简单化、表面化的缺陷。
到了欧里庇得斯的时代，在希波战争中获胜的希腊社会日益繁荣，以雅典为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发展。虽然伯里克利时代已经随着伯里克利的离世而结束，但是黄金盛世、百工俱兴所带来的繁荣已经让古希腊人对人而不是神的创造力有了充分的信心。不仅雅典公民，希腊社会普通民众的自我意识也日益觉醒。智者学派既是应古希腊社会特殊的广场政治而生，也顺应了普通民众对传统的宗教观念、等级秩序的挑战，因此不仅受到具有政治抱负的年轻贵族青睐，也得到下层民众的赞许。欧里庇得斯也是智者学派的拥趸之一。
欧里庇得斯虽然生于阿提卡的贵族家庭，但他性格内向，总是尽可能避免参与社交和公共生活，喜欢苦思冥想，在石室中潜心阅读和写作。据说他迁入雅典后，雅典人请他到主席厅吃公餐，他也很少去。欧里庇得斯还拥有可观的藏书，据说他的藏书量在当时雅典也是数一数二的。欧里庇得斯对逻辑思辨极感兴趣，因此与智者学派亲近，即便在戏剧中他也喜欢让人物展开辩论，在舞台上推理思考他对世界和人性的看法，因此有“舞台上的哲学家”之称，被不少人视为智者学派的外围成员。而且欧里庇得斯与普罗塔哥拉过从甚密，普罗塔哥拉就在他家中朗诵过后来被公开烧毁的有关神的论文，普罗塔哥拉后来也因为这篇论文被判罪。论文的开头是：“我不能断言是否真的有神存在。这点的认识有许多障碍：第一，是对象本身不明确；其次，是人类寿命短促。”普罗塔哥拉对神的怀疑同样影响了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与其说是神和英雄的悲剧，不如说是普通人的悲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风俗喜剧转变的悲剧。
《蛙》中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争论的也正是悲剧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埃斯库罗斯指责欧里庇得斯是“爱收集胡言乱语的，爱描述穷光蛋，爱缝破布的家伙”，对此欧里庇得斯的辩解是：“那是我的民主方式/……我展示给人们的是/大家熟悉的普通生活场面”。同样，欧里庇得斯指责埃斯库罗斯“说的都是些过分华丽的令人难解的辞藻/……当初我从你手里接过诗艺时，/她臃肿，华而不实的词太多”，对此埃斯库罗斯的辩解是“表达高尚的思想和理想，/必须创造出高尚的语言来。/英雄和神样的伟人说话/应该用庄严华丽的辞藻。”由此可见，两个人的根本分歧在于悲剧应该表现英雄和神样的伟人，还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这里潜含着一个对当代读者来说未必能够理解但对阿里斯托芬来说似乎不证自明的前提，即英雄和伟人就是高尚有德、伟大崇高的，而普通民众就是小偷、弑父者这类道德败坏、胡言乱语的人。因此只要用悲剧去表现普通民众，就必然是不道德的。
古希腊社会由一个个城邦组成，城邦居民按政治、法律地位可分为三个主要阶级：公民、外邦人和奴隶。在雅典，奴隶占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任何地位和权利。外邦人是通过缴税而获准在希腊城邦居住的非希腊人，其中许多人其实已经住了几代，但仍无权参与政治。只有公民有权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但成年女子和未成年人不具备公民资格，因此实际上公民的数量很小。而即便是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也有不同。古希腊城邦一般实行三级制度：执政官、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在贵族制和寡头制下，贵族与公民的差距尤其明显。今天的普遍主义道德观认为每个公民都具有同样的道德责任，但在古希腊，“美德”与一个人的身份直接相连。军事统帅的“美德”与普通士兵的“美德”，贵族的“美德”与平民的“美德”是不同的。正是古希腊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让阿里斯托芬潜在地把普通民众的品德视为不道德的。
至于悲剧应该在城邦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其实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民众。不过欧里庇得斯的教育目的是帮助民众获得判断能力，从而能够自己对事情做出理解和选择，从长远看是帮助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因此他说“我在剧中用争辩的逻辑/教会他们知识的方法，/并使所有的剧中人说话时/努力推断出如何和何故”。埃斯库罗斯教育民众的目的则是让他们成为更勇敢的战士和更合乎道德的人，因此他说他的戏剧是“想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胜利的花环，/为此去战斗，去征服自己国家的敌人”, “老师们在学校里对孩子们讲道德，/我们诗人则是成年人的老师，/我们永远应当讲合乎道德的事”。由此可见，埃斯库罗斯是为观众设置他们应该达成的目标，欧里庇得斯则教给观众走向自己目的地的工具。一个塑造普通观众，一个唤醒普通观众。
这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念其实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民众观。两种民众观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但其间的差异直到19世纪之后才真正在现代政治中体现出来。对埃斯库罗斯那类的民众观以赛亚·伯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称那些主张教育和塑造民众的人坚持，既然民众不知道如何游泳，就不要让他们有进入游泳池的自由。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说过，“人民就是老牛，他们需要的是一副牛轭，一根赶牛棒和饲料”。民主观念其实是晚近才普及的。
当然不可能指望两千多年前的欧里庇得斯拥有比伏尔泰还现代的平民观，欧里庇得斯不可能相信民众可以自我教育，不再需要贵族的启蒙。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贵族和平民依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贵族依然是人生舞台的主角。但不同的是，欧里庇得斯让贵族从半神的庄严肃穆、不容亵渎，转而有了普通人的掂量取舍、利害权衡。在欧里庇得斯那里，贵族开始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只归因于神；观众也被希望学会自己做出判断，不再唯贵族之命是从。
但在当时的贵族文化下，绝大多数贵族理所当然地认为普通民众需要的是塑造而不是唤醒，阿里斯托芬同样如此，因此在《蛙》中他认为埃斯库罗斯更能振奋雅典人的精神，欧里庇得斯却会让雅典人陷入道德混乱。对于古希腊三大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曾说过，他按照人应当是什么样来写，欧里庇得斯按照人本来是什么样来写，埃斯库罗斯做的跟他一样，只是埃斯库罗斯不知道自己做对了。由此可见，古希腊戏剧家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以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为代表，表现理想，追求戏剧的庄严崇高；一类以欧里庇得斯为代表，表现现实，追求戏剧的真实性和思辨性。卢卡奇曾认为希腊戏剧不同于现代戏剧，可以“置身于贴近生活或抽象的两难困境之外”。后世很多人都跟卢卡奇一样，把古希腊文化想象为处于完美状态，但事实上，古希腊人也面临着自身的困境，在戏剧上或许可以称为狄俄尼索斯的两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