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1 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缘政治竞赛是在中美之间进行的。这种竞争，源于双方的沟通不畅。 这本书对国际政治、大国关系、未来世界格局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探讨，通过对比中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分析了在地缘政治竞赛中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并对这种大国关系中的深层内涵和对抗风险进行了清晰和客观的评估。中美双方应该消除误解，了解对方的真实诉求，并依此来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为了制定这种战略，有十大问题需要讨论并回答。比如当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它需要做出哪些战略改变？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什么？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等等。 作为杰出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马凯硕在以局外人的视角分析地缘政治和中美博弈时，既摆脱了西方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又谙熟东方传统文化，这种冷静、理性、客观的研究态度有助于驱散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重重迷雾，消除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和分歧，阐明中国的实际战略意图，建立彼此的信任。
作者介绍
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他有着两段出色的职业经历： 33年的外交官经历和担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的15年学术经历。他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在纽约生活了10多年。2019年，他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是非常出色的亚洲公共政策学者。他撰写了几部著作，包括《亚洲人会思考吗？》《西方失败了吗？》《新亚洲半球》《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超越纯真年代》《东盟奇迹》等。他行走于世界，现居于新加坡。
部分摘录：
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是，未曾对潜在的后果深思熟虑，便疏远了在美国的几大支持者群体。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谢淑丽教授观察到，当美国和中国出现贸易摩擦后，没有人公开为中国辩护。她提出：“当美国和中国走到实质敌对关系的边缘时，没有哪个群体真正挺身而出维护中美关系，更少有人捍卫中国。没有企业界人士，没有学者，更不会有美国国会中的任何人。”[1]相形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试图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却有一些商界群体对此提出了抗议。
中国对美国商界的疏远程度令人惊讶。从理论上讲，既然美国商界人士能够并且已经从中国市场赚取巨额利润，那么他们更应该强烈地拥护良好的中美关系。就美国商界人士而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甚重视意识形态。他们只对公司经营的盈亏感兴趣。他们的全部诉求是，能够便捷地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以增加销量并提升利润。的确，许多美国公司已经从中国市场获利。然而，即便如此，在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时，没有哪家美国公司在实际上为中国辩护。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故事有些复杂。要理解美国商界对中国的这种疏离感，可以从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成功故事讲起，比如波音、通用汽车和福特。
波音从中国市场中获益巨大。它向中国销售了2 000多架飞机，[2]其来自中国的收入“成倍增长，从1993年的12亿美元飙升到2017年的119亿美元，占波音商用飞机业务总收入的比例也从5.7%攀升到21%”。[3]2018年11月，波音宣布：“预计在未来20年，中国的商用飞机机队规模将增加一倍以上。”波音预测，到2038年，中国将需要7 690架新飞机，价值高达1.2万亿美元。[4]显然，波音不仅从中国赚了个盆满钵满，也为美国工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同样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需求帮助波音度过了市场不景气的艰难时期，如报告所述：“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迫使波音大幅削减产量并裁员，在战略上，中国市场变得越发重要。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波音在中国的业务却风生水起，1990年接到了一笔价值9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1992年向中国交付了第100架飞机，仅仅两年后又交付了第200架飞机。到1993年，中国购买的波音飞机占该公司总销售量的1/6。”[5]
波音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一个真正的大型竞争对手，即空中客车，因此，波音能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是不足为奇的。相形之下，美国的汽车公司能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就显得不同了。众所周知，美国的汽车公司并非全球最具竞争力的。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本土市场上，美国的汽车公司惨败于它们的日本竞争对手，这让罗纳德·里根总统——一位痛恨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也不得不迫使日本“自愿”限制出口。既然里根忠于他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他就应该允许日本汽车制造商不受限制地把汽车卖给美国的消费者，但如果里根这么做了，美国的汽车公司很可能会因此完全崩溃。
那么，为什么相对缺乏竞争力的美国的汽车公司会在中国大获成功呢？它们的成功比波音更引人注目，也更出人意料。通用汽车就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2017年，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到通用汽车总销售额的42%。2018年，该公司在中国出售了364万辆汽车。[6]《福布斯》杂志2013年的一份报告和塔夫茨大学的乔纳森·布鲁克菲尔德，都指出了通用汽车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它与当地生产商建立了合资企业。《福布斯》杂志指出，“对于每一家拓展海外业务的公司来说，本地合作伙伴都非常重要。在中国尤为如此”。[7]布鲁克菲尔德还指出，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的合作关系是其“在中国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这笔交易十分重要，以至于1997年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了成立各占50%股份的合资企业的签字仪式。到了1999年，上海通用汽车销售别克汽车的速度和其生产速度一样快”。[8]
美国的这些汽车公司在进入其他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汽车市场时失败了，但它们为何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呢？最可信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不能仅仅依赖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为中国人民提供汽车。中日关系复杂且经常令人担忧，因此依赖日本汽车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权衡汽车市场的竞争环境，为美国的汽车公司提供特定优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政府的决定为美国的汽车公司提供了生存空间，这让通用汽车和福特赚到了巨额利润：它们在中国市场赚得的销售利润比在美国本土市场的还高。2017年2月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中国现在是通用汽车的最大市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售增长使其销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尽管它在美国的销量略有下滑——这是自2009年以来在本土市场上首次出现下滑，但通用汽车仍然连续第四年创下销售纪录。在经历了连续七年创纪录的增长后，美国汽车市场到2016年可能达到最高峰……去年创纪录的销售额使通用汽车的营业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125亿美元，增长了16%。就在七年前，通用汽车还遭遇了破产危机并接受了联邦政府的救助。”[9]简言之，中国帮助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之一——通用汽车实现了蓬勃发展。
在美国商业界，波音和通用汽车都属于超大型的制造公司。既然它们已从中国市场上赚取了巨额利润，就应该发出最强有力的声音，呼吁美国和中国建立积极的双赢关系。事实上，在中美两国交往的早些年间，美国商界对中国持有乐观态度。1993年，当比尔·克林顿总统试图将是否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时，《纽约时报》报道称：“许多美国公司……极力游说白宫和国会延长给中国的贸易特权，声称数十亿美元的出口额以及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正危在旦夕。”此外，他们认为，“利用是否给予贸易特权来解决人权问题和武器扩散问题，对说服中国做出改变将收效甚微。一些高管认为，向中国销售产品有助于美国实现政策目标”。[10]
另一份报告记录了波音如何在捍卫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反接触势力的巩固，波音和许多其他美国公司在说服国会支持（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波音是出了名的‘企业外交政策’先锋，被一些美国人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公司，也是做出这类努力的‘（指挥进攻的）四分卫’。一位参议院工作人员评论说，波音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对国会‘施加巨大压力’。”[11]
与美国公司在维护中美关系上发挥关键力量的历史背景相反，2018年1月，当特朗普突然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没有哪家大型美国公司公开发声去阻止他，这真是令人震惊。事实上，几乎没有美国人试图阻止特朗普。相反，特朗普发现（也许这令他吃惊），他得到了两党广泛且深度的支持。就连民主党领袖也支持他。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在对中国的贸易行径采取强硬措施方面，我更赞同特朗普，而不是奥巴马或小布什。”[12]国会议员南希·佩洛西说：“美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明智的和战略性的行动，反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面对中国的不良行为，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13]即便是托马斯·弗里德曼—— 一个温和地走中间路线的富有影响力的评论员，也加入了支持特朗普的行列。弗里德曼赞同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遵守规则，他写道：“这是一场值得的战斗。不要让‘特朗普带头主导’这一事实，转移了对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同意在2025年执行同样的规则这一重要事实的注意力，否则就真的太晚了。”[14]
更引人注意的是，2018年，位于上海和北京的美国商会在其发布的报告中详细地表达了不满。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商业报告》写道：“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倾向本土企业（54.5%）；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监管环境缺乏透明度，与去年相比没有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不力（61.6%）、未获得必要的许可证（59.5%）、数据安全和商业秘密保护（52%）仍然是监管方面的最大障碍。”
该报告还称：“我们的会员虽然相对乐观，但他们对未来表示谨慎。（中国）政府采购仍然向本土企业倾斜，而且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其他政策将优先购买国货变得制度化，这种做法可能会愈加根深蒂固。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商业领域，美国公司则面临着技术转让的压力。（中国的）这些政策和做法，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强烈要求互惠，哪怕我们的会员普遍反对（对中国）征收报复性贸易关税。”[15]
最严重的是，这份报告指出了有多少外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时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它声称：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暴露出贸易关系中的许多不平衡，包括但不限于跨境投资缺乏互惠性、中国采取国家资助的产业政策、以强制技术转让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其他方面。虽然很少有公司会公开表示遭遇到这种压力，但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有21%的公司表示正承受着这种压力，尤其是被中国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如航空航天工业（44%）和化学工业（41%），面临着显著的压力，这也证实了当前美国政府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在中国）需要“付费参与”的担忧。[16]
美国舆论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这种强烈的共鸣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这是中国政府在做总决策时忽略了美国商界所导致的后果吗？抑或是无数的地方决策所带来的结果？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引发了这种疏离感：一是省级和市级领导的相对政治自主权，二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自大傲慢，三是21世纪前十年中央领导相对放权的领导风格。21世纪前十年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为10.29%，[17]这让许多外国企业赚了很多钱。因此，虽然这些企业对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感到愤怒，但为了换取异常丰厚的利润，它们仍选择忍受这种痛苦。
21世纪初，中国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认真核查各省市对待外国投资者的方式。不过，即便中央政府有意进行核查，中央领导人可以进行的日常管控也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山高皇帝远。”几千年来，中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一直拥有较大的地方自主权。通常，省级层面遇到的问题，即使被报到了中央，中央领导层通常也无法直接解决。一家欧洲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他的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签署了一份约束性协议，约定在五年后以固定价格收购这家中国公司。然而，当约定日期来临，欧洲公司想按照协议进行收购时，中国公司却拒绝出售。这家欧洲公司向（中国的）地方法院和省级法院提出上诉，均败诉。有人建议这位首席执行官出更高的价格，与那家中国公司“和解”，哪怕原先签署的协议具有约束力。
在华欧洲商会附和了在华美国人的抱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在其2018年出版的著作《红旗》中，描述了中国如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误，忽略了美国重要人物所坚信的中国在许多经济政策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公平：要求技术转让，设置非关税壁垒。马格努斯指出，在这个领域，“美国有充分理由”反对中国。[18]他描述了中国在2006年制定的技术蓝图，以及中国在2016年提出的战略目标，即通过提倡“自主创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对于外国公司来说，（中国的）自主创新是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和对本土公司的偏袒、不公平的贸易和商业行为，以及依托进口技术来实现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技术要么通过海外收购获得，要么从在华外资企业那里获得。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声称，许多国际科技公司把自主创新视作‘一幅全世界规模空前的技术竞争蓝图’”。[19]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也观察到，“许多美国和欧洲公司抱怨中国公司在知识产权上的不正当竞争；在外国商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上，这一情况几乎每年都高居在华经商面临的挑战排行榜的榜首”。[20]
另一个可能引起美国商界疏远的因素，是中国官员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表现出来的傲慢。几位外国观察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理查德·麦格雷戈在其著作《党》中描述了发生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事情。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定期举办，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过去，在这些会议上，中国人会礼貌地说：“这是你们做的，这是我们做的。”他写道，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这一基调发生了变化。这一次，中国官员传递出的信息是：“你们有你们的道路，我们有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麦格雷戈描述了会议的情况：
中国官员一个接一个地抛开以往会议传达的令人欣慰的信息，而彻底表现出态度的逆转。首先发言的是一名金融监管者，他斥责近期的一次全球领导人会议是“空谈”。另一位则批评了国际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21]
英国《金融时报》的吉迪恩·拉赫曼在他的《东方化》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方面的情绪：
在金融危机后的数年里，西方外交官，尤其是欧洲的外交官，开始注意到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听到了一种新的语气。2011年，一位刚从中国出差回国的英国外交官大笑着告诉我，在中国，他被告知“你得记住，你来自一个弱小的、正在衰落的国家”，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这样跟他说过。另一位非常资深的英国外交官倾诉道：“与中国人打交道正变得越来越不愉快和困难。”当我回应说，他在美国的一些同行仍高度评价所打交道的中国高官时，这位英国官员回答说：“有一种特殊的腔调，中国人现在只会对美国人说。”尽管中国向来坚称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政府的表现却越来越像一个诞生中的超级大国，似乎只有美国，仍能被中国当作真正的对手。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带有的傲慢情绪或许也可以解释其随后几年在南海采取的行动。中国说的没错，它并没有开始在南海岛礁周围填海造岛。是其他四个“声索国”[22]不依不饶。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高度克制。不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它突然决定大幅扩充填海面积。结果，美国的反华人士发现，可以利用南海问题进行宣传，以对抗中国。
如果在21世纪前十年，中国采取更强有力的领导，那么情况会有哪些不同呢？既然中国在2001年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获得了许多优惠，那么它应该单方面地宣布将缓慢且稳步地放弃这些优惠，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成员享受这些特权，但实际上它不会去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