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从宗教史、哲学史、对话伦理、语言哲学乃至国际法的角度，对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公共领域中的宗教作用、自然主义与信仰、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
本书收录的论文清晰地勾勒出哈贝马斯“宗教转向”之后的思想轨迹。本书汇集了哈贝马斯21世纪初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他认为当代社会的精神状况表现为自然主义的传播与原教旨主义崛起两种相反的趋势。这两种精神状态，不仅表现在思想界的争论，而且在两方面的公民社会中演变为政治斗争。 哈贝马斯主张理性与信仰在现代依然处于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他认为要解决宗教带来的社会冲突问题，就必须把宗教引入交往理性的轨道。本书写作的一个契机是9·11事件，这次事件促成了哈贝马斯思想轨迹上的转向，他意识到在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弹提示了一种从理论上对宗教问题进行把握的必要性，并通过哲学路径重新思考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作者介绍
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及社会研究所所长、德国马普学会科技时代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等。1994年荣休。哈贝马斯是继阿多诺、霍克海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其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被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部分摘录：
难。伊纳莫立（Inamori）2主席对获奖者的要求就是：“请谈谈你自己。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当你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的主导方针是什么。”3一般而言，哲学家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外在事件的。但外在事件处在公众媒体［的关注］之中。因此，请您允许我首先简单谈一下私人的和公共的关系。
对此，对两种类型的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加以区分可能是有帮助的。在我们的媒体社会中，公共领域是社会名流获得的自我展示（Selbstdarstellung）空间。上镜率和知名度是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真正目的。明星为了要在大众媒体上出现，不得不付出将私人和公共生活混同起来的代价。参与到政治、学术或者文学争论却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就一个话题取得一致（Verständigung）在此是一种个人的自我展示。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并不构成观众和听众的空间，而是说话者和接收者的空间——他们相互讲话和回答。这和理由的交换有关，而和目光的汇聚（Bündelung von Blicken）无关。讨论的参与者关注一个共同的事情，但并不涉及他们的私生活。公共和私人领域并不混同起来，而是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
这种事实（Sachlichkeit）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些哲学教授在我们的课堂上，在讲到康德或者亚里士多德时，对他们的生平总是一笔带过：他们何时出生、生活和死亡。这些哲学家生活中的疾风暴雨般的小插曲和他们的著作相比，只能退居次席了。哲学家的生活并不适合成为传奇。他们留下的最好是一种全新的、独特的和神秘的，甚至是需要后几代人苦心钻研的思想。在我们的专业中，如果同时代的人都喜欢某人的作品，我们就称他为大家。这样一个大家的思想就像火山炽热的核心一样，它将生活的思虑（Lebensringe）作为熔岩储存了起来。这个景象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以往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作品经得起时代变迁的考验。与此相反，我们这些活着的哲学家——或者倒不如说是哲学教授——只不过是我们同时代人的同代人。我们的思想越是缺乏原创性，它们就越不能超越自己的产生背景。它们有时候甚至就是作为它们来源的生活史的一种表达。
我70岁生日时，我的学生给了我一本纪念文集，标题是“理性的公共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理性”（Die Öffentlichkeit der Vernunft und die Vernunft der Öffentlichkeit）。这个标题选得还不错，因为作为理性交往范围空间的公共领域是我一生研究的问题。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对话（Diskurs）和理性（Vernunft）这三个概念实际上贯穿了我的学术工作和政治生活。每种痴迷（Obsession）都有它生活史的根源。我的兴趣可能和四种经历有关：在出生后和童年时，我就经历了不同的医疗手术的创伤（1）。在很多哲学家的生命中都要病痛的经历；从我上学起，我就记得（2）因为我的残疾，4有交流障碍，还被人侮辱；而在青春期，我（3）和那一代人一样，受到了1945这一年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影响；随着我逐渐成长，我（4）始终对德国战后社会那种始终受到威胁，而日渐自由化的政治经历感到不安。请允许我等一下再来谈我对理论和生活史之间关系的想法。
（1）先来讲讲我的童年和我出生后不久接受的那场手术。我不认为，这场手术——它仍像在眼前一样——持续地动摇了我对周围世界的信任。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唤醒了依赖感，以及和他人5交往的重要意义。此后，人的社会本性成为了我哲学思考的一个出发点。有四种动物是群居的。人猿——我们的近亲——也生活在群落和社会化形式中——当然它们没有最早的智人（Homo Sapien）创造出来的那种复杂的亲属体系。使得人类与众不同的，根本就不是群居共同生活的那种形式。为了认识人类的社会本性的特殊性，就必须把亚里士多德那句著名的话——人是政治的动物（zoon politikon）——逐字翻译出来：人是政治的，这也就是说，是在公共空间生存的动物。更确切地讲：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因为一开始它就存在于一个社会关系的公共网络中，它才能发展出将它变成人的语言能力来。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新生哺乳动物的生理条件，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一个物种，像人类那样，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如此不完善和无助，还要在家庭的保护下度过如此之长的养育期，并且还要依赖公共的、同类的主体间共有文化。我们人类相互学习。而且这只有在一个文化氛围的公共空间中才可能。
当我五岁那年接受唇裂矫正手术的时候——这在成年之后还一直不能忘怀——我就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人是要依赖别人的。至少这种深刻的记忆（Sensibilisierung），在我反思人的社会本性时，将我引向了那条哲学路径，即强调从主体间去理解人类精神；它也把我引向了可以追溯到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dt）的那种解释学传统，也把我引向了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美国实用主义，还有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符号形式理论，以及路德维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
这种人和他人相互依赖的深刻直觉，表达为“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个“图景”。这些范式（Paradigmen）一方面决定了我们日常的自我理解，有时候也会决定整个科学学科的方向。于是，在我头脑中出现了一幅主体性的图景。为了认识它的结构——它是由主体间性编织起来的布料做成的——人们必须将它想象为向外翻转过来的手套。在每个主体的内部其实反映出了外部的东西（ein Äußeres）。因为，主观精神是通过和主体间交流——在本来就是社会化的主体之间——的客观精神的连接，才接受到结构和内容的。单个的人进入他的社会环境，不同于自然环境中单独的生物。有机体是渗透地（osmotisch）和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内在者（ein Inneres）。这种抽象对立在主体和客体、内部和外部的进行交换，因为这种新生的生物首先要被社会互动所接受，才会成为人。进入了一个社会世界的公共空间——他要张开双臂接受它——他才成为了个人（Person）。我们生活世界的共同居住的内部（Interieur）的公共领域，它的内外是一样的。
所以，一个这样成长起来的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自我意识感受的生命的内在中心，就像由交往产生出来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entäußern）那样。那种表面上的私人意识，在表达他个人的感觉和内在冲动的时候，还要依赖那些电脉冲——它们是由公共的、符号化的、和主体间共有的思想的文化网络形成的。那种今天在认知科学中重新流行起来的笛卡尔式的图像——自我封闭的诸意识单子（Bewusstseinsmonade），它和它的大脑的和染色体的生物基础关系还不清楚——走向了歧途。
我从来就不认为，自我意识的现象应当是原初的东西。当别人将目光投向我们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会意识到我们自己吗？在“你”的——第二个个人，我是第一个个人——目光中，我不仅宣称我是一个体验的主体，我同样还意识到我是一个个体的“我”。他人的主体化的目光有一种个人化的力量。
（2）关于在我的研究中贯穿的那种范式，就讲这么多。我在这个范围内发展出来的语言哲学路向和道德理论，可能受到了我在学童时期遇到的两种经历的启发：别人不理解我（a）和遭到别人的拒绝（b）。
（a）我还记得，当我在班级里和在校园里，要用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鼻音和不清楚的吐字让别人明白我，是多么困难。当我跨出了家庭和所信任的环境，我不得不忍受一个有点冷漠的环境。交往受挫使我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符号世界——人们通常不把符号作为对象对待。在失败中，我不禁产生了把语言交往的媒介作为共同层面（Schicht einer Gemeinsamkeit）的想法，没有语言交往，我们作为个人是无法生存的。我们总是存在于语言环境中。只有能说话的人才能沉默。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和他人相关联，所以我们才能成为个人。
哲学家们对这种语言所创造出来的关联力量并不特别感兴趣。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们只是将语言作为展示的媒介来加以分析，并研究命题的逻辑形式——借助这些命题，我们可以指称对象和复述事实。但是，首先语言是为了交往而存在的，每个人对别人的要求都可以采取“行”或者“不行”的态度。我们不仅用语言来进行纯粹的认识，更多的是用它来进行交往。语言不是世界的镜子，它向我们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此外，我们总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世界的。这种方式就已经包含了一种世界图景。不言而喻的是，我们要学习某种语言，而不是生来就会。否则，我们在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和在讲话时，就学不到什么关于语言的新东西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论语言（Theoriensprache）的态度，其实日常生活中也一样：我们可以根据经验——它能帮助我们——反过来修正各种谓词和概念。
语言的残障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平生对书面文字情有独钟。书写的形式掩盖了口头表达的缺陷。我更多的是根据学生的书面作业，而不是根据他们同样智慧的课堂讨论，来评价他们。正如你们看见的那样，直到今日，我在脱稿谈话的时候，还是担心我的听众不明白我的意思。退回到书面表达的精确形式中，这可能促使我作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决定。在这种交往行为（kommunikatives Handeln）中，我们所做的相对简单，而在对话（Diskurs）中，我们需要交换依据，以便检验变得成问题的有效性要求（Geltungsansprüche）。这一点看来有助于使不带强制的更好的论证的力量盛行起来。
（b）这个设想帮助我对另一个经历进行理论加工——那种多多少少无害的歧视所造成的侮辱。这种歧视是很多孩子在校园里或者在街上都要经历的，如果他们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话。从那时起，全球化、大众旅游、世界范围内的移民，尤其是世界观和文化的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使得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所有这些从外部来的排斥和少数派的边缘化。我们中的每个人如今都可以想象，一个人到了国外，在陌生环境里做一个陌生人，还有成为他人的他者，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境遇唤醒了我们道德的敏感性。因为道德是一种由交往手段编织起来的保护装置，它使得交往的、社会化的个人免受特殊的伤害。
个人化越是向内部发展，个人同样就越深地向外陷入一个更稠密的，也是更脆弱的、由相互承认关系构成的网络中。这样，他也就要，面临被这种交互性拒斥的风险。对所有人同等尊重的道德，对他而言，可以抵挡这个风险。因为，道德将取消歧视，和将边缘化的人纳入相互体谅的网络，作为自己的目标。共同生活的准则——它也可以在陌生人之间产生出团结（Solidarität）来——依赖所有人的同意。为了发展出这些准则，我们必须参与对话（Diskurs）。因为道德的话语让所有相关的人都有发言权。它要求参与者也吸收别人的观点。
（3）到现在为止，我只谈了我童年对我造成的影响。但是，是1945年的巨变才增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阅历。没有这个巨变，我可能不会接触到哲学和社会理论。那个社会和稀松平常的生活的统治，一夜之间却被揭穿为是病态的和罪恶的。因此，正视纳粹往事，成为了我成年后政治生活的基本课题。这种指向未来的兴趣——它来源于对过去的观察——针对各种生活关系（Lebensverhältnissen），它们要摆脱“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的错误选择。我脑海中浮现出了共同生活（Zusammenleben）的“友好”（布莱希特语6）形式——这些形式既不会失去现代社会的差异化的好处（Differenzierungsgewinn），也不直接否认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它们彼此的依存（Angewiesenheit）。
我16岁生日之前的几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紧随而来的就是联邦共和国的成立7，还有我在1949年夏天开始上大学——四年敏感的青春期。我很幸运地生逢其时——足够大，刚好处在一个道德上敏感的年龄，可以经历历史的巨变，但是又很年轻，可以承担历史状况的重负。我们从来没有当过兵。而且我们不必为错误的政党选择8以及随后的政治错误负责。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揭露出来之后，所有人都有些不知所措。我们之前多少是正常的青少年时代的经历，现在都处在文明断裂的阴影中。我这个年龄的人自己完全没有花力气，也没有什么负担，就可以坐在收音机旁，听纽伦堡战犯审判。我们学会了卡尔·雅斯贝尔斯对集体罪责（Kollektivschuld）和集体责任（kollektive Haftung）的区分。这个惯习（Habitus）今天要受到更加苛刻的审视，并且远不是理所应当的。那种反应模式（Reaktionsmuster）——在右派（自由的）和左派的同时代人那里都可以发现——带有某种那个时代的必然性。那些不花力气就获得的道德—政治判断力（Einsichten）和当时的思想方式的整体革命有关——文化上是倾向西方。在纳粹时代——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魏玛时代——我们是在一种由俗气的艺术品、缅怀主义（Monumentalismus）和死亡崇拜构成的沉闷的、怨恨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1945年之后，通往艺术的大门被打开了：表现主义、卡夫卡、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英美的世界文学、同时代的萨特哲学和法国左翼天主教徒、弗洛伊德、马克思、还有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他的学生对再教育（reeducation）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代的电影也带来了令人激动的信息。在蒙德里安（Mondrian）9的造型主义（Konstruktivismus）中，在包豪斯（Bauhaus）10的几何形式的建筑中和在毫不妥协的工业设计中，现代的解放的、革命性的精神找到了它令人信服的、视觉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