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为三卷本《日本史》的第一卷，讲述了日本人的起源，描绘了王室宫廷生活，审视了圆滑的公家与好战的武家之间的冲突；详细描述了日本的封建社会，阐释了它的内部压力，以及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行为表现，尤其是13世纪最后几十年应对蒙古人来袭。本卷以镰仓幕府瓦解结束。
作者介绍
乔治·贝利·桑瑟姆，英国前驻日本外交官和日本近代史学家，出版过多部著作，包括《日本文化简史》、《日语的历史语法》（An Historical Grammar of Japanese）、《西方世界和日本》（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和《世界史中的日本》（Japan in World History）。
部分摘录：
我们尚未确知日本人的起源，但大部分日本历史学者认为日本人是混合血统，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本土北部，其他部分则可能来自东南亚沿海地带乃至印度尼西亚或波利尼西亚。
日本列岛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迹，由此我们可以将当地定居者首次出现的时间大致定位到距今约5000年前这一相对较晚的时期。已发现的相关文物十分丰富，足以清晰地呈现日本石器时代晚期的性质和原貌。从贝壳堆、坟墓、陶制品和大量其他类型的遗物、遗迹来看，日本实际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区别体现在性质和分布两个方面，从而支持了两者形成时间差距大、早期文化最终为后来文化取代的观点。换言之，在后者到来之前，较早的文化（其最早遗迹出现在中石器时代而非新石器时代）已经遍布整个群岛并可能早已达到鼎盛；而与后来文化关联性最强的遗迹则集中分布在日本西部。
上述早期文化属于渔猎文化而非农耕文化，其成员最初可能也是来自亚洲本土不同地方、在不同时间分批进入日本的。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其中有一部分自西伯利亚东部经由虾夷（北海道）乃至萨哈林岛到达日本北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文化才逐渐传播到本州岛中心和关东地区。人类学家认为他们的后人正是今天硕果仅存于北海道和萨哈林岛、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阿伊努人。[1]
其他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则被认为来自中国南部的一处沿海区域，后经中国台湾和琉球群岛到达九州和本州岛西端。
上述关于日本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叙述有着很大的揣测成分，不过围绕晚期文化，争议之处很少。这种文化已非渔猎文化，其社会实质上已经转变为以水田稻作为主的定居社会。因此，从耕作方式来看日本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无疑源自南方，可能是从中国南部或印度支那出发到达九州（可能还包括朝鲜半岛南部），并进而移居本州。然而，从该文化的大部分遗址来看，尽管石器的使用占绝对地位，青铜器却也屡见不鲜。这就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考虑到青铜器的存在，日本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实是一种当时也存在于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和朝鲜半岛的次新石器时代文化。事实上，纵观日本历史，由于明显的地理因素，日朝关系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就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传播这一文化的移居者原先也居住在东北亚，不过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到达日本的那批人分属不同人种。这批后来者与芬兰人、匈人、通古斯人及蒙古人属同一人种，或者更准确地说属于同一语系[2]。我们无法断定他们究竟是以入侵者还是以和平移居者的身份进入日本，不过他们很可能不是大规模迁移，而仅仅是那些对在朝鲜半岛生活不满的家族团体的一系列小型活动。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曾经试图将日本西部的早期居民灭绝或者赶走，相反，土著与移民倒很有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
然而，上述和谐的状态即便确实存在也并未持续长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移居者在逗留朝鲜半岛期间受到了比其先进得多的文明的影响。这一文明便是处于早期金属器时代的中国文明，其具体年代也已经得到了较为精确的定位。中国北部的青铜文化（该文化似乎含有部分斯基泰-西伯利亚元素）传播到中国东北地区南部，进而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到达朝鲜半岛，并逐渐对后者的新石器时代文明产生影响。接着，经由朝鲜半岛渡海到达日本西海岸的移居者或旅人开始将金属器文明的物品和技术引入，从而改造了占据地利尤其是那些定居九州海岸（离朝鲜半岛南部最近）的一些日本聚落的生产、生活。
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最晚在公元前200年前后传到日本，并在其所到之处迅速改造或取代了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中国青铜文化还未来得及在日本站稳脚跟，就又被中国汉朝发展起来的铁器文化超越。铁器文化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00年，不久传到朝鲜半岛，进而进入日本。
汉代，中国版图不断扩大，中华文明对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影响也随之增强。汉朝于公元前108年实现了对朝鲜半岛北部的统辖，当地的兴旺繁荣令日本西部诸部落首领感叹大陆文明的强大力量和丰富内涵，纷纷向位于今平壤附近的汉朝乐浪郡治派遣使者。此举无疑是为了获取有用的物品和信息，毕竟越早吸收高级文明的物质文化，相对于对立部落便越能获得更大的优势。对他们来说，最具直接价值的当属铁制武器和工具；诸部落可以借此增强自身军事力量，改进部民耕作方式，通过砍伐树木、挖掘排水灌溉沟渠来开垦土地，并能够建造更好的住所。如果使用青铜工具，完成上述工作将变得漫长而又艰辛。有了效率更高的铁制工具特别是带刃工具，各种工作能够迅速开展，其使用者也由此获得了特殊的优势。
借助墓葬遗物等考古发现和中国古代记载等文献，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推断出上述变化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比如，青铜制品和铁制品（如镜子和刀剑）等出土文物足以使我们确信中华文明乃是在公元前1世纪通过汉朝在朝鲜半岛所置郡县开始对日本产生影响；我们还能够相对肯定地断言，其后日本部落首领中的有抱负者还竭力争取与汉廷通使，并与中国和朝鲜商人开展贸易。日本使者到访汉廷，留下了关于这种交流的最早记录。不过其造访对象已非朝鲜郡县，而是汉朝的国都。根据官方正史记载，公元57年汉廷赐予该使者一枚金印，其上铭文承认了使者主君的国王身份。经确认，其对应国土地处今九州西北海岸的博多一带。[3]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公元1世纪日中之间已经充分实现了定期交流。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两地之间交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日本，这种交流几乎完全由那些占据通往朝鲜地利的部落或村落垄断，刚刚提到的博多便是其中之一。从博多港出发，经过一段几乎笔直的短暂航程，就可以轻松抵达朝鲜半岛南部；同时，沿途船只还能在壹岐、对马诸岛的避风港寻得庇护。这是最短的航程，不过其他位于九州、本州两岛海岸，面向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地方也同样拥有靠近大陆、与其文明密切接触的地理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第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便在西部的九州岛出现。我们必须从当地寻找信史时代日本国家的起源。令人关注的是，除却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贫乏的九州几乎没有任何优势。于是后来政权巩固后，其权力中心便日渐东移，迁到了土地更加丰饶、更靠近日本中心的地区。与此同时，日本西部也仍然与朝鲜半岛南部保持着密切关系，两地在各方面差别不大。
中国的史料保存了汉朝人造访日本的记录，展现了公元1世纪日本住民的风貌。当时九州接受中国文明的物质影响已有时日，所以这些记录中的日本部落已经走出新石器时代，建立了等级分明、初具规章的社会组织。据《后汉书》记载，当时日本共有“百余国”，自汉朝在朝鲜设置郡县，已有三十余国与汉朝通使。记载后来朝代的史书则显示这些“国”的数量有所下降，部落氏族间似乎出现了互相吞并或联合的趋势。这在早期中国对日记录最为详细可靠的《魏志倭人传》[4]里一览无余。这篇文献的编撰时间不会晚于公元292年（早于《后汉书》），可以说是对公元3世纪日本西部情况近乎同步的记载。曹魏时代（220～265年），日本使者到访位于今首尔附近的曹魏在朝郡治，具体时间在238～247年；其后又有中国人对日本进行回访，《魏志倭人传》记载了这次回访。曹魏时代中国人或许并未深入涉足九州岛，不过从记录来看，他们似乎对岛上的情况进行过努力的搜集，因此可以认为《魏志倭人传》对当地内部情况的描述是极为可信的。
记录提到日本已有“三十国”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所谓的“国”明显是指当地部落首领的领地。根据《魏志倭人传》，上述诸“国”统属于一名女王；记载实际上还将日本称作女王国，并给出了女王统领的诸“国”名单。多年来，女王的实际身份与当时诸“国”并存的局面一直是日本学者争议不休的话题，到现在仍能引发历史学家进行新的思考与争论。《魏志倭人传》称女王国位于邪马台，这一地名并不罕见，与后来（5世纪）日本王家（天皇家）在中部定都的区域（大和）同名。[5]部分学界权威认为大和与邪马台指的是同一片区域，但近来的研究则倾向于支持女王国地处日本西部的说法。根据这一观点，女王国与其统领的诸“国”囊括了今天九州北半部大部（即后来的丰前、丰后、筑前、筑后、肥前和肥后等令制国）和日向国一部，可能还跨过下关海峡（关门海峡），包括本州岛西端的周防、长门二国。
仔细查阅《魏志倭人传》，可以充分相信，到3世纪中叶，九州的一些部落、氏族已在集权统一方面取得相当进展。我们并不知道促成该进展的具体细节，不过它们似乎都与朝鲜半岛的政权存在联系。很有可能是这种关系增强了上述部落的攻防能力，并使其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共同特性，从而作为纽带对九州统一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曹魏政权被取代（265年），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减弱，不久便崩溃瓦解。在接下来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史书中都没有提到日本。但我们知道，日本诸部首领在此期间仍与朝鲜半岛继续往来，随着自身力量的膨胀还开始参与朝鲜诸国间的斗争。我们无须详述具体的征伐细节，只需要了解369年日本军队正在争夺朝鲜半岛南部的斗争中节节胜利，并在任那（位于今日的釜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小型殖民地（或是永久性军事据点）。
松散的部落联盟绝不可能完成上述事业，因而在入侵朝鲜（369年）以前一个世代或是更久之前开始，女王国主导的统一进程明显已在大范围内稳步推进并取得成功。实际上，当时正大肆扩张的高句丽带来的忧虑很可能还加速了这一进程；中国的力量刚从 朝鲜半岛撤出，高句丽就开始对其南方邻国构成威胁，从而引发了日本的焦虑。391年，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从任那出发，向北行进攻打高句丽，最远深入到平壤地区。
然而，如果日本（更准确地说是日本大部）的确在公元350年前后完成统一，那么统一者究竟是谁？他又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日本史课题，且与《魏志倭人传》中邪马台的定位问题有关。这属于高端学者的争论话题，我们不必在此徘徊太久，只需对争论的要点有所了解。
毫无争议，到公元400年，在离大阪和奈良不远的日本中部地区（即后来令制国中的大和），一个统治家族已经出现，他们对当地一些强大氏族进行统治（至少是一般性的君权）已有时日。问题在于它的起源，这一家族似乎来自九州，最早通过引进中国技术、交好中国朝廷及其地方官员获得了雄厚的实力和崇高的声望，从而开创了后来的局面。与朝鲜半岛南部强有力的酋领间的密切往来乃至亲缘关系可能也扩大了它的影响力。虽然无法证明位于日本中部的大和统治者与女王国君主之间的继承关系，我们却可以肯定大举入侵朝鲜（369年）的日本政权承袭自公元250年前后中国人见到的女性统治家族。然而如果要说当时日本有两大权力中心并存，其中一个在中部宣称统治全国，另一个能成功侵入朝鲜，那就令人难以置信了。因而，我们必须接受如下假设：随着自身实力、凝聚力的增强，女王国开始东扩，最终在265年曹魏灭亡至369年入侵朝鲜之间的某个时间段吸纳或者征服了日本西部、中部直到大和的土地与人民，建立了大和国。
正是大和国的使者来到中国南朝，从而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一关系随着曹魏灭亡一度终止）。南朝宋时代的官方正史（《宋书》）将这次使节的到访时间系于421～479年。
虽然关于日本统治中心从九州东迁的具体情况我们仅能臆测，却仍可以轻松地对其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九州岛大部分地区为山地丘陵，在此定居将难以获得足够的耕地，因此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尤其是日向，始终是赤贫地区）上自然会出现一批敢冒风险的人背井离乡去寻找沃土。其中有一部与海峡对岸的居民合流，经本州岛北部海岸到达后来的出云国，在当地定居，可是更多人选择沿濑户内海北岸东进，这条道路没有高山、急流等艰难险阻，可谓一片坦途。农业尤其是稻作的先进生产方式从中国传来，可能也会促使九州人主动去寻找沃土。在日本，这类土地通常分布在沿海尤其是河口三角洲地区的冲积平原。在迁徙过程中，很有可能一部分人留在了沿海地带，他们可以利用当地的小片耕地进行稻作，却不会找到广袤的平原。大多数人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到达濑户内海东端的平原。这时他们已无须继续前进，因为脚下已是日本三大冲积平原之一的畿内平原，而此次迁徙也以一批强大部落氏族在日本中部定居告终。在接下来的许多世纪里，这片土地都将是天皇家和日本文明的中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