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描述和探究了清楚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作者介绍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模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为成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部分摘录：
明朝时曹寅的祖上从直隶省北部搬迁到沈阳。这是明统治的区域，但1621年满族军队在努尔哈赤率领下攻占了沈阳城，很多汉族幸存者投降成为奴隶。其中就有曹寅的曾祖父，他成了正白旗这个军事集团的包衣。由此成为满族征服汉族前的核心组织八旗中的一员。
满族在占领沈阳前三十年已经慢慢巩固了在长城以北的势力：学会在防御工事和城池中保护其散布的力量以后，他们继续采用明朝的军事要塞体制作为自己八旗组织的模型，最终审慎地任用汉族顾问来教他们汉族官僚制度的技巧。〔1〕虽然他们看上去逐渐汉化，甚至通过模仿汉族管理体制建立了自己的六部，但满族在1644年占领北京并随之成为中国统治者后仍保留了八旗组织。由此他们修改了明朝流行的制度系统。作为正白旗的包衣——一种世袭的身份——曹家因而成为中国这种新秩序的一部分。
八旗与包衣 八旗制是军事和民事的双重控制手段：普通士兵登记在旗，他们的家庭也是如此；军事纪律与广泛的平民登记结合起来；士兵耕种土地的收入维持全旗人员的衣食所需。满族史学家将八旗制的起源定于1601年，当时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死后谥号清太祖）把士兵组织为三百人一牛录，这就是后来汉语中称为佐领〔2〕的原型。1615年确定了用不同颜色的旗帜区分军队的方式：共有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每旗置五参领；每参领辖五佐领。佐领是旗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随着追随满人的新拥护者的增加，更多的佐领建立起来。〔3〕1634年，蒙古八旗以同样的方式建立，最后在1642年，降满并归附的大量增加的汉人军队分建八旗（汉军）。〔4〕
顺治和康熙统治时，旗人生活环境舒适，大部分人驻扎在北京城和周边地区（京畿）或地方要塞（驻防）。他们被配给丰富的土地——征服北京后周围大量最好的土地归了他们〔5〕——也没有遇到得用土地所产养活太多人的困境。〔6〕他们还特别享有长久的职位保证。军职的世袭继承不只是在十八世纪八旗制萎缩后才发展起来；在清朝开国时它已存在。举例来说，满洲上三旗百分之七十二的佐领直接传给本家族的男性后代，而百分之八十七的佐领由同一家族长期掌握权力。〔7〕在汉军八旗中，二百七十个佐领中有一百八十七个出现世袭继承，几乎高达百分之七十。〔8〕在十七个蒙古参领中，实际上每个将领都有世袭权。〔9〕
清初满、汉和蒙古旗人同样享有兴旺稳定，但正由于八旗制明显的稳固性，我们有必要记起整个十七世纪满族皇帝位置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最富戏剧性的证据是早期皇帝进行的冗长战争。五十年代与郑成功和南明政权，七十年代与吴三桂和南部藩王，九十年代与噶尔丹和厄鲁特。〔10〕不那么戏剧化，但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档案中的证据表明早期皇帝在任命满族为主要文官职位时的小心谨慎。
满人通常汉语知识贫乏，假如在各省授予主要文职可能引起敌意，因而往往被授予武职，在六部和内阁中满人和汉人的任命率是一比一。汉人在北京或地方的官阶不超过巡抚。顺治和康熙时大部分总督是汉族旗人（汉军），他们是满人和大部分汉人间天然的中介。note1647年，九个总督头衔的官员都是汉族旗人；1661年在这些职位的数量暂时扩展到每省一个以后，二十个人中有十九个由汉族旗人占据；1681年的十个职位中七个是汉族旗人，两个满族人，一个汉族官员。〔11〕1655年一个满族人被任命为漕运总督，第二年退休。〔12〕除他以外，1668年前再无其他满族人被任命，到了七十年代才有几个满族人被任命为总督。甚至到那时，他们在同样职位上的人数仍然远少于汉族旗人，直到康熙统治末期才改变。同时期只有少数非旗人汉官被任命为总督。非旗人汉官甚至不被给予巡抚独立处事权以作为对旗人的安抚。1644年到1688年间，至少九十六个汉族旗人被任命为巡抚。根据1688年的诏书，此后只有满族人被任命为陕西和山西的巡抚。〔13〕
上述概要虽然呈现了八旗组织的某些基本事实，但这些并非全部。旗制不只是依标准划分的满、蒙和汉族军队并进一步划分参领、佐领，其成员被赋予大量武职和少量关键文职；尽管在最知名的八旗史学家的描述中这当然是一幅和谐的图画。1715年他这样描绘了它们的构成和编制：
太宗……以从龙部落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14〕
这段文字的作者金德纯自己也是汉族旗人，〔15〕虽然他的书警告了军事制度崩溃的可能，但属于类似一种宣传性的文字。在描述被组织进各旗的汉人时，他忽略了在汉军八旗形成前，即1631年前投降和被俘虏的人其时佟养性的军队被作为后来汉族八旗组织的核心。〔16〕正是这些汉人，而不是金德纯所讨论的那些人成为满洲八旗包衣，曹氏家族就在其中。
努尔哈赤在1618年发动了对汉人的第一次强大进攻，当时他攻占了抚顺城，俘获很多汉族军人；1621年他占领了沈阳（奉天）和辽阳。这是些邪恶的战役，被俘者的命运不总是幸运的。1618年的诏书要求“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勿离其夫妻”。〔17〕此一诏书正表明这些受到谴责的行为确实存在。迟至1626年，应课税条款的目录中，男性奴隶、马、骆驼、猴子、羊包括在一个类别中。〔18〕早期满族人拥有奴隶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来自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游牧部落，也从事农耕，由于不断强大，他们必然要俘虏能够劳作的囚犯。
第一批包衣是私人家庭中的奴隶。〔19〕他们或者是在战役中被俘虏的敌对部落成员、蒙古人、汉人、朝鲜人，〔20〕或者是罪人家族成员，或者是由于贫困或脱离家庭自愿成为奴隶的人。〔21〕追踪和记录这样的奴隶家庭是不可能的，既然他们在旗制组织前就被奴役，〔22〕并且其家庭也不断被分解，一些成为奴隶，而其他的仍然是自由人。〔23〕一旦成为奴隶，他们及其后代就永远保持这种身份，可以被他们的主人自由买卖。〔24〕
汉语“包衣”是满语的转写，意思是“旗下家人”。〔25〕因此最初的包衣可能在主人的家中处于仆役的位置，虽然在满人征服汉人以前他们也被广泛地用在农业生产中，〔26〕甚至在征服以后，大量奴隶仍在旗人的土地上充当管家和仆人。〔27〕包衣很少被用于实际战斗。〔28〕但这种宽松的私家蓄奴制不能被满洲皇室领导者所接受，他们的兴趣逐渐转向中央集权；〔29〕除了这种政治考虑，还有一个因素是满族人征服了越来越多汉人居住的领土，用一种更正规的方式组织俘虏、而不是把他们分派给满族主子们作为个人奴役，就成为实际的需要。因此1615年至1620年间，note仿照满洲八旗的形式，将包衣纳入旗下设为佐领、参领建制。这样被组织起来的包衣属于皇帝和控制各旗的亲王；由官员或皇室宗亲个人掌握的包衣依附于主人，虽然他们逐渐不再被称为“包衣”，而更通常地被叫作“家奴”和“家仆”。〔30〕
将奴隶重组为包衣佐领只是种权宜之计。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满洲因战斗胜利而控制了更多汉人，这些人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被作为同盟者来对待。因此二十年代后期投降的汉人在满族或降满的汉族将领领导下渐渐参与战事。最终在三十年代早期，第一个汉军旗形成。
像李永芳和佟养性这样拥有明朝官衔且公开投靠满族的重要人物，〔31〕或者在二十年代后期或更晚投降或被俘的汉人，看上去成为包衣的风险很小。第一类人通常报酬丰厚，而第二类人在满旗或汉旗中被征为士兵。〔32〕对现存汉族包衣记录的研究表明，汉人成为满洲包衣的不幸命运很大程度是由于时间、地点的特殊性。在有案可查的八百一十三个成为包衣的汉族人（尼堪姓氏）中，五百三十二个一直生活在沈阳，八十三个在辽阳，六十六个在抚顺。〔33〕这是满族人在1618年至1621年间攻占的三个主要城市，可能大部分汉族包衣就是在此时获得他们的包衣身份。
曹寅的曾祖父曹锡远作为正白旗包衣列名在满洲氏族的系谱中，且原来是沈阳居民；记录还表明不知他何时加入旗籍。〔34〕最可能的答案是他在1621年沈阳陷落时被俘。满族征服者的官方历史记述在1621年5月4日城市陷落后，俘虏和战利品被登记注册，在官民之间分配。〔35〕既然曹锡远和他的家庭永远成为包衣，曹寅的整个人生历程就被这一时刻所笼罩。但在塑造曹寅一生中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他的曾祖父隶属于正白旗，而不同颜色的旗意味着不同的等级。
各旗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由皇帝控制的所谓上三旗，和由亲王们控制的所谓下五旗。这些概念在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失势时出现，顺治帝接收多尔衮的正白旗并把它纳入自己控制的正黄旗和镶黄旗中。〔36〕这种安排原本是偶然的政治事件，后来在清朝会典和《八旗通志》中被制度化。这一各旗间的区分发生在曹锡远被俘二十年后，甚至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雍正帝最终打破亲王对各旗的控制以后仍然实际存在。〔37〕
旗的区分与包衣有特别的关系，因为他们完全被主人控制，甚至在十八世纪，主人失势后，他们作为奴隶可与家庭财产一起被重新分配。〔38〕这样下五旗的包衣成为亲王的家奴；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指挥者包衣佐领也几乎没有自主权。
上三旗包衣的后代成为皇帝的家奴。随着处理皇帝事务的内务府的形成，包衣也被制度化了：原先的包衣昂邦变成总管内务府大臣，而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包衣变成内务府三旗。〔39〕这些概念强调了他们作为皇帝个人奴仆的地位，从而使他们与其他无论是包衣还是自由人的旗人区别开。虽然理论上是奴隶，他们的地位是有利的，因为皇帝可以自由地任命他们去完成很多在其他朝代由太监来做的秘密或有利可图的任务。
清朝开国时就采取措施削减太监权力。1644年他们被禁止收取土地租金、接受觐见，甚至没有许可不准从外省进入北京。顺治帝年幼时实际的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不住在内宫，他不用太监；切断了太监与权力的联系，他们的影响力也相应削弱。1644年至1652年间很多太监官职被废除，太监被禁止担任诸如织造等类职务，从明朝以来这就是他们额外收入的来源。〔40〕1650年多尔衮死后，太监重新获得他们失落的影响力，1653年撤内务府，置“十三衙门”以代之，太监在其中行使相当大的权力。但1661年顺治帝死后，重建内务府，最有势力的太监吴良辅被处死。〔41〕顺治帝遗诏第十一款（由辅佐幼年康熙帝的四位满族辅政起草）表达了对在十三衙门中任用太监的悔意。〔42〕
很多旨在限制太监影响的法规在1661年由辅佐年幼康熙帝的大臣们制定，辅政大臣们强调他们恢复了清朝建立者的原则。〔43〕但皇帝年长后，他在现存的限制制度上增加了个人专权的成分。太监已经被降低官衔的诏书巧妙地限制了影响力，〔44〕他们还被迫去户部申请俸禄。〔45〕在1681年的诏书中康熙帝坦白宣称：太监就如同最卑下的小虫而已；并谴责他们在大臣和侍卫进屋时没有站起迎接。〔46〕康熙帝一直是宫廷礼节的坚恃者——他也下诏书严斥在走廊上尖叫的宫女和与宫内当差人等深交的妃嫔〔47〕——1682年四个太监由于在所有官员落座前坐下而被罚五十鞭。〔48〕1689年太监在被控获得额外的收入和报酬后以贪污罪名受到严重警告。〔49〕在这种气氛中包衣兴盛起来。但事实证明太监是难以控制的，许多更为严酷的诏书被修改为明显承认这种必然性。尽管1665年的诏书宣布任何人阉割儿子或孙子都是犯罪，1684年的新诏书减轻了阉割家族外成员者的罪行——往后，父母阉割孩子或自行阉割都不会受到处罚。〔50〕前一年的诏书已允许一品和二品官员拥有自己的太监。〔51〕到了1724年已经有必要阻止旗人自宫为太监，〔52〕这是满族尚武理想衰败的明证。同年太监的俸禄几乎翻倍。〔53〕
清朝前期尤其是康熙统治时，是那些无论作为旗人还是包衣与满族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汉人特别顺利的时期。满族人既不完全自信，也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轻易处理地方职务；又不相信普通汉人会以全部忠诚效力王朝；太监则受到严格的约束。因此，汉人出身而又是正白旗包衣、在内务府成为世袭奴隶的曹家，正好在这几年获得大量财富就不是巧合了——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曹寅的曾祖父任浙江盐运使，到1728年曹寅的继子最终被雍正帝从织造职务上罢免为止。但在思考曹家历史的细节前，值得更深层地研究难以定义的包衣身份。
这项研究很困难，因为包衣很少出现在官方记录中。只有通过观察满洲系谱的片段资料才能推想包衣生活的画面。〔54〕大多数包衣没有官职，但在皇宫中担任侍卫或杂役。对于那些从最底层升迁上来的人来说，最普通的官职是宫廷侍卫营的低级职位，内务府办事员和书记等次要职位，稍高级些的郎中和员外郎，或者所有这些中最有威望的内务府二三等侍卫官。〔55〕下五旗包衣在王府中拥有类似的位置。〔56〕
包衣也有放任外省的可能，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这种晋升与旗籍无关，或许当时是突然有这么一个职位需要填补；可能包衣晋升到省级职务基于皇室或亲王的推荐，而不是通过六部，因为并非所有这些官员都须通过考试。在清朝入关后一百年内担任知州和知县的包衣超过七十五人；〔57〕任知府者二十四人。〔58〕其他包衣任职于各种省级和首都的政府机关：在内阁和翰林院，在太医院和通政使司，也有担任统领、督粮道和漕盐运使的。〔59〕至少四个包衣进士及第，其中两个是武进士；〔60〕三十四人被提到中了举人，但几乎所有这些都是在雍正时，〔61〕这表明到了十八世纪制度变得更为灵活了。
只有少数包衣做到重要职位。两个成为福建布政使和江苏布政使，〔62〕四个成为不同的中心省份的按察使。〔63〕两个御史，〔64〕另外一些被赠予低等的世袭头衔，或者像尚书这样的名誉头衔。〔65〕这最后一项中就有曹寅的父亲曹玺，他被封为工部尚书。两个包衣任职巡抚：吕犹龙从1718年至1722年任福建巡抚，1722年又任浙江巡抚；〔66〕陈秉直从1674年至1679年任浙江巡抚。〔67〕有一位甚至官居总督。他是有贡生资格的正红旗包衣吴兴祚。做了多年知县后，他晋升为福建按察使，福建巡抚，最后成为两广总督，这个职务他从1681年做到1689年。〔68〕他的官僚生涯与所有普通官员相似，很难说由于他的包衣身份而有什么区别。
但是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基本上被这种包衣身份决定。对于上三旗中表现出特殊才能，并被皇帝选中担任某种特殊任务的包衣来说更是如此。曹寅和他的内兄李煦就是这样，都是正白旗包衣，都担任过织造和盐政，执行过康熙帝各种命令并密折报告地方事务。曹寅的朋友孙文成是正黄旗包衣；他是杭州织造和最早的广东海关官员之一。高斌是镶黄旗包衣，他的履历与曹寅类似，从内务府郎中升到织造和巡盐御史。由于才能突出，他被调任正规的官僚机构担任布政使；在他的女儿成为乾隆帝的嫔妃后，高家被正式除去包衣籍。〔69〕另一个是正白旗包衣唐英，督管过税关，与景德镇皇家瓷器工场有二十多年联系。〔70〕其他很多包衣也被委任到与织造、盐政和税关有关部门的重要财政位置上。〔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