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非洲研究专家李安山教授从中国视角观察和分析非洲现代历史的三卷本著作，在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今天，意义重大。一方面为中非交往提供了知识参照系，另一方面满足了广大民众对非洲历史的兴趣。本书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四个部分，探讨了非洲政治，包括：非洲早期发展与改革、遭受殖民统治与非殖民化进程、独立后的非洲政治、非洲民主化等；分析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包括：早期经济困境、现代化起步、波折的经济发展、西方援助、与新兴国家的发展合作等；分析非洲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进步和面临的困难，包括：文化源流、非殖民化文化实践、现代非洲历史学派、非洲哲学等；并对有关国家民族建构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个案探讨。
作者介绍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非洲研究专家。出版过《非洲古代王国》《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非洲华侨华人史》等。研究兴趣包括非洲历史、殖民主义史、中非 关系、华侨华人、比较民族主义、发展学等
部分摘录：
第一章 历史的自觉:非洲早期发展与改革 现在,敌人要来摧毁我们的国家,要来改变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敌人已经像鼹鼠挖洞一样进入我国并挑起事端。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决不会将自己的祖国拱手让给他们……今天,请你们中的强者给我力量,你们中的弱者为我祈祷。
——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抗意战争动员令
埃塞俄比亚人永远记住了1868年4月13日。那一天,他们尊敬的皇帝特沃德罗斯二世开枪自杀。他握着一把手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的场面被艺术家用图画的形式保留下来。这位皇帝与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后膛枪的英国军队激战后失败,决定自杀殉国。他当时已经明确认识到欧洲人到非洲的目的:“我知道他们的诡计。首先来的是商人和传教士,接着是使节,尔后则是大炮。倒不如干脆直接动用大炮。” (1)
本章主要叙述非洲大陆内部于18—19世纪经历的大变革与大调整。帝国的扩张引起了地区动荡,最为典型的是在刚果王国进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奥约帝国的长期扩张、阿散蒂进行的“克瓦多改革”、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著名改革以及马达加斯加的前工业化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均以失败告终。面对各方面挑战而适时应变的埃塞俄比亚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领导人的韬略,战胜了意大利的侵略,成为帝国主义瓜分浪潮中唯一幸免的非洲国家。
一、 萨米尔·阿明的错误与非洲面临的变局 萨米尔·阿明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与日本的改革一起是19世纪这一期间在欧洲世界以外所进行的“唯一的现代化尝试”。 (2) 这一结论不确。实际上,当时亚洲有泰国拉玛五世改革、土耳其坦志麦特改革以及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早期改革尝试,非洲大陆也有类似的改革。北非除了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以外,还有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改革,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诸多非洲国家面临欧洲的扩张或早或迟都在进行改革,如刚果王国、阿散蒂帝国、苏丹的改革以及带有明显的早期“现代化”色彩的马达加斯加的前工业化运动。最突出的典型是埃塞俄比亚在社会、军事和经济诸方面的成功改革。
近代非洲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与亚洲和拉丁美洲一样,非洲国家的近代改革是外部因素(与外部力量的接触)和内部因素(社会变革)互动的结果。在欧洲进行扩张的16—19世纪,在北非、南非、东非和西非都在经历着动荡和变革。
(一) 北部非洲的变局 在北非,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领导埃及进行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改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各个领域上仿效西方,使埃及的国力大大提升。学术界将其称为穆罕默德·阿里领导下的“现代化改革”或“现代化尝试”。这场改革在埃及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文将论及)。在突尼斯,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占领阿尔及利亚后,对突尼斯形成威胁。穆罕默德二世与觊觎突尼斯领土的外国势力达成《1857年基本公约》,就政府管理、对外关系等方面制定规则,既有利于巩固贝伊的统治,也起到安抚欧洲列强的作用。 (3) 这一公约第一次提出了有关平等的概念,从而具有积极的改革意义。后来,《1861年宪法》取代《1857年基本公约》,并于1861年4月26日生效。普法战争,法国痛失阿尔萨斯—洛林,与德国交恶。法国希望在非洲将损失捞回来。1878年,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对法国参加柏林大会(Berlin Congress)的全权代表瓦丹通明确表示:“如果你们愿意,就把突尼斯拿去吧!英国不会反对,而且还尊重你们的决定。” (4) 俾斯麦首相坦承自己对法国在北非地区进行扩张的允诺:“我愿意在德法两国利益没有冲突的任何地方使你们得到满足。我相信:假使你们在地中海找到符合你们的天然而又合法的扩张需要的话,那么,你们在思想上对你们已丧失的省份就会减少痛苦,你们与我们之间的和平和良好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可靠,更加容易了;这就是在突尼斯问题上,在摩洛哥问题上,在埃及、叙利亚和希腊问题上,我一直向你们表示善意的秘密所在。” (5) 1878年,作为法国同意英国占领塞浦路斯的补偿,英国在获得德国的赞同后将突尼斯送给法国。1881年,突尼斯成为法国保护领地。
(二) 南部非洲的动荡 在南部非洲,这一时期也处于大动荡之中,两件历史大事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815—1840年间,南部非洲及其相邻地区发生了被称为“粉碎”的历史动乱。 (6) 当时的祖鲁王国先后在国王丁干(Dingane,1795—1840)和恰卡(Shaka,亦作Chaka,1786—1828)的领导下不断强大。在这一场对本地资源和土地所有权及生存权的争夺中,祖鲁王国的崛起成为非洲近期史中的大事。“姆菲卡尼”运动指恩德贝莱国的姆齐利卡齐国王(Mzilikazi, 1826—1836年在位)执政期间在当地发生的一场大动荡与大变局。一方面,他对反对派进行镇压以维持政权,在德兰士瓦地区引起极大恐慌而导致大量人民出逃或迁移。另一方面,当地各个王国为了应对新的形势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有的王国被征服或兼并,有的被打败或削弱,有的王朝被推翻或取代,一些新的具有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的“帝国”或王国在南部非洲崛起。这一变局如此重要,以至于阿贾伊主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六卷》中用了整整两篇来阐明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 (7)
作为祖鲁最有影响力的国王,恰卡出生在今夸祖鲁-纳塔尔省。他在成年礼时被吸收到伊伯索-莱姆皮(ibutho lempi,同龄兵团)。成年后,他先在姆塞斯瓦的酋长丁吉斯瓦约(Dingiswayo, 1780—1817)麾下当武士。丁吉斯瓦约被害后,恰卡在战胜诸多对手后成为祖鲁国王,并进行改革以强化国力。虽然他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改革方面有一些措施,但他的主要成就是通过军事上的改革使祖鲁王国成为当地的主要政治力量。恰卡的军事改革涉及武器和组织的改变。他将以前的投枪变成短刀,使战士可以更勇猛地直接与敌人近距离决斗。更重要的是,他改造了原有的同龄兵团。他彻底打破氏族界限,按年龄组成30—40岁(1785—1775年出生)、25—30岁(1790—1785年出生)和20—25岁(1795—1790年出生,“单身兵团”)等三个年龄兵团。他将那些20岁以下的青年男子集中成一支特殊团队作为精锐力量,称为“恰卡军团”。这种军事组织在士兵中培养了民族意识和对他的忠诚感。在政治上,他大大加强自身权力,削弱了酋长的权力,设立了大臣(induna),并由他一人任免。在社会经济上,他也进行了相应改革。祖鲁也卷入这场灾难,该地区人口急剧减少。由于恰卡的集权专制而引发内斗,最后他被害身亡。去世时,恰卡统治着25万人的王国,随时可以召集超过5万名战士。 (8)
南非的欧洲移民(前期主要是荷兰人,后来称为“布尔人”)在“大迁徙”中与当地非洲人争夺资源的冲突以及与后来的英国殖民者在瓜分土地上的矛盾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欧洲移民在剿灭了科伊人之后,又击败了科萨人,最后与正在崛起的班图人的祖鲁王国产生了直接冲突。 (9) 南部和中部非洲由于索托-恩古尼族诸国的“姆菲卡尼”变局引起了多重后续效应。“姆菲卡尼”的大动荡和大动乱造成的迁移和死亡致使人口大量减少,从而对南部非洲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为后来的白人移民夺取当地的肥沃土地提供了便利条件,使被英国人从东部“大迁徙”过来的布尔人能在此扎根立国。祖鲁王国在19世纪下半叶经历各种演变,塞奇瓦约(Cetshwayo,1826—1884) 担任国王期间(1873—1879)曾分权改革,并在伊散德尔瓦纳战斗(Battle of Isandlwana)中打败英军。然而,面对武力强大的英国军队,国家又陷入内战,祖鲁王国在1884年彻底崩溃。 (10) 英国人与已在当地定居的布尔人在价值观、对奴隶制度的看法及经营殖民地的方式等方面产生冲突,最后以战争解决问题。虽然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获胜,但却以赔偿布尔人的方式结束战争,最后将南非纳入帝国版图。 (11)
(三) 东部非洲的转手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后从东非海岸成功抵达印度,从而宣称发现了一条新航线。实际上,亚洲与非洲之前早就存在着一条稳定的海上航线,除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之外,中国人也与东非人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和各种交往。 (12) 葡萄牙人在与其他势力竞争中最终控制了传统海上运输枢纽,并将统治扩展到东非海岸和阿曼。阿曼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终于在1649年彻底赶走了葡萄牙人,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海上力量,并将势力扩展到东非海岸。17世纪末,阿曼将葡萄牙彻底赶出了东非海岸的城邦国家以及帕特、奔巴、桑给巴尔和马林迪等地,并宣布对德尔加多角以北地区的主权。阿曼人对这段历史颇为自豪,认为他们将葡萄牙人赶出马斯喀特并结束了葡萄牙人在东非的统治,“这一胜利开创了一个力量和繁荣的时代。在此后的50年间,阿曼的舰队恢复了元气,阿曼作为一个非欧洲国家将其势力扩展到非洲大地,并在那里持续了250年之久” (13) 。18世纪早期,阿曼人已实际控制了东非海岸的大部分。阿曼在东非海岸地区的政权维持到19世纪。在击败当地各种地方势力后,赛义德素丹 (14) (Seyyid Said, 1804—1856)在桑给巴尔巩固了自己的势力,1840年,他基本上将王宫整个挪到桑给巴尔。他在桑给巴尔的最大业绩是将丁香变成了桑给巴尔的第一大产业,使其成为丁香之岛。 (15) 大湖地区的布尼奥罗、托罗以及布干达等王国在这一时期里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成为促进当地由东非海岸延伸过来的国际贸易的积极力量。 (16) 当然,东非最后也难逃被欧洲列强瓜分的厄运。
(四) 西部非洲的变革 西非当时经历着一场社会大变革,特别是伊斯兰教的传播及圣战(Jihad)的扩张导致了多个王国或帝国的产生。这场大变革催生了索科托哈里发王国(the Sokoto Caliphate,1809—1903)。由奥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1754—1817)领导的索科托哈里发王国取代了原来在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博尔努王国,成为西非地区最重要的拥有30多个酋邦的伊斯兰联盟,其势力从19世纪初开始扩张,占领了布基纳法索、北尼日利亚、喀麦隆和尼日尔等一大片土地,一直到1903年被英军击败。 (17) 另一个一直进行伊斯兰兼并运动的是塞古-图库勒尔帝国(the Segu Tukulor Empire),经过了1852—1864年的长期兼并,最后被法国征服。 (18)
在19世纪的改革中出现了两个重要趋势。其一,以前各种排外的习俗和规定成为改革的对象,各种以前专有的途径从此向公众开放。宗教上,伊斯兰教育不再局限于精英,而是开始面向大众,包括妇女和奴隶。政治上,富尔贝人(即富拉尼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可以在国家任职,从而打破了以前被一小群精英控制的国家权力。经济上,贸易和财富不再由某个民族如万加拉瓦(the Wangarawa)控制,只有贵族才能携带武器的习惯再无约束力。从社会层面看,以遗传种姓、特有职业和氏族界限为特征的各种禁忌被打破。其二,武力开始被人们接受,对使用暴力的限制也大大减少。圣战的意义不仅是对心灵的征服,也变成了宝剑或战争的征服。圣战间谍也用上了,对违反教规的惩罚方式包括砍头、石刑或钉死在十字架上。 (19) 黄金海岸(今加纳)沿岸各王国结成芳蒂联盟(Fante Confederacy),并进行了改革,主要是为了为各成员国制定防务计划,促进地区的发展,建立一个现代集权的政府。 (20) 然而,这一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奥约帝国和阿散蒂帝国。这将在后面详细论及。
在非洲大陆内部,有的地方正在经历着大变革与大调整,帝国的扩张引起了地区动荡。最为典型的是在刚果王国进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奥约帝国的长期扩张、阿散蒂进行的“克瓦多改革”、颇为人知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以及马达加斯加的前工业化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均以失败告终。经过各方面改革的埃塞俄比亚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领导人的韬略,最后战胜了意大利的侵略,成为帝国主义瓜分浪潮中唯一幸免的非洲国家。
二、 中部非洲的刚果:姆本巴· 恩津加及其开放政策 除了与早期个别欧洲探险家的接触之外,非洲各国(地)与欧洲的交往可大致按时间分为三个互相多有重叠的时段:奴隶贸易时期、欧洲商站建立时期和殖民瓜分时期。接触的对象有传教士、探险家、商人和殖民官员。随着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侵蚀,这些王国的命运各异,有的轰然崩溃,有的应运而生。欧洲国家各商站在非洲海岸的建立既使非洲面临各种威胁和竞争,也促使一些非洲王国在新环境中崛起。
(一) 刚果王国的起源与扩张 欧洲人在西非沿岸的奴隶贸易和随之而来欧洲国家建立的商站冲击着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结构,有的国家在这场劫难中毁灭,有的则通过奴隶贸易崛起,形成更大的政治体。刚果王国是一个因为奴隶贸易而导致衰落的典型例证。
刚果王国位于今安哥拉的北部,其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这无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1) 王国可能最早形成于公元9世纪,其前身为位于刚果河以北的温古酋邦(Vungu chiefdom)。由于刚果人对铁匠的特殊尊重,刚果王国的创建者尼米·鲁肯尼(Nimi Lukeni)很可能是个铁匠。他是邦古(Bungu)酋邦首领之子,带领部下迁移到刚果河南岸,征服了阿邦杜人(Abundu)和安布维拉人(Ambwela),并在姆班扎-刚果(Mbanza Kongo)定居。早在1483年前后,刚果王国已统辖着6个省份,约200万人。刚果王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各省总督由国王任免,政治制度运行良好。刚果有着自己的社会结构,可大致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社会阶层。权力分配是建立在母系氏族集团之上,这种集团称为埃坎达(ekanda)。贵族集团是比较显赫的埃坎达,姆维希刚果(Mwissikongo)则是最有权势的集团,指中央地区12个埃坎达集团的集合体(也称为“王室议事会”),由12名成员组成,包括4名妇女,她们分别代表国王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氏族集团。贵族在地方上被称为“基托米”(kitomi),即以前的土地领主。看似由王亲国戚形成的权力网络却具有高度的中央集权特征。
刚果王国的影响力逐渐表现出来,王国境外的一些小王国也都承认刚果国王的统治,以各种方式向他纳贡。刚果人的语言优势和地区霸权带来的文化传播导致了一个突出现象:刚果王国周围先后出现的特克、蒂奥、罗安果(Loango)、卡刚果(Kakong)、恩东戈(Ndongo)、卢巴(Luba)、隆达(Lunda)、库巴(Kuba)等大大小小的王国不仅都通行刚果语,其行政组织和政治制度也与刚果王国大同小异。到1600年,非洲西南部诸王国几乎都掌握了炼铁技术和织布技术,并具有神圣王权及复杂的官僚体系。这种现象说明了刚果王国的形成得益于周围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积累。语言和文化特征的相同或相似既表明了这些民族来源的某种同一性,也体现了刚果文明的同化力。日益强大的刚果王国的政治文化在该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当地产生,是非洲文明的具体体现。 (22)
对货币的垄断使刚果王国的中央集权制得以加强。作为货币的有织品(用棕榈纤维而不是棉花织成)和称为“恩赞布”(nzimbu,一译“恩齐姆布”)的玛瑙贝壳,后者来自刚果王国控制下的罗安达岛的渔场。“在国王的宝库中,把这些恩齐姆布过筛,把最小的扔掉,但是认为可用的玛瑙贝仍然是大的大,小的小,大玛瑙贝的价值可能大到小玛瑙贝的十倍。为了避免一再计数的麻烦,他们用一些可以装四十、一百、二百五十、四百或五百个贝壳的容器作为固定的量器。用可以装一千个贝壳的容器做的量器叫作方达;能装一万个贝壳的叫作卢弗库,而能装两万个贝壳的量器叫作科弗。葡萄牙人在早期就规定了玛瑙贝和他们本国货币的正式兑换率。比如加西亚·西摩斯神父在1575年写道,在罗安达,10个玛瑙贝值一个葡萄牙里尔(real,当时葡萄牙使用的硬币,1911年停止使用)。” (23) 这一制度后来受到葡萄牙商人的破坏。另一种稀有货物是盐,这也是一种奢侈品,主要产自刚果河口的姆潘达盐场和洛惹河口的安布里什盐场。食盐的生产也被国王垄断。
显然,刚果王国的这种政治扩张大大早于葡萄人的到来。
(二) 刚果王国与葡萄牙的早期关系 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John II)派出的由迪奥戈·卡昂(Diogo Cão,一译“迪奥戈·加奥)率领的葡萄牙探险船队在1487年的第三次探险中有机会受到刚果国王恩津加·恩库武(Nzinga Nkuwu)的接见。恩津加·恩库武于1487年派出的赴葡萄牙使团于1491年启程回国,随行的是一个大型的葡萄牙人“传教远征队”,既有神职人员,也有士兵和技术工人。对葡萄牙人的“慷慨”,恩津加·恩库武十分兴奋,他当即表示要皈依基督教,并在当年举行皈依仪式。他的儿子姆本巴·恩津加(Mbemba Nzinga)也在当时皈依基督教,取名阿丰索,在欧洲人中以“阿丰索一世”(Afonso I)闻名。姆本巴·恩津加至今仍是刚果人民的骄傲。他既是刚果第一位对欧洲人实行开放政策的国王,也是第一个向欧洲人说“不”的国王。他善于应对各种形势,富有建树,成功地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一度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然而,与葡萄牙国王交友、随后而来的基督教传播和奴隶贸易的盛行终于使他失去了对自己国家主权的控制,刚果王国(相当一部分成为后来的安哥拉)最后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最威武圣明之刚果王陛下,兹派我王室宗亲西马奥·达·西尔瓦(Simao da Silva)前来觐见陛下。达·西尔瓦君最为我方倚畀,对于他代表我方所作一切,尚请推恩垂听,并予信任。” (24) 这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1495—1521)于1512年写给刚果国王姆本巴·恩津加的信件,史称“1512年圣谕”。姆本巴·恩津加(1506—1543年在位)具有极强的领导能力,历史学家范西纳(J. Vansina)和奥本加(T. Obenga) 称他为“刚果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国王”。他试图与葡萄牙国王结成联盟并力图使刚果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当时,姆本巴·恩津加与葡萄牙国王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1512—1540年写过22封信给葡萄牙国王。这些信件由他的秘书执笔,其中一位名叫诺昂·特克西拉(João Texeira)的重要秘书的葡萄牙文文笔还相当不错。在这些书信往来中,一开头总是用“最威武之国王、我王兄陛下”来称呼葡萄牙国王。
我们看到刚果国王希望建立的是一种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姆本巴·恩津加对葡萄牙实行开放门户政策,并随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首先,他在1516年选派20名贵族青年后来又多次派送青年前往欧洲学习基督教义和各种技术。在他选送的多名刚果青年中,还有他的5个侄子和一个孙子,其中两人去葡萄牙求学,两人转道去罗马,还有两人则是到里斯本接受圣职培训。他在1518—1530年间使天主教迅速成为刚果的国教。
(三) 开放门户政策及其后果 姆本巴·恩津加既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经济高手。他的父亲在世时只向葡萄牙出口象牙和棕榈织品,刚果的出口贸易后来除象牙和棕榈织品外,还有布料、牛皮、蜂蜜等,姆本巴·恩津加还通过各省督垄断了铜矿的生意。反过来,他又将从欧洲人那里进口的商品分给政府官员和各省督,以加强中央集权控制。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国家,他通过多条渠道与葡萄牙做生意。他与圣多美岛的总督进行官方贸易,尽管这种贸易对阿丰索一世来说很不公平,他与这位总督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但在前十年里,这种通过圣多美进行的官方贸易仍占整个刚果贸易活动的主要部分。姆本巴·恩津加与驻姆班扎-刚果的葡萄牙商人进行直接贸易。一方面,他是唯一能与欧洲商人进行大宗贸易活动的买方,另一方面,这里的葡萄牙人很少,他们只能单方面通过刚果王权的垄断来从事贸易。姆本巴·恩津加还试图直接与葡萄牙做生意,然而他并不成功。圣多美总督自1500年从葡萄牙政府那里得到了在刚果沿岸部分地区的贸易专利权后,千方百计阻碍刚果与葡萄牙的直接贸易,对用葡萄牙船所运货物予以没收,甚至扣押阿丰索一世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件。这让阿丰索一世十分恼火。
姆本巴·恩津加开始扩大与葡萄牙各方面的贸易和交往,并多次请求葡萄牙派送传教士、教师、工匠和造船工人来,渴望能给刚果王国的发展带来技术和教育。他还着意引进新的医疗人才。然而,葡萄牙人在刚果进行的日益猖獗的奴隶贸易使他不得不进行干预。1526年,阿丰索一世致函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III),要求葡萄牙停止奴隶贸易。他的呼吁毫无作用。由于葡萄牙人在开发巴西的过程中需要劳动力,圣多美岛提供的奴隶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来源。这种贩奴行为不仅大大削弱了刚果的国力,也使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刚果王国逐渐丧失了与葡萄牙建立起来的平等关系。随后刚果王国陷入“三国时代”,即刚果、卢安果和恩东戈(后来称为“安哥拉”),并被逐渐渗透的欧洲列强利用。 (25)
1665年,面对葡萄牙的入侵,刚果国王安东尼奥一世(1662—1665)发出命令:“国王暨最高作战会议诏告全体臣民,仰各遵照毋违:凡我各王国、行省与领地城乡各地之臣民,不分尊卑、贵贱与贫富,只需力能操持武器,均应于本诏令公布之日起,十日内前往各该统领、省督、公爵、侯爵、伯爵等处,以及其他该管政法官员处报到入伍,以捍卫桑梓,保我财物、妇孺,乃至自身生命与自由,勿让葡萄牙人征服与统治。” (26) 1665年10月25日,在著名的姆布维拉战役(Battle of Mbwila)中,刚果人抵抗入侵的葡萄牙人失败。刚果王国从此衰落。在1884—1885年柏林会议上,安哥拉被划为葡萄牙殖民地。这是一部刚果王国兴衰的惨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