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本书中，阿兰·布隆迪采用其独一无二的梳理方式，完整重现了地中海世界从史前时代直到今日的历史发展过程。
通过对地中海地区进行一万五千年时间跨度的研究，阿兰·布隆迪融会贯通东西方的观点，不仅将帝国的衰落、领土的冲突、近现代的政治和宗教紧张局势一一呈现，而且对文化、民族和社会各阶级对抗产生的裂痕进行了剖析。
阅读本书，如同对地中海完成了一次深度的探索，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地中海在塑造和影响欧洲、中东和北非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介绍
（法）阿兰·布隆迪（AlainBlondy）
1945年5月18日生于法国波尔多。法国历史学家，巴黎索邦大学资深教授，在校任教长达四十年。主要研究领域为耶路撒冷历史、马耳他历史、地中海世界历史，尤以地中海近代史研究著称，被学界公认为是当今首屈一指的地中海历史专家，常年受邀到世界各地讲学。因其在学术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受颁法国多项国家级荣誉勋章。
已出版《地中海世界的书目（1453—1835）和贸易关系》《马耳他七千年历史》《新的历史观念》《塞浦路斯的故事》《马耳他的18世纪》等著作。
部分摘录：
地中海，地缘政治的焦点 1．希腊的觉醒 在经历了公元前12世纪至前11世纪迈锡尼时代的衰退后，希腊恢复了元气并逐渐崭露头角。纵然遭受了人口的急剧减少，青铜冶炼产业也由于铜和锡进口路线被切断而消亡，但以畜牧业和雅典周边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却得以保留。
在公元前11世纪初期至前8世纪期间 (1) ，经历了一系列转变后的希腊城邦终于展现出最终形态。公元前10世纪，出现了一些诸如制陶和铁器制造之类重要的发明，尤其希腊本土（阿提卡、阿尔戈利斯）还出产铁矿石。希腊的复兴表现在与近东，主要是与腓尼基人 (2) 的联系的重新建立，和国民向小亚细亚西岸（伊奥利亚、伊奥尼亚、多丽斯）与爱琴海诸岛（基克拉迪群岛、斯波拉泽斯群岛）的移民潮上。公元前9世纪到前8世纪移民趋势并未衰减：农村人口再次增长，农业规模成倍扩大，手工业者重新出现——希腊正在摆脱“黑暗时代”。希腊与近东的联系不断加深，受腓尼基文字的影响，希腊也发明了自己的字母文字，而希腊的艺术也深受叙利亚-腓尼基 [1] 传统的影响 (3) 。但几何时代“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的转变，导致一种具有传统希腊文明特点的新国家—城邦的出现。城邦是以公民团体为基础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公元前8世纪初出现的城邦，就成了处理与公民群体有关的大小事务的中心” [2] 。
城邦是经过漫长的演变发展而来的。“黑暗时代”危机四伏，人们建造深沟高垒来保护自己，但随后村庄慢慢地重新出现。约在公元前800年，阿提卡地区的村庄不断结合（建立城市），最终形成了雅典 (4) 。希腊重新恢复了市场经济，并开始向小亚细亚的希腊区、塔兰托和第勒尼安海地区出口手工艺品。伴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城镇的扩张，出现了拥有土地的富有贵族阶级、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中产阶级，以及城市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公元前8世纪的主要特征就是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对贵族权力的要求以及农村的无产阶级对土地和债务免除的要求。在这种社会冲突的环境中迸发出了政治思想的萌芽：统治者强制实施的法规被一种理想的、满足大众利益的规则所取代：如此便诞生了法律（希腊语为νόμος）。与此同时，城邦（希腊语为πόλις）也取代了民族国家（ἔθνος）。在此基础上，不仅希腊文明，就连整个西方文明都遇到强大的社会危机 (5) [3] （希腊语στάσις），具体表现为大批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随后在公元前775年，海外殖民地建立。古希腊的文献中的确有关于各阶层人民对土地缺乏（希腊语στενοχωρία）的恐惧感的描述。由此可推断，当时来自农村的无产阶级已将城市塞得拥挤不堪，整个地中海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 (6) 造成了耕地的不足。于是殖民地就作为一种避免内战的手段出现了。殖民地有两种：一种用于流放对社会稳定有威胁的人和政治对手；另一种是用于安置母城的民众，以缓解人口压力，防止饥荒的发生。无论去往哪种目的地，去的人都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母城。做出建立殖民地决定的从来就不是个人或者集体，而是议会和祭司。神谕（一般是询问德尔斐的祭司）会指出新殖民地的大小，并评估殖民计划。神职人员给出的指示很少出现错误：他们通常会避开东部盆地那些人口众多的地区，而建议去西部盆地或黑海［古称尤克辛海（Euxine Sea）］沿岸。市议会指派殖民地首领（希腊语为οἰκιστής）负责带领殖民者、选取殖民地位置 (7) 并确定其名称。他们在死后，会被新来的居民和子孙后代视为英雄来敬仰。
事实上，殖民活动与海洋息息相关。希腊商人和探险家在长途跋涉中已经帮助殖民者找到了符合殖民标准 (8) 的地点并将相关信息告知城邦的统治者，这些信息让殖民者像神一样洞悉一切。有时候，当殖民者担心当地人会采取不友善态度时，希腊海盗会率先到达相关地点并扫清障碍。大部分殖民地都是通过海路到达，殖民的决定一旦做出，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船长（希腊语为κῦϐερνητηϛ）是否具有将殖民者送达目的地的能力。总之，与腓尼基人相反，古希腊人建立殖民地并不是出于商业目的，在希腊地区掌权的士绅们只想将本国的模式 (9) 传播到海外。殖民者也确实在海外的未知世界修建了当时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设施：新城市也崇拜母城的守护神祇 (10) ，建造希腊式的神殿；殖民者从希腊母城带来的火种温暖了新城的公共住房 (11) ，母城的制度也在殖民地或贸易站点得以应用，至少在殖民初期是这样的。母城和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深的文化和情感上的联系。
公元前8世纪末至前7世纪初，只有少数几座希腊城邦进行殖民活动，包括埃维厄岛上从事冶金的城市（埃雷特里亚、哈尔基斯）与柯林斯、墨伽拉、斯巴达和罗得这些多利安人的城市。它们的扩张范围也有限，主要是西西里和意大利最南端地区（塔兰托湾），而这些地区本来就有不少希腊盐商 [4] 。希腊诸国仿效伊特鲁里亚文明，与塞尔特人维持着贸易往来。塞尔特人在公元前800—前600/500年经历了一段重要的经济扩张时期（哈尔施塔特文化），这群生活在欧洲内陆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人扮演着波罗的海和地中海 (12) 之间中介人的角色。
公元前625年到前6世纪的最初十年，殖民活动成了一种常态，殖民地的范围也从西西里岛和大希腊 (13) 扩张至昔兰尼加和黑海沿岸。由于神话故事的关系，希腊殖民者的功绩很快被世人传颂 [5] 。完成独一无二壮举的希腊英雄们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希腊或某个城邦历史上的建造者，其中有两位建立的功业更是数不胜数。一位是凡人尤利西斯，他击杀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事迹从公元前8世纪就广为流传，独眼巨人的红宝石眼让人联想到西西里或坎帕尼亚的火山；此外，人们还会提到他在食莲人岛、苏尔特湾岛（或现突尼斯海岸以北处）上的经历，与海神卡吕普索在马耳他群岛或在摩洛哥海岸的一座岛上的冒险。完成了包括“十二功绩” (14) 在内众多冒险的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也被视为希腊人勇武行为的象征。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十二功绩”中前几件都发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似乎是为了纪念那些辛勤开创基业的多利安人；后来的两件在伊比利亚半岛附近完成的功绩 (15) ，无论确切地点是在直布罗陀海峡哪端，都好像是希腊本土事业完成后开创的新冒险。用于阐明一件事或一段历史的神话、寓言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变成了水手们的航行指南 [6] ，并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
希腊殖民者受当地文化的影响非常小，即便他们经常通过互惠互助和附近村庄的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16) ，但从来不接受外来的习俗或神祇。希腊人最大的妥协，也只是采取宗教融合政策，将部分当地神灵同化成自己的。这样做的后果是，当他们试图定居到一片新地区而当地已存在本土政权结构时，会遭遇到激烈的对抗。正因为如此，地中海西部盆地、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和非洲、西西里岛沿岸的迦太基人与希腊殖民者发生冲突，导致殖民进程放缓。在色雷斯（奥德里西亚王国）和黑海沿岸（小亚细亚本都王国、黑海克森尼索的辛梅里亚王国 (17) 或亚速海北部的斯基泰王国）情况截然不同，当地的精英阶层在本国希腊化 (18) 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希腊的殖民显然带来了辩证的影响。在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中，希腊人体会到自己的优越性，或者用一个中性的词“独创性”，他们的天赋——哲学思想开始被激发。非希腊人都被视为他者“蛮族” (19) 。此外，希腊化进程在地中海和黑海缓慢开展，为希腊思想的渗透铺平了道路。在第一批殖民者的帮助下，地中海成了西方文明徐徐发展的摇篮。
用任何历史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样的成绩都未免太过简单。从时间上来看，在迦太基摆脱了推罗腓尼基人的控制、臣服于亚述并开始扩张之后，希腊人便紧随其后开始在地中海西部殖民。初期腓尼基人（后来的布匿人）与希腊人之间频繁进行贸易往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段时间过后，相安无事的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敌对甚至零星的交锋。虽然迦太基曾尝试阻止希腊影响向西扩张（至撒丁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但这项举措与贸易战略或某种闪语族和希腊语族之间的文化竞争并无关系。冲突都是为了保护经济影响力采取的政治措施，并不会导致商业贸易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