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那个孩子突然死去的时候，我也走到了濒死的边缘。后来，我们在一个由适当的想象构筑出来的世界重逢。他像一个凭着母亲模糊的想象而行动的幽灵少年。我们在思辨的云雾中一同探讨诱奸、恋童、荡妇羞辱、性别对立，以及男性先哲世界中女性价值的丧失。 我坚持想进入我儿子顽固的脑袋里，让他明白历史是如何塑造了这两种如此不同、永远对立的生物，仿佛他们是敌对双方，可实际上并不是。
作者介绍
达契娅·玛拉依妮（Dacia Maraini，1936—），当今意大利文坛*知名、*活跃的女作家之一。其作品多聚焦妇女问题，著作近百部，体裁包括小说、评论、诗歌、访谈录等。《惶惑的年代》（1963）获弗尔门托国际文学奖；《小岛》（1985）获弗雷杰内国际文学奖；《玛丽安娜·乌克里亚漫长的一生》（1990）获坎皮耶罗文学奖及该年度意大利畅销书奖，再版十九次，被译成十七种语言；《黑暗》（1999）获意大利*具权威的文学奖项——斯特雷加文学奖。2012年后，玛拉依妮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作品《小女孩与幻梦者》，并荣获“21世纪年度*佳外国小说”。
部分摘录：
我当时六岁，在京都。有一天下午，我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事心情烦躁，他硬说我把墨水洒到一本书上，把书毁了，可是我连碰都没碰过那本书。他坚持说就是我干的，说我撒谎是为了不挨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指责，也非常不公平，我甚至想过自杀以证清白。我又想了想，觉得通过死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这很愚蠢：假如我死了，他们会痛彻心扉，我是惩罚了他们，但同时我也没法继续长大，没法探索这个世界、体验人生，这会让我很难过。于是我决定：我要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
我不愿生活在一个不相信我、平白无故指控我的家庭里。我母亲平日里宽容又和气，当看到我沾了墨汁的手指时，也开始指责我。可是，我手指沾上了墨水，那是因为我在白纸上练习写一个日本字。父亲的书我根本就没看到，更别说碰过了。他们更相信沾了墨汁的手指，而不是我的话，这对我来说非常严重。
我年轻美丽的母亲呼唤我，却得不到回应，我年轻英俊的父亲才发现我不见了。他们开始寻找我，起初漫不经心，后来越来越紧张。如果我不在家，也不在小公园里，我会在哪儿呢？难道被人绑架了？恰好一个月前，报纸上出了一则新闻，报道了一个跟我同龄的小女孩失踪案。小女孩也许是被拐走了，没人知道她被带到哪里去了，又是为什么。
找过了家里和小公园，我父母开始沿街找我。在我们住的那片街区里，满是拥挤破旧的房子，有很多咖啡馆，入口都有布条做成的门帘，每有客人光临，布条都会晃动起来，还有小餐馆里飘出一阵阵酱菜和米饭的香味。可没人看到过一个六岁的金发女孩独自走在街上。我的父母几乎绝望了，他们在城市里到处搜寻，连医院和急救中心也没漏掉。
夜幕降临，我父母暂停搜寻，打算休息片刻再继续找我时，市警局打来了电话：“那个女孩在这里，她是叫达契娅吗？你们来接她吧。”“你们找到她了？在哪儿找到的？她还好吗？”“她很好。”“我们该去哪儿接她？”“三条京阪警区。”
我的父母迅速赶来。他们一打开门，就看见我坐在警局的桌上，周围是一圈警察，他们都在饶有兴趣地听我用流利的京都方言说话。我说我在家里待得不开心，我想离开这个城市，我会找到工作，我甚至求他们让我留在警局，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官。
我父母经历了数小时焦虑的折磨，他们看到我无忧无虑，穿着沾满尘土的红色小皮鞋坐在那里，高高兴兴地晃着小腿，跟围成一圈的警察自在地闲谈，当时他们都惊呆了。
我以为他们会狠狠骂我一顿。然而我母亲只是紧紧抱着我，伤心地说：“再也不许这样了，再也不许这样做了！”她的眼泪打湿了我的头发。我父亲一直在嘟囔，说我太倔强了，让我不要再那么不懂事。我没有吭声，因为我不想让他在警察面前丢脸。但我很想告诉他，他才不懂事，他不相信我发自肺腑的话，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所谓证据。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反抗了我所遭受的不公，我知道我父亲再也不敢随便指责我了。他不应该只相信表面，他该把事情调查清楚一点，也更该相信我的话。我当时就知道，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我的反应总是激烈而坚决。那长着天蓝色眼睛、珊瑚色嘴唇的，我可爱的托帕齐亚[1]，还有那长着栗色双眼，流露着讽刺和优雅的，我敬爱的福斯科[2]，他们也都明白了这一点。可我脾气并不差：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总是兴高采烈、热情待人。只有面对不公时，我心里才会涌起一股难以压制的愤怒，使我做出各种抗争。有时我的反抗是平静而坚定的，有时又暴躁不安，难以自控。
后来我想，这种对不公的反抗，是源于一种自发的，或许是家族遗传的意识，还是来自于一种文化教育？我知道我奶奶奥伊——一位有着英国和波兰血统的作家，她就是一个有反抗精神的女人。我知道，我爷爷曾经把法西斯党员证塞到我父亲手中，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工作了”。我父亲当着他的面撕掉了那个证，十年都没与他说话。我知道我母亲在没有与父亲商量的情况下，毅然拒绝宣誓效忠萨罗共和国[3]，尽管她很清楚，这样一来等待她的将会是集中营。面对各种形式的不正义，我祖母、父亲和母亲都坚决做出了反抗，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不是接受历史强加给他们的社会义务。有人劝说他们，谴责他们，威胁他们，但没人能够动摇他们。
这种对不公的反抗意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遗产吗？血脉相传，心心相印？或者，那只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本能，让我们能应对生命中的困境？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我遇见过一些人，面对不公，他们会激动愤慨。我也见过一些无动于衷的人。我感觉这种反抗意识更接近一种本能，而不是文化教育的结果。但人们如果不培养、催生这种本能，它便会沉睡蛰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