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弗洛姆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生存方式，即占有和存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基础是以利润为取向的社会，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则会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他对消费社会的反人道、对人的无意识的操纵，以及为稳定社会经济制度而进行的蓄意消费刺激，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变革性的纲领见解。
作者介绍
艾里希·弗洛姆（1900—1980），美籍德裔犹太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爱的艺术》《逃避自由》《自我的追寻》《存在的艺术》《健全的社会》《论不服从》等。弗洛姆十分重视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他承认人的生物性，但更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人的本质是由文化的或社会的因素而不是生物的因素决定的。他的思想融汇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说。
部分摘录：
对占有与存在进行区分的意义 对占有和存在的区分与选择不在我们的常识之内。占有似乎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活下去就必须占有物品。除此之外，我们占有物品以获得享受。在一个终极目标就是占有的文化里，我们渴望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会在谈论一个人时说他“身价百万”，又怎么会想到在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呢？与之相反，我们甚至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占有，要是一个人一无所有，那他就什么都不是。
然而伟大的哲人们早已对占有和存在进行了区分，这一问题构成了他们各自理论体系的核心。佛陀教导人们，人的发展要臻于最高境界，就必须抛弃贪念和物欲。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9：24－25）(1)埃克哈特教士认为，不占有任何东西，让自己保持开放和“空”的状态，不要让自我充当拦路虎，这是获得精神财富和力量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奢侈和贫穷一样罪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充分地存在而不是过多地占有。（我这里说的马克思是真实的马克思，一位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被庸俗地歪曲了的马克思。）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占有与存在的区别，并试图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在对个人和团体的具体研究中探寻这种区别的经验基础。我得出的结论是：占有与存在的区别，以及爱生命与爱僵死之物的区别，是人类生存至为关键的问题。经验人类学和心理分析资料向我们展示：占有和存在是两种根本的体验模式，这两种模式的消长决定了每个人性格的不同以及社会性格的不同类型。
以几首诗歌为例 我想以两首内容相似的诗歌为例，引出对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不同之处的理解。这两首诗是已故的铃木大拙（D. T. Suzuki）在他的“论禅宗”讲座中提及的。其中一首是日本诗人松尾芭蕉（Matsuo Basho）写的俳句，另一首的作者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两位诗人描述了相似的经历——散步时看到一朵花的反应。丁尼生的诗是这样的：
墙上的裂缝中生出一朵花，
我轻轻将你连根拔下，
我将你捧在手里，根茎连同其他。
如果我能理解，小小的花，
你到底是什么，根茎连同其他，一切的一切，
我也许就明白什么是上帝和人了。
而芭蕉的俳句是这样的：
当我仔细端详
一朵花盛开
在篱笆旁！
两首诗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丁尼生对那朵花的反应是占有它。他将它“根茎连同其他”全部“拔”出来。虽然在结尾处丁尼生思索上帝和人的本质，并追问这朵花在他思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这朵花却由于他的兴趣遭到扼杀。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丁尼生就像西方的科学家，以探索真理为由肢解生命。
芭蕉对花的反应截然不同。他不想把它摘下，甚至没有碰触它。他所做的只有“仔细端详”。铃木写道：
芭蕉很可能正走在一条乡间小道上，不经意间发现了篱笆旁的什么东西。他凑过去查看一番，发现那不过是一株野花，如此不起眼，很难被行人发现。这一平凡的事实由诗中平实的语言记录下来，并没有表达什么诗情，只有最后两个音节例外，它们是日语中的小品词“kana”。在日语中，这个小品词往往与名词、形容词或副词连用，以表达惊羡、赞美、悲伤或者欢乐的情绪，通常可以翻译成英文里的惊叹号。这首俳句就是以惊叹号结尾的。
丁尼生似乎需要通过占有这朵花来理解人和自然，而他的占有使这朵花遭到了毁灭。但芭蕉只希望看一看，并通过看这朵花，使自己与花“合二为一”，让它继续生长。丁尼生和芭蕉的差别在歌德的诗中解释得很清楚：
发现
我在树林里
茫然漫游，
我的思想里
无所寻求。
我看到荫处
小花一朵，
好像是明星，
又像是明眸。
我想采下它，
它婉言道：
难道采下我，
让我枯掉？
我于是把它
连根掘起，
带回家中去，
放在园里。
拣了个幽处，
把它种下；
它长出新枝，
继续开花。(2)
歌德漫无目的地去散步，被一朵美丽的小花吸引。跟丁尼生一样，他坦承动了想要摘下它的念头。与丁尼生不同的是，歌德意识到摘下花儿就意味着杀死它。歌德觉得这朵花如此鲜活，它在对他倾诉、在劝诫他。于是他采取了与丁尼生和芭蕉不同的行动。他把花儿“连根掘起”，又重新种下，这样它的生命就不会毁灭。歌德所处的位置在丁尼生和芭蕉之间，对他而言，在关键时刻，生命的力量战胜了纯粹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毫无疑问，这篇美好的诗文表现了歌德对待自然研究的基本态度。
丁尼生与花的关系就是占有型模式，不是物质上的据为己有，而是对知识的占有。芭蕉和歌德与花的关系是存在型模式。这种存在型模式指的是，人们既不占有也不渴望占有任何东西，它是一种充满喜悦的生存方式，让人更富有创造力，达到与世界同一的境界。
歌德是生命的热情守护者，是反对肢解人、反对将人机械化的杰出斗士，他的很多诗作都支持存在而反对占有。他在作品《浮士德》（Faust）中对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的冲突作了戏剧化的描述，魔鬼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就是占有的化身。在下面这首小诗中，他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生存的实质：
财产
我一无所有，这我知道，
我只有思想，不受干扰，
从我灵魂里奔涌流淌。
还有每刻大好的时光，
拜命运垂爱，
让我由衷地欣赏。
存在与占有的差别本质上并不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之间。它们的差别实际上存在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和以物为中心的社会之间。以占有为导向是西方工业社会的特点，对金钱、名望和权力的贪恋是生活的绝对主题。在一些异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里，比如中世纪社会、祖尼族印第安人社会以及尚未被现代“进步”思想影响的非洲部落，他们都有自己的“诗人芭蕉”。也许经过几代人的工业化，日本人也将拥有自己的“丁尼生”。并非西方人不能完全理解东方的思想体系，比如禅宗（荣格是这样认为的），而是现代人无法理解不以财产和贪欲为中心的社会精神。实际上，尽管埃克哈特教士的思想跟芭蕉和禅宗一样艰深晦涩，两者却是共通的，埃克哈特和佛教思想就像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