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本书中，福山沿着三十年前《历史的终结？》一文开启的思考路径，围绕当今的身份政治为政治秩序带来的威胁，阐述了何为身份，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导致的政治撕裂。作者从观念史和政治史两个维度展开论述，溯源苏格拉底灵魂三要素的希腊哲学传统，历数卢梭、斯密、赫尔德、黑格尔等思想家有关尊严的观念，漫谈民族主义、宗教和西方左右翼的消长兴衰，纵论阿拉伯之春、反移民浪潮和民粹主义兴起等当代政治议题，比较身份政治表现于世界各地的异同。他提出，身份不是当代政治催生的新鲜事物，它扎根于人类灵魂中的激情、对尊严的渴求与个体独有的生活体验，随着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的快速变革而兴起，取代旧的社群形式，成为人们赖以争取承认的方式；它不是恒定之物，也并非必定导致社会的分裂。
作者介绍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曾三次入选《外交政策》“全球百大思想家”。
部分摘录：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政治剧变。
20世纪70年代初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段，发生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归入选举制民主的国家从大约三十五个增至一百一十多个。这一时期，自由民主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默认的政府形式，至少追求如此，哪怕实践上并未做到。[1]
与政体转变平行发生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相应增长，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和后来变成的世界贸易组织等自由经济制度巩固了全球化。这些制度又有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做补充。在此期间，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GDP的增长速度，被广泛视为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1970年至2008年间，全球商品和服务产出翻了两番，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占比从1993年的42%下降到2011年的17%。五岁前死亡的儿童占比也从1960年的22%下降到2016年的低于5%。[2]
但是，这种自由的世界秩序并未惠及每一个人。在许多国家，而且特别是发达民主国家，不平等急速加剧，增长的收益大部分流向了主要由教育界定的精英。[3]由于增长关乎越来越多的商品、货币、人口从一处移向另一处，巨量的破坏性社会变化随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以前用不上电的村民突然就生活在大城市，看着电视，或者手机时刻连着互联网。劳动力市场为适应新形势，驱使数千万人跨国越境，给自己和家人寻找更好的机会，或是逃离本国不堪忍受的环境。巨量的新中产阶级在中国、印度等国出现，但他们做的工作替代了原本由发达国家老中产阶级做的工作。制造业逐渐从欧洲、美国迁往东亚及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与此同时，在服务业越来越占主导的新经济中，女性开始取代男性，低技能工人则被智能机器取代。
新世纪前十年的中期，世界秩序走向更开放、更自由的势头开始动摇，随后逆转。这一变化恰逢两次金融危机，第一次危机在2008年，始发于美国次贷市场，导致后来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是因希腊破产危及欧元和欧盟而起。两次危机中，精英政策都造成了巨大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全球数百万普通劳动者收入下滑。美国、欧盟是自由民主的典范，所以这些危机伤害了自由民主的整体声望。
研究民主的学者拉里·戴蒙德把危机之后那些年称作“民主衰退”期，那期间几乎各个地区的民主国家数量都从峰值回落了。[4]若干国家变得更自信、更强势，其中首推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开始推广“中国模式”，这种模式被视为与西方民主殊途同归的发展富裕之路；俄罗斯则指出，欧盟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正在走向衰败。一些20世纪90年代貌似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如匈牙利、土耳其、泰国、波兰，倒退回更趋威权的政府。2011年“阿拉伯之春”搅乱了中东地区的独裁统治，但是，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随后陷入内战，这些地方的民主希望因此落空。催生了“9·11”袭击事件的恐怖主义未被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击败，而是演变成“伊斯兰国”，成了世界各地坚决反自由的暴力伊斯兰主义者心目中的灯塔。“伊斯兰国”韧性惊人，同样惊人的是，那么多穆斯林青年放弃中东、欧洲等地相对安全的生活，前往叙利亚为它而战。
更出人意料，或许也更重要的，是2016年两大民主投票事件的意外：英国公投退出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这两场投票中，选民都关心经济议题，尤其是遭遇裁员和去工业化的工人阶级。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反对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认为移民在争抢本土工人的饭碗，慢慢破坏早已形成的文化身份。反移民、反欧盟的党派在多个发达国家壮大，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荷兰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德国的选择党（Alternative forGermany）、奥地利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整个欧洲大陆既有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也出现禁止穆斯林身份表达（如蒙面长袍、头巾、布基尼*）引发的争议。
20世纪的政治格局是沿着一条由经济议题界定的左右光谱分布的，左翼追求更平等，右翼想要更自由。进步主义政治以工人、工会、社会民主党派为中心，追求更好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再分配。右翼的首要兴趣则是缩小政府规模、推动私营部门发展。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这个光谱在很多地区似乎让位给了由身份界定的光谱。左翼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广泛的经济平等，而是更多专注于促进被认为遭到边缘化的各色群体的利益，如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裔、LGBT社群、难民等等。右翼则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志在保护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者，而这个民族身份往往与种族、族裔、宗教有明确的关联。
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长期传统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映，本质上就是分蛋糕之争。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故事确实如此：全球化产生了大量被经济整体增长遗落的人口。2000年至2016年间，半数美国人真实收入未见增长；最顶层那1%得到的国民收入在GDP的占比，1974年是9%，2008年上升到24%。[5]
但是，与物质自利同等重要的是，人也会被别的东西驱动，那些动机更能解释当下的种种事件。姑且称之为怨恨政治（politics of resentment）。许多情况下，政治领导人之所以能发动追随者，是因为人们认为该群体的尊严被冒犯、被贬低、被忽视了。这种怨恨唤起该群体的尊严得到公开承认的渴求。比起单纯追逐经济优势的人，渴望恢复尊严的受辱群体怀抱的情感更有分量。
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才会谈到苏联解体，以及欧洲和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乘虚而入，把北约的势力范围一直推到俄罗斯边境线。他蔑视西方政客的道德优越感，盼望俄罗斯不再被看成地区弱国——像奥巴马总统说的那样，而是被当作全球大国。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2017年说过，他于2010年再度掌权标志着“我们匈牙利人也决定夺回我们的国家，我们要重获自尊，我们要重掌未来”。[6]“基地”组织创建者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十四岁时，他母亲发现他对巴勒斯坦怀有不正常的依恋，“在沙特阿拉伯的家里看电视甚至会泪流满面”。[7]本·拉登自以为穆斯林受到了羞辱，为此满腔愤怒，后来志愿前往叙利亚作战的青年也有同感，他们自诩是在为一种被全世界压迫和攻击的信仰而战。他们想在“伊斯兰国”重现伊斯兰文明昔日的荣耀。
因受辱而产生的怨恨在民主国家也是强大的力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因弗格森（密苏里州）、巴尔的摩、纽约及其他城市一系列被大量报道的警察枪杀非裔美国人事件而起，旨在推动外界关注受害者经历的、看似寻常的警察暴力。大学校园和全国各地的写字楼里，性骚扰、性侵犯被视作男性并不真正平等对待女性的证据。变性人突然被关注，他们以往并不被单列为歧视对象。把票投给特朗普的人当中，有许多怀念昔日的好时光，认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社会地位更牢靠，他们要行动起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但普京支持者对西方精英之傲慢和蔑视的感受，与美国农村选民的体验其实是相似的，后者觉得，东西海岸的城市精英及其媒体盟友对他们和他们的困难视而不见。奥尔班说过，“有些理论认为，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某位美国总统走上舞台，是跨国精英（又称“全球派”）与爱国民族精英在世界政治竞技场上的对决。”奥尔班本人就是后一派最早的典型之一。[8]
这些案例中的群体，无论是如俄罗斯等强国，还是美国、英国的选民，都相信自己有一种身份未被给予恰当的承认，要么是未被外部世界承认（对国家而言），要么是未被本社会其他成员承认。这些身份的种类可能且事实上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基于国家、宗教、种族、性向或性别。它们都是同一种现象的表现：身份政治。
身份和身份政治这两个术语是在相当晚近的时期问世的：前者于20世纪50年代经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普及，后者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只在文化政治领域进入人们的视野。身份如今有多种含义，有些情况下仅指社会类别或角色，还有情况指的是自己的基本信息（如“我的身份被盗”）。这类含义的身份一直存在。[9]
本书用身份这个词，意在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它对当代政治如此重要。身份之所以出现，首先是由于人真正的内在自我有别于社会规则规范的外部世界，且外部世界对内在自我的价值或尊严不予恰当承认。纵观人类历史，总会有个体发现自己与社会不合。但是，有些观点直到现代才深入人心，比如，真实自我固有其价值，外部社会对真实自我的评价存在系统性的错误和不公。不是内在自我要去迎合社会规则，而是社会自身需要改变。
内在自我是人类尊严的基础，但尊严的性质可变，事实上也因时而变。在许多早期文化中，尊严只是少数人的属性，通常属于自愿出征赴死的战士。有的社会认为尊严是所有人的属性，基于的是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固有价值。还有一些社会认为，尊严的存在是因为一个人属于一个拥有共同经历和记忆的更大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