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并不需要为孩子在成功和满足感之间做取舍，因为他们都可以拥有。 ——黛安娜·塔文纳 2001年，高中老师塔文纳发现，社会需要一个系统来筛选出谁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于是学校便成为这样的平台。而大部分学生并不知道高中毕业意味着什么，除了拼学业成绩之外，没有人真正为步入成人世界做好准备。 正当她感慨无力改变军备竞赛式的教育体制时，她发现自己做妈妈了，而“9·11”事件的爆发，让她开始思考，等待着她的孩子的会是一个怎样不确定的世界。 她决定做一些对孩子的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她选择了教育。 萨米特中学就这样从无到有创办起来，六年后，它迎来了首届毕业班。这里既有来自吸毒家庭、父母双双入狱的不幸女孩，也有出身于中产阶级上层家庭的天才少年。在这所充满奇迹的学校，无论什么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学会了宝贵的自我认知，培养了自主学习和反思问题的能力，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知道未来的目标，以及如何为过上有经济保障的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做准备。 走进这所学校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的人生因此改变走向，改变高度。 萨米特的毕业典礼，没有优秀学生的演讲，没有校长的冗长发言，学生们由对他们最重要的人（通常是父母）陪同进入礼堂，就像父亲挽着女儿走上婚礼的红毯。和萨米特的教育理念一样，这场典礼要让每个孩子都被看到，保证每个孩子都成功。 而每位家长的愿望，就是在台下看到那个即将开启新旅程的年轻人自信地说： “我准备好了！”
作者介绍
她是美国新型教育理念的开拓者。作为萨米特公立学校的联合创办者和首 席执行官，黛安娜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办学理念，即注重实践、自主学习、团队合作和反思，旨在培养所有的学生考上大学、毕业后适应当今社会的工作环境，并过上有经济保障的、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时至今日，加州和华盛顿两地共计开办了十五所萨米特公立初高中学校，是全美知名的非盈利性机构。本书的收益将无偿捐赠给一个学生奖学金基金。 萨米特荣获了众多的奖项和赞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其为全美优秀高中，《华盛顿邮报》评选其为全美zui具挑战性的高中，《快速公司》更是将其列为教育界十佳创新公司。
黛安娜在南加州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和社会学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管理和政策硕士学位。她大学毕业后一直都投身教育事业，二十年间，在加州各地的城市和郊区公立学校做过老师、管理者和校长。
部分摘录：
高中毕业意味着什么？ 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都一样，但你必须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2007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萨米特预科特许高中（Summit Preparatory Charter High School）的首届学生顺利毕业。萨米特高中位于雷德伍德城（Redwood City），距离旧金山仅有半小时车程。萨米特的毕业典礼和美国其他高中截然不同，没有按字母顺序依次朗读的毕业生名单，没有优秀毕业生和外部来宾致辞，舞台上没有跑来跑去的孩子，也没有一直到最后都不停鼓掌的观众。为了契合萨米特的办学理念，我们有意要给学生们举办一场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我们在红杉高中（Sequoia High School）二十二英亩[1]的一部分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临时校园，借用了学校的卡林顿礼堂（Carrington Hall）举办毕业典礼。卡林顿礼堂的前身是一座修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西班牙风格剧院，有传统的管弦乐队、中层夹楼和三层楼座，能够容纳四百人，这一宏伟的建筑给典礼平添了一份庄严和肃穆。当初，家长们冒着风险选择了萨米特，如今，萨米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我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萨米特不同于其他的高中，我们全部的毕业生都达到了四年制大学的录取标准（而全美平均水平仅为40%），98%的学生（也就是所有的申请人）至少被一所四年制大学录取。
我以校长的身份带领全部八十名毕业生在离礼堂一个街区之遥的地方排好队，以确保大家在进入礼堂时不会被学生的父母和其他家人提前看到，就像新娘踏入婚礼教堂一样。当天典礼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深思熟虑过。
毕业生将与他们各自的导师小组一同进入礼堂。每位学生都有一名导师，导师由学校的老师担任，每个导师大概会带十五到二十名不同年龄段的高中生。导师给予学生辅导和支持，与每一位学生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学生信任导师，可以找导师谈心；导师关心学生的生活，希望他们未来能够取得成功。除了师生之间的日常见面，有时导师还会和学生的家人一起在家里吃饭。导师会与学生一起制订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帮助他们解决家里的问题，指导他们应对充满压力的社交环境。
陪伴毕业生走入礼堂的还有他们的父母或亲属，他们都是学生生命中重要的存在。导师的努力和家人的努力互相补充。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导师和亲属会同毕业生站在一起，给予他们支持，这份陪伴和支持会延续终生。
我停下脚步替学生们整理领带和帽子，和他们拥抱、合影。伊莎贝拉露出了一个带着酒窝的微笑，开玩笑说：“塔文纳女士，您是不是有点操心过度啦？”我反驳道：“我必须这么做，因为你们就要离开我了。”一想到这个，我整颗心都揪了起来，为了避免情绪失控，我连忙往前走了几步。
礼堂已经坐满了人。当我们顺着通道往前走时，所有人一齐起立鼓掌。我望着这些毕业生家长的面孔，试图去想象将来我陪伴我的儿子雷特走过这里时，会是种什么感觉。今晚他和他爸爸就坐在前排的位子，五岁的他正使劲儿地挥舞着小手希望引起我的注意。
终于，厚重的深红色幕布徐徐升起，整个毕业班出现在舞台之上，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我一直试图克制着的脆弱情绪终于崩溃了，泪水滑过了我的面颊，而此时正轮到我上台致辞。还好每位学生都足够了解我。“塔文纳女士就是个爱哭鬼，”高年级的学生每年都会向新生们解释，“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她爱我们。”
我的致辞很简短，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主角并不是我。整个仪式都是为这些学生准备的，我希望让他们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存在都非常重要且有意义，这是我们的使命。每一位导师都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学生的故事，每一位毕业生走上舞台时，投影仪都会放出他/她的照片，从孩童时期到高中四年级，同时还会播放一段录音，孩子们会回顾各自的高中旅程。
我了解这些孩子（或者应该说是年轻的大人）和他们的家庭。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写什么，在说什么，我看得到他们的表现。我知道他们在意什么、害怕什么，我了解他们身上已经形成的或者想要摆脱的那些好的或不好的习惯。我知道他们的梦想，他们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尽管我此前参加过无数次毕业典礼，但这还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如此确信，这些孩子都已经为大学生活、为成年的人生做好了准备。观众们离开礼堂时，人群自发地形成了一个通道。当毕业生出现时，迎接他们的是长久而热烈的欢呼，仿佛是哪个体育明星出现一般。他们慢慢穿过人群，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不由得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震惊，我忽然意识到，在这条成长的道路上，我一直与他们同行。
我三年级的时候——那应该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出了教室。她年轻，漂亮，人缘很好。留着一头金色的蓬松长发，用玳瑁做的梳子盘在脑后，总是穿着时尚的喇叭牛仔裤和高高的坡跟鞋。她非常喜欢蝴蝶结，经常用它们来装点教室，大部分女孩子都希望长大后能够像她一样。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斜靠在教室入口旁边的储物柜上，双手环抱，居高临下地望着我。我低着头站在她面前，双眼盯着地板，感觉自己无处躲藏，非常紧张。
她的语气很平静，语速也不快：“黛安娜，我今天把你叫出来谈话，是因为你注意力不够集中。你没在做功课。”她停顿了一会儿，我感觉她一直在盯着我，默默地等待她接下来的话。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还有，你的样子有点邋遢。如果你不尝试做出改变，你以后的日子不会很顺利。”
我明白她的本意或许是为了激励我，至少是想吓吓我，让我有所行动，但她并不知道我家里发生了什么。那一周早些时候，我的父母又激烈地吵了一架，场面很可怕。母亲受伤了，父亲也被警察带走了。而且这一次，第二天父亲没被警察局放回来。我很害怕，不知道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不想毫无准备，所以根本不敢睡觉，我非常惊慌，必须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不愿洗澡是因为我不想让父亲回家时看到我一丝不挂、手足无措的样子。我的老师没说错，我确实没能集中注意力。我邋里邋遢是因为我太害怕了。而现在，除了害怕，我还感到了羞愧。
但那天，我并没有回应她的话。我不能告诉她我的事，也不能向她寻求帮助。我无力改变自己当时的处境。所以，我只能回到教室，但我没有和其他同学坐到一起，以免自己身上的味道影响他们。我开始做练习题。
按照常理，本来是轮不到像我这样的人来写这本书的，就像学校不是为了给我这样的学生设立的一样。我本不该拿到我的学位，本不该找到现在的工作，本不该有资格和如此多优秀的同事一起共事。但是，我非常幸运，在某些关键的节点，我遇到了贵人，他们在我身上发现了原本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东西。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我曾经受环境所迫做出的那些错误决定最终没有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从高中一路跌跌撞撞到了大学，我选择了心理学专业，想要更清醒地去看待我的人生和我自己。为了获得一门教育概率课的额外学分，我在一所本地小学申请了志愿者工作。在那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帮助他人学习的乐趣，那种感觉毕生难忘。我深受鼓舞，努力去抓住每一次做志愿者的机会。为了“我的学生们”，我通常备课到很晚，甚至都忘了写自己的作业。
后来，我选择成为一名老师，因为我想为那些像我一样的孩子们做点什么。我本以为我能够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我想象着自己能够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远离那些我曾经体会过的恐惧。更重要的是，我本以为可以利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帮助他们改变现状，打破那些恶性循环——我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
可是理想和现实总是充满了差距。我的目标虽然崇高，但最初当老师的那几年里，我逐渐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去了解每一个学生，我想要帮助每一个孩子的愿望相当不切实际。每五十分钟就会有大量的学生涌进我的教室，或许我会和某个学生在课下相处得很好，但总会有十几个学生是我不认识的。而且就算我完全了解我的学生、了解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发现自己也不能切实地帮助他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其实并不希望得到我的帮助。他们想要的只是支持的声音和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曾经的我。
最初的教学生涯让我感到沮丧，有时甚至令人心碎。我帮助学生们勉强拿到了高中毕业证，尽管那一刻非常有成就感，但“勉强”拿到文凭显然并不足以令他们考上大学，或找到一份工作。我曾遇到过一些孩子，我知道他们根本毕不了业，我太清楚将来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辍学的高中生往往找不到工作，因此没办法挣钱养活自己，继而变得非常贫穷。大部分人要依靠公共救济，身体健康也得不到保障。[2]我很清楚这些，但我就是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去帮助他们。我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和眼前的现实十分失望。而还在苦苦挣扎的不光是那些贫穷的孩子。我曾在一个暑期阅读项目中结识了一群非常有钱的孩子，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他们同样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我遇到过急功近利的学生，他们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只想混个文凭。毕业后，这些即将离开家的高中四年级学生多半会四处碰壁，根本没法独立生活，因为他们一直太过于依赖父母。这样看起来，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家的孩子都有失败的可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想想办法，让他们都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