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世界各地有很多著名的华人聚居地，如历史最悠久的马尼拉唐人街、亚洲以外规模最大的旧金山唐人街等，它们如同一块块霓虹招牌，既反映了中华文化对外国人的强烈吸引力，也投射出外国对中国人的普遍刻板印象。 横滨中华街就是这样一个华人社区，它像民族“飞地”一般扎根在这个港口城市，挑战着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这里的居民自称为横滨人，但没有声称自己是日本人，也没有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他们的民族身份与地方身份相互矛盾却又彼此共存，从甲午中日战争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二者间的关系相继受到流亡民族主义者和杂居地政治、国际主义和合作主义、战争和冷战的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华人在横滨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可以让我们解析历史情境中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洞察民族主义的构建和中日文化的底蕴。
作者介绍
韩清安（Eric C. Han），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博士，现任威廉玛丽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近代史、移民史。目前正在研究泛亚洲主义与日本战前民主制度。
部分摘录：
民族建构与横滨 本书讲述的是横滨一个华人社区的发展过程，时间跨度是从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到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笔者在本书中并没有将这里的居民划定为华人还是日本人，众所周知，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身份认同也具有相对性。[7]笔者试图展示的是，民族差异意识是如何在华人和日本人的互动中产生的。但这种民族意识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它是历史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暂时结果，这种互动也产生了非民族的群体身份认同。在这一时期，横滨的华人被认为是横滨居民，因为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融入了这座城市。作为回报，横滨这座城市也将他们接纳为自己的居民。这本书所呈现的历史叙述，旨在分析心理范畴的民族归属感和地域归属感的产生。
日本的种族多样性在当地已得到广泛承认和接纳，横滨华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也就是说，横滨华人获得了一种准民族身份。日本还有很多名词也反映了这类地方认同，比如“江户子”（edokko），字面上指东京的孩子，即土生土长的东京人（江户是1868年前对于东京的称谓）；“滨之子”（hamakko）意思是横滨的儿子，即土生土长的横滨人。“滨之子”认同在日本很有名。正如一句俗语所说：“三代江户子，三天滨之子。”很多非日本人都相当骄傲且坚定地称自己为横滨人，包括那些华人移民。[8]
然而，公众对华人“滨之子”的接受挑战着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但打破这一神话并非本书的中心议题；因为在此书涉及的时间范围内，这一神话还没有成为日本身份认同的主流。[9]在日本研究的领域之外，分析这一单一民族神话的意义也不大。学者汤姆·吉尔（Tom Gill）和克里斯·伯吉斯（Chris Burgess）指出，在世界范围内，日本的少数民族、外国人人口相对较少，这就导致单一民族神话在近几十年屹立不倒。吉尔认为，“与其说日本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如说它更接近单一民族国家”；伯吉斯补充道：“单一民族性的‘神话’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它不但符合社会舆论，而且能得到统计数据的支持。”[10]更重要的是，即便横滨中华街内约4000名中国移民、日本全国60万韩国或朝鲜移民的存在，也不能证伪这一神话。正是这种按民族分类的方式维持着日本种族纯净的观念，并且没有任何非日本人的统计数字能挑战这一点。
因此，在谈论这些华人如何融入当地之前，我们首先得探讨华人这一概念是怎样在横滨产生的。漫长的历史表明，这一群体抵达日本时并不是一个预成形的族裔散居群——一个与共同的祖国保持着联系，并且有明确华人意识的群体。[11]海外华人的有效认同只是“故乡”，即他们出生的省份或地方。在来日本之后，移民们才渐渐凝聚成同一个社区。19世纪末横滨中华街建立，实际上，同时期“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正在被构建中。基于此，来自各个地方、说着不同方言的华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泛华人的身份认同。正如数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横滨中华街是清朝（1644～1911年）[12]末年民族塑造过程的重要舞台。现有的著作记载和分析了在横滨的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他们在日本的资助者之间的角力。[13]本书强调的是非精英群体，正是社区中的这一群体为流亡革命家提供庇护，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的听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了一种中国政治意识。
这种政治意识预示着华人侨民认同的产生。“流散人口”（diaspora）一词最早诞生于希腊，指那些流落异乡、受尽漂泊之苦的人；这个词后来被用来指代“加路特”（galut），即那些被迫离开故土的犹太人。以上是“流散人口”一词的古典含义。[14]近几十年，学者开始用这个词指代更广泛的移民及其少数民族身份，包括海外华人。根据威廉·萨夫兰（William Safran）的研究，流散人口具有六个特征：（1）来自同一地区；（2）具有关于祖国的集体记忆、神话或憧憬；（3）与所在国社会存在隔阂；（4）认为祖先居住的地方才是自己真正理想的祖国；（5）认同祖国；（6）具有一种使他们与祖国保持联系的民族集体意识。流散华人的身份在汉语中的术语为“华侨”，这是一个19世纪晚期诞生的新词，用王赓武的话来说，它意味着在所处海外社区里，“保持一种华人身份，或恢复某人‘华人意识’的决心”。这种概念化的流散华人身份认同强调热爱祖国，淡化与定居地之间的联系。[15]
流散人口社区的生存状况，对于理解个人如何接受民族认同的过程至关重要。这种民族性的想象不可能毫无争议，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民族认同试图“在一堆相互冲突的认同中，将某种单一认同固定下来，列为优先”。[16]审视本土之外的民族建构能为我们认识民族主义运作提供特殊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与祖国的垂直关系，同时否认其移民定居国的社会上的其他集体认同。流散族群的民族归属主张需要使用更多且更易理解的方式推行才能令人信服。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虽说民族认同是被想象出来的，但这有些言过其实。仔细观察中华街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流散华人的身份认同绝非凭空想象的。中华街里有各种中国式观念存在，比如祖先观念、士大夫观念、对清朝政府的忠诚，以及关于家族世系不断变化的一系列说法，这些都是汉民族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地方。[17]本书要讲述的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如何与现有的社会关系相调和，并且被普通民众理解和使用，尽管它有时会与流亡知识分子的意图和理念相悖。具体而言，本书考察了这些华人与中国和日本横滨的制度、社会、经济和法律机制的联系。笔者广泛使用当地报纸、政府的官方记录和规划文件、已出版的回忆录，以及与部分当事人的访谈，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还原来描绘这一图像。由于横滨市在1923年和1945年两次被烧毁，失去了大量的文献遗产，这种折中的做法是必要的。不同的资料来源也让我们可以追溯那些没有留下多少文字的人的生活，通过他们的选择和行动来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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