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作者介绍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主要著作有《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部分摘录：
新皇帝疯了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063年4月30日）的半夜，仁宗皇帝突然驾崩。第二天，四月初一，宰相韩琦（1008—1075）宣读大行皇帝《遗制》，命皇子赵曙（1032—1067）即位，尊皇后曹氏（1016—1079）为皇太后。
《遗制》就是皇帝的遗嘱，它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内容当然是交代后事。尽管如此，仁宗《遗制》的一头一尾还是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情感。《遗制》的开头简单地回顾了仁宗的帝业：“我继承大统四十二年来，一度担心自己资质浅薄，不足以担当祖宗留下的宏图大业。幸而战乱平息，百姓安居乐业，我何德何能，得以致此？！……”在结尾处，仁宗感叹：“当死亡与生命交界，只有圣人才能参透它的奥秘，幸好我大宋天命不堕，后继有人，更要仰赖各位文武大臣悉心辅佐，补充新皇帝的不足。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18]
这篇《遗制》当然不是仁宗的亲笔，而是仁宗去世之后翰林学士王珪（1019—1085）的代笔之作。然而，如果仁宗在天有灵，应当也会同意《遗制》中所表达的不舍得与不甘心。作为一个皇帝，仁宗十三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撇开刘太后摄政的十年，仁宗亲掌大政三十二年，他和宰相大臣们一起，领导宋朝摆脱了西北边疆的危机，保卫了国家安全，重建了宋—辽—西夏间的国家关系平衡；对于宋朝建国以来在官僚特权、行政体制等方面积累下来的弊端，仁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改革意愿，经过庆历新政的演练磨合，仁宗与改革派之间最终达成了更深刻的信任与默契，在仁宗晚年，改革派重返朝廷，各项改革措施稳健推行；对于列祖列宗以来所形成的宽容的政治风气，仁宗身体力行，他尊重士大夫，容忍并鼓励批评，在仁宗的朝堂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争论的声音，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官员们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终得到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仁宗不是一个英明果断、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在他的治下，宋朝也称得上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嘉祐（1056—1063）作为仁宗最后一个年号，在宋朝人的历史记忆中，将会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光彩。
如今，新皇帝上台，开封的宫阙换了主人，大宋王朝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新皇帝赵曙，史称英宗。新皇帝的作风如何？开封政坛翘首以待。开封人都听说，这位皇帝陛下，从小喜欢读书，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衣着简朴，为人谦和有礼，看上去就像是个读书人。况且，他即位的时候已经三十二岁，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了。所谓“国赖长君”，看起来，大宋王朝也算是所托得人。
最初的四天，一切安好。
英宗是四月初一即的大位。初二日，他颁布诏令，大赦天下，百官普加一级，厚赏三军。初四日，他任命首相韩琦担任仁宗的山陵使，负责先皇的丧葬事务。一应政务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皇帝显得谦虚老到，他尊重先帝留下来的各位宰相大臣，从不直呼其名，宰相报告任何事情，他都要详细询问来龙去脉，然后再做决定，而对于他所做的决定，大臣们私底下都表示赞赏。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甚至让宰相们感到了一丝惶恐。按照惯例，那些在最后关头为先皇治疗的倒霉的御医要受到处分。其中的两位，是在三月初二才从外地调过来的，奉御日浅，有人便为他们求情说：“先帝最初服用这两位的药，还是有疗效的。不幸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天命，不是医官能决定的。”没想到年轻的皇帝顿时变了脸色，问道：“听说这两位是各位大臣推荐的，对吗？”宰相们说“是”。新皇帝又说：“那我就不敢说什么了，还是请诸公亲自裁决吧。”最终，在十二名受到处分的御医中，只有这两位被贬到了偏远地区。[19]这件小事让宰相们心下悚然，再不敢小瞧刚刚上任的皇帝—他知道他的权力是什么、有多大、在哪里。皇帝虽然是新的，但是并不嫩，所作所为符合他的年龄。
权力交接平稳，新皇帝政务实习及格，一切平顺，诸事大吉。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四天。到了四月五日，事情忽然发生了大逆转—新皇帝疯了！
这一天，天还没亮，宰相大臣们正在待漏院等待上朝，忽然接到宫中消息：皇帝突染重病，朝会取消，先皇的治丧活动暂由宰相代理主持。皇帝究竟怎么了呢？宰相们得到的密报是，皇帝头天晚上忽然发了狂症，不认识人了，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前一日在朝堂上好端端的皇帝，怎么进宫去睡一觉就变成了这般模样？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皇帝受到了怎样的刺激？还有，更重要的是，皇帝的病还要持续多久？
整个外朝都在打探，在猜测。就这样，从初五挨到了初八。按照礼官选定的日子，初八是仁宗大殓，遗体正式移入棺木的日子，[20]这是作为儿子的新皇帝必须亲自主持的仪式。皇帝病情是否能够好转，到时自见分晓。
结果又怎样呢？更糟了！英宗皇帝病情加剧，当着众臣的面，“号呼狂走，不能成礼”。情急之下，宰相韩琦丢掉手里的哭丧棒，拉起帘子，冲上前去，牢牢抱住皇帝，这才稳住了局面。接下来，韩琦叫来宫人，让她们把皇帝扶进宫去，小心看护。安顿了皇帝，韩琦又率领着两府大臣觐见太后，经过一番紧张的商量之后，最终商定，以英宗的名义下诏请求太后“权同处分”政事。根据太常礼院拟定的规矩，届时太后会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时隔四十一年，大宋王朝再一次出现了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只不过，上一次皇帝十三岁，而这一次皇帝三十二岁；上一次是奉了先皇的遗制，而这一次却是皇帝病狂，太后不得已出来主持局面。
活了三十二岁都好端端的赵曙，怎么做了皇帝反倒发起疯来？难道是压力太大，不胜负荷？还是别有隐衷？还是说曹太后对于英宗的即位心存保留，所以她有意逼疯英宗，以便自己掌权？一时之间，疑云笼罩宫城，英宗的皇位乃至开封的稳定都成了变数。
仁宗的不甘心
太后的态度的确可疑。新皇帝已经即位九天了，可是告哀使者还没有出发。
什么是告哀使者？自从景德二年（1005）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结为兄弟之国以来，每逢老皇帝去世、最高权力易主，双方都要互派使者通报消息，这就叫“告哀”。仁宗的告哀使者，早在四月初二就已经任命，然而，直到初九，七天过去了，却还没有出发。原因却也简单—“上面”尚未明确训示“使者对答继嗣之辞”，即向契丹方面通报新皇帝的即位消息的外交辞令。难道说，“上面”有意滞留告哀使者，想要改弦易辙，另立新人吗？而在皇帝“上面”，只有太后。遭此大丧，理当及时遣使告哀。况且契丹在宋朝有的是眼线，如今天下缟素，契丹焉能不知？而政府的告哀使臣却迟迟不能送去正式的讣告，那么，契丹方面会怎么想，怎么可能不心生猜疑，以为宋朝发生了特别的变故？！“国有大故，正是邻敌窥伺之时”，万一处置不当，岂不白白造成两国猜疑，自找麻烦？！
谏官们坐不住了。四月九日，司马光（1019—1086）代表谏官上疏，提出两点主张：第一，告哀使必须立即上路，“昼夜兼数程进发”；第二，至于“使者对答继嗣之辞”，则应“尽以实对”，坦诚相告。万万不能推说“不知道”，更不能编造谎言，自取其辱。
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这还需要解释吗？难道说英宗的即位在合法性上存在争论？司马光当然认为没有，然而，他却不能不担心别有用心的人会拿着此事做文章。
奏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解释英宗即位的合法性以及实话实说的必要性：
自古以来，如果嫡系长房没有儿子，那么就从旁支过继男性后裔作为继承人，这一原则，儒家礼典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对于国家怎么会有损害？！如果契丹人问起，实话实说，又有什么不对的？倘若契丹人问起，而使者回答说“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好处呢？！陛下刚刚成为皇子的时候，诏书已经布告天下，契丹人那边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果现在编造一套谎话来搪塞契丹人，那么不但骗不了他们，反而会让契丹人看了我们的笑话。[21]
英宗不是先帝的亲生儿子，尽管先帝过继了他，可是他跟先帝之间终归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这就是一切犹疑的根源！
英宗的生父名叫允让，封濮王，四年前过世。英宗的祖父名叫元份，封商王。元份和仁宗的父亲真宗是亲兄弟，都是太宗的儿子，真宗行三，元份行四。也就是说，英宗的父亲濮王和仁宗是堂兄弟，英宗是仁宗的再堂侄，他们的共同血缘要向上数四代追溯到太宗—而这已经是仁宗所能找到的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继承人了。
诚如司马光所言，“如果嫡系长房没有儿子，那么就从旁支过继男性后裔作为继承人，这一原则，儒家礼典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对于国家怎么会有损害？”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维护大宗的绵延不绝，小宗可以无后，大宗则必须保证传承，皇帝更没有“绝户”的道理，过继儿子，合情合理，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仁宗对英宗的过继，却是一波三折，这中间，缠夹着仁宗太多的无奈、太多的不甘心，而英宗也因此蓄积了满怀的委屈和压抑。
仁宗正式过继英宗为皇子，是在嘉祐七年（1062）八月，也就是他去世七个月之前。而早在嘉祐元年（1056），仁宗的继承人问题就已经成为朝野内外关注的焦点。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四十七岁、还没有儿子的仁宗突然中风，一度宣告病危，后来虽然死亡的警报解除，但是仍然长时间—连续几个月—无法正常处理政务。大宋王朝后继无人的危机暴露无遗，一时之间，各种猜测、谣言满天飞，皇室大家族内部有人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眼见得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而仁宗却是讳疾忌医，竭力回避继承人问题。
当此之时，司马光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并州通判，正在遥远而寒冷的边城太原。然而，“人臣不以疏远忘忠爱”，身处僻远江湖，心忧社稷君主，司马光从并州连上三状，“手书缄封而进之”，引经据典，剖陈利害，劝说仁宗直面现实，及时选定继承人。并州三状石沉大海之后，司马光又把自己的奏稿誊抄了一份寄给老同年、谏官范镇（1007—1088），希望范镇“因进见之际，为明主开陈”。[22]其实，同样心忧社稷的范镇又何待老友催促？他“凡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为了劝说仁宗立储，一共上了十九道奏章，看到仁宗不听，干脆在家中闭门待罪，愁得头发、胡子都白了。到最后，范镇面见皇帝，“至泣以请”，哭着请求仁宗撇开个人私利，为江山社稷着想。范镇哭，仁宗也哭，仁宗说：“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23]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你说得很对，可是，你让我再等个三两年，行吗？！等什么呢？五年之后，宰相韩琦再度提起立嗣的事情，仁宗回答说：“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24]“就馆”，意思是分娩。宫里边又有女人怀孕了，万一生出来的是儿子呢？仁宗等的就是自己万一生出来的儿子！
仁宗就这样努力着、祈祷着、盼望着。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仁宗迎来了又一次后宫生育高峰。从嘉祐四年（1059）到嘉祐六年（1061），短短三年时间里，后宫一共诞育了五个孩子，只可惜，这五个都是公主。伴随那些肚子不断鼓起来又瘪下去的，还有“诞育皇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