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聚焦从1941年4月至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八个月，从日本国内视角审视整个计划的决策过程，集中了当时的历史细节。 作者发掘了大量罕见的日文第一手材料，提出了多年来一直被众多历史学家忽略的重要问题，例如：为什么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将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带上危险的道路？为什么他们做出了从一开始就错误的决定？与公认观点不同的是，本书认为，日本领导人其实认识到发动这场战争将带来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后果，甚至在发动袭击前的几个月里，日本领导人原本可以避免这一对决。但一方面，日本对中国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日本国内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面临资源短缺的经济困境；另一方面，日本不断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势力的举动引发了西方传统强国的不满，对日本的贸易限制不断加强，日本面临外交困境；第三，日本军队和政府的特殊关系以及矛盾的内阁制造就了特殊的政治决策机制，加之日本好战分子惯有的赌徒心态，最终促使日本孤注一掷，采取鲁莽的行动，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除了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关注，作者还着重探讨了日本与中国、日本与西方的关系，重构我们对太平洋战场的认识。
作者介绍
堀田江理，出生于日本东京，曾在日本、美国、英国接受教育。先后于牛津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教，曾担任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还著有《泛亚洲主义与日本的战争：1931-1945》。现居美国纽约。
部分摘录：
堂·吉诃德的归来 1941年早春的一个夜晚，俄罗斯草原上寒风凛冽，日本外相却欣喜若狂。“红矢号”（Red Arrow）行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上，奢华的头等车厢配备有会客厅和私人洗手间，车厢里的松冈洋右正沉浸在他最大的外交成就中。1941年4月13日，他刚刚与苏联签订了中立协议。出于好客，约瑟夫·斯大林没少招待他伏特加和鱼子酱。松冈喝了一杯又一杯，他的脸越来越红。
当松冈3月12日启程前往欧洲时，日本国内领导人心里都没底。此次行程的本来目的是庆祝《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但日本没有捞到什么外交实惠。许多同僚抱怨，这位极度虚荣又浮夸的外相只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他们认为，松冈远道而来既无必要，又无价值，日本外相的工作应该只是从东京总部指挥驻守全球各地的外交人员。
松冈在柏林见到了希特勒，受到了隆重接待。日耳曼严格刻板的接待方式给松冈的随行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随他一起来访的有外务省官员、军官和记者。柏林火车站所有站台都装点上了“卐”字旗和旭日旗。松冈的火车一抵达，迎接他的就是击鼓声和“希特勒万岁！松冈万岁！”的欢呼声。松冈洋右打开车窗，向穿着整齐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做出回应，他抬起右臂行纳粹礼。这手势似乎是本能做出的，就好像他是经过多年训练、追求舞台效果的歌舞伎演员。只是，在这样的纳粹欢迎下，他泛红的脸颊暴露了内心的狂喜。松冈在罗马也受到墨索里尼和教皇的热情接待，但意大利的接待与德国可不能比。
松冈认为，他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是给祖国带去的最好纪念品。这将加强《三国同盟条约》，使之成为“四国谅解协议”（用他的话叫做“欧亚大陆同盟”），与自由主义的英美联盟进行对峙。他早就构想过这一同盟关系。在动身前往欧洲前，他对秘书说：“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暂时借口，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与美国握手的借口。”他坚持认为，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将向傲慢的美国人施压，迫使其做出外交妥协。这样，日本就能活在和平中，用松冈的话说，整个世界都不用动一发子弹。
松冈喜欢惊世骇俗，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核心。如果说近卫是忧郁的哈姆雷特，那么松冈就是堂·吉诃德，患有严重的狂妄自大症。再次借用日本戏剧术语打个比方，松冈是歌舞伎演员，他夸大每个动作和每句台词，为了刺激观众的感官；而近卫是能剧演员，没有太多动作，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没有表情的面具后，留待他人来解读。
松冈戴着眼镜，留着胡子，中等个子，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确是现代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他对自己的极度信任让他与众不同。最让他满足的事情就是连续数小时高谈自己的外交政策哲学，最好在一些酒精的刺激下。他珍惜每一次高谈阔论的机会，只要对方愿意（或出于礼貌）聆听。一名德国翻译说，松冈是少有的胆敢与希特勒进行类似同辈间闲聊的人。
与许多日本人不同，松冈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谦逊。1940年夏，他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想要成为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令近卫印象深刻的是，松冈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推销，这种能力可以利用在谋求日本利益上。他认为，松冈是日本迫切需要的一种发言人。松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重组了外务省，这让他在外务省不受待见，但他本人也不在乎。
日本政府官员不愿意为一项政策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决策过程也往往沦为寻找最大共识点的过程，松冈的个性也有好处，意味着他能很快完成任务。但近卫很快认识到，松冈的过度神经质常常让他的手下忧心忡忡。有人猜测，他过于活跃因为吸食了可卡因，据传言，松冈在美国学习期间接触了这种毒品。近卫文麿向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甚至连首相职务都是送到他手上的，但松冈前行的每一步都经过了奋斗。松冈洋右生于1880年，比近卫还早11年，出生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山口县。他的家庭做海上贸易，曾一度很富有。由于父亲投资失败欠下债务，哥哥又挥霍无度，松冈家的财产迅速消耗殆尽。所以松冈13岁时前往美国西海岸投奔一位做生意的亲戚。
在美国，松冈被美国家庭收养，先后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他的英文名叫弗兰克，是个有抱负的小孩。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各种零工，包括在餐厅打工，在农场帮忙，做过楼管、铁路工，甚至充当过牧师主持婚礼。不论多么辛苦，美国都是松冈洋右逃避家庭贫困的避风港，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他渐渐爱上这里，尽管他受到严重的种族和社会歧视，这些赤裸裸、无可否认的歧视已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他也正是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成为一名循道宗信徒（他在临死前几小时皈依了天主教）。他在俄勒冈大学以班上第二名的身份毕业，拿到法学学位，他还自学了日本法律。他不仅酷爱读书，他的大学同学还惊叹于他的扑克牌技巧，这无疑对他的外交生涯有所帮助。
由于母亲病重，松冈洋右1902年回到日本。此时他已22岁，在美国度过了影响他一生的9年时光。虽然他担任外相后对美国咄咄逼人，但他却把美国当作第二故乡。他50多岁时重返当年度过青少年岁月的故土时，在“美国母亲”伊莎贝尔·邓巴·贝弗里奇的墓地立碑种树，这位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曾引导他的循道宗教信仰。
1904年，年轻的松冈以优异成绩通过外务省考试（在进入考试的130人中只有7人通过），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这样的职业选择让他刚好躲过日俄战争期间被征入军队服役。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任职，在俄国也短暂工作过。他后来总爱吹嘘自己在俄国被许多美女诱惑，但其实，相比玩弄女人，他似乎更爱喝酒。
松冈善于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这绝对是多边会议上的宝贵技能，所以他在1919年作为日方发言人参加了巴黎和会。他正是在巴黎和会上首次见到近卫文麿，见识到世界权力顶峰的样子。他不想只做一名官员，所以他在1921年41岁时离开外务省。他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这是一家半私营企业，拥有许多分支，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他的事业如火如荼，1927年成为“满铁”副总裁。1930年，他成功参选进入众议院，成为保守党立宪政友会的一员。
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对松冈洋右开始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虽然他本身没有鼓吹军事占领“满洲”，但他支持对“满洲”的接管。他一直敦促日本对华强硬，这基于地区安全考虑，担心苏联从北部挺进。作为一名“满洲”通”，他坚持认为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开始腾飞。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一年多后的1933年2月24日，在日内瓦湖西岸由豪华酒店改造的威尔逊宫，松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威尔逊宫阿拉伯纹饰的天花板绘有金色树叶，5个波西米亚大吊灯将大厅点亮。来自40多个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代表在这里静静地聆听松冈洋右庄严宣读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他宣布，作为《国际联盟盟约》5大倡议国之一，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这是把日本推上国际孤立道路的重要一步。
国际联盟刚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日本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由英国人李顿爵士领导的一个独立调查团被派往远东调查“满洲事变”，调查团撰写了报告书，并于1932年9月向国际联盟提交。报告书建议日本撤走部队，恢复中国行使主权。松冈拒绝接受这一结论。
松冈是反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他怀疑东京最后一刻做出的这一决定是否是一项共识，该决定基于日本不愿失去对“满洲国”的控制。东京的领导人认为，只要日本仍然在国际联盟，日本就很可能成为惩罚性经济制裁的受害者（正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而受到的制裁）。他们认为这种制裁很不光彩，而日本政府通过离开这一国际组织可以避免遭受制裁。对于一向在乎国际舆论的现代日本来说，这是一个极端而短视的应对策略。
松冈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减小离开国际联盟的损失，他再次试图解释日本的处境。站在讲台上的松冈抛弃准备好的讲话稿，他大声呼喊道：“读一读历史吧！我们从俄罗斯手中解放了“满洲”，我们一手缔造了‘满洲’的今天……日本从始至终一直都是远东和平、秩序和进步的中流砥柱。”他反对国际社会对“满洲”的接管，他说：“美国人会放弃对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吗？英国会把主权交给埃及吗？”演讲完毕，他向自己的代表团挥手，代表团成员全体离席。
这无疑是国际联盟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次会议。合众通讯社记者从日内瓦发出的报道称：“代表团由衣冠楚楚的松冈洋右率领……看起来沉重而坚决。”代表团离开时，“拥挤的过道里混杂着嘘声和掌声”。
虽然《李顿调查团报告》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予以谴责，但报告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认可日本对该地区发展所作的贡献。尽管世界主要大国满口主权、自立、平等、和平，强调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尊重，但毕竟这些国家仍占有大片殖民地，单独挑出日本说事会让自己名誉受损。所以当松冈洋右的代表团以这种戏剧化方式离席时，国联大会确实大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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