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豆瓣9.4
对我国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场颠覆清王朝的浩劫。作为一名求真的治史者，茅海建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豆瓣9.1
集中讨论历史上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军事与外交活动。作者对交战双方的军队编制、人员、兵器、统帅以及军费等方面进行详尽的检讨，改变以往近代史研究者较少从上述角度揭示中国方面失败原因的做法，还原了19世纪的一段重要历史。作者指出，庞大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败给了数千名敌军，除政治的原因外，还因为当时中国军事建设，如战备、训练、军制、指挥调度系统，甚至常为国人自豪的兵法都存在很多问题，难以适应殖民时代工业大国的侵略战争；而在外交上，通过广州反对英国人入城的斗争、公使驻京两事的重点分析，作者指出，清廷上下“天朝”观念和体制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外交“失矩”，说明传统国家在适应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榫卯不合的种种痛楚。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豆瓣9.0
是戊戌变法研究的三大史料之一。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应其在日弟子之约，写下这部自传，叙述其出生到戊戌变法的个人奋斗史。由于康有为与晚清政治、学术、文化的重要关系，学界对本书的重视更是非同一般，一直被认为是关于康有为及其戊戌变法的第一手材料。作者对康有为《我史》中重要的部分——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注解，将相关的档案文献及先行研究附注之，对康有为的说法鉴别真伪，进行史实查证。
从甲午到戊戌，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本书展现了色彩煊斓、悲情催泪的历史图卷——戊戌变法和康有为及其党人乘风扬帆，激情浩荡的一幕幕重要场景。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豆瓣9.2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的研究仍能使人耳目一新。
作者对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改革戊戌变法的相关史实一一厘定，尤其集中在政变的时间、过程、原委，中下级官吏的上书以及日本政府对政变的观察与反应等重大环节上。全书约四五十万字，收五篇专题论文。从不同的视角，相当翔实地从细部上清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包括收藏于北京的中国历史档案馆、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以及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豆瓣9.1
本书所收九篇专题考论均系作者根据档案材料，检视先前各说，作出新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明晰了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针对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明确提出：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叙史者有必要加以区别。从观察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活动，揭示出当时政情的诸多特点。重新梳理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历史，见出戊戌变法之基本相：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派，与张之洞、孙家鼐领军的温和派，都在其所宗的“中学”指导下，自行其改革事业，尽管从形式上已尽力模仿泰西、日本。司员士民为救时而提出外交与军事内容的建策，在今天看来，大多只是救时的偏方，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
此外，“光绪帝召见张元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和“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诸篇都分别对补订史事缺环、匡正偏见有所推进。
作者介绍
茅海建，晚清史研究大家，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著有《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部分摘录：
平等与不平等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写道：
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1]
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
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勒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平等外交”。
进一步地研究又使我吃惊地发现：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因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
在19世纪急剧缩小的世界中，“天朝”本是一个特殊的“世界”。
一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引起的忧虑 作为鸦片战争结束标志的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签字的中英和约，被后人名之为“南京条约”。它共有十三款，[2]无疑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若从具体条款来看，南京条约之所以为不平等，主要是三项内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后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释放英囚也合乎当时和现在通行的国际法惯例；至于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
除去以上今天比较容易判别的条款外，该条约还有三项规定：一、五口通商（第二款）；二、废除行商（第五款前半部分）；三、新定税则（第十款）。这些关于经济贸易的条款，很难简单地以平等或不平等来界定。
从今天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而言，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对外贸易，本是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就此而言，英方强加中国的这些规定，无疑是强权的表现。
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市场交换的工商经济；广州的关税由吏员和行商操纵，使每一次关税交纳都成为讨价还价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国家无利。这些难道还应当继续保留？
因此，从理论上讲，最佳方案是清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内部准备后主动开放，并在具体做法上与国际接轨。但在历史现实中，这种可能性等于零。
后来的历史说明，西方的大潮冲击了中国的旧有模式，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主要在沿海地区）为之大受损害，在此哀曲中又萌生出中国前所未有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作为英国此战的主要目的，反映出其欲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企图，使伦敦、曼彻斯特和孟买的老板们大发利市，致使中国在毫无准备和防备的情况下仓促开放。这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循环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至本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作用。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开放若不是在上世纪中叶而是更晚，中国的现状又会怎样？
历史学家应当具备远距离的思辨力。
然而，以上认识只是今人的一种分析，与当时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
前一章提到的张喜，在其对条约谈判的详尽记录《抚夷日记》中，除对赔款的杀价外，另外只记了一条清方的抗辩：“黄（恩彤）、咸（龄）两大人出城，与夷人会议，不许夷人携带家眷。”[3]这可能是张喜知识有限，不能理解条约内容的意义。而时任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条约的反应，不得不让人深思：
阅江南钞寄合同（指条约），令人气短，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磋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4]（重点为引者所标）
李星沅当时是主和的官员。他没有对条约内容直接评价，只是“大书特书”使之耻辱，大约这些事是可以私下做而不能公开说的吧。他最看不惯的，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作为一名饱学经史的儒吏，本能地感到无法向历史交账。在战争紧要关头以病求退，归田后又著述甚丰的前江苏巡抚梁章钜，此时尚在归途，得到消息后，致信福建巡抚刘鸿翱，对福建须开放两处口岸愤愤不平：
江南（指江苏）、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马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马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开国以来并无此举。[5]
梁氏为福建长乐人，恰恰位于福州出海的闽江口端，福州的开放使之恐惧。
相比之下，浙江巡抚刘韵珂对条约的感受显然“深刻”得多，他给南京的耆英、伊里布、牛鉴写了一封长信，一口气提出十个问题：
一、对英条约签订后，其他国家望而效尤，清朝又不知底细，该怎么办？
二、英国已在广东“就抚”过，并给过银两（指义律—奕山停战协定），此次若其国王认为郭士立（清方一直将此人视为主谋之一）、璞鼎查办理不善，别生枝节，该怎么办？
三、英国屡言北上天津，此次未将天津列为口岸，如何“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后之愧”？
四、各通商口岸皆有章程输税纳课，今后若英国阻勒商船，清政府管不管？若清政府采取措施，岂不又引起衅端？
五、今后若有民、“夷”争讼事件，英方拒不交凶，如前林维喜案，又该如何“戢夷暴而平民心”？
六、各省战后重修海防工事，英方若对此猜疑而阻挠，该怎么办？
七、赦免“汉奸”之后，若有匪徒投靠英方而扰害民众，英方又予以庇护，该怎么办？
八、若英人潜入非通商口岸地区而引起民众抗拒，英方必归罪于清方，“起兵问罪”，该怎么办？
九、英人在舟山“建造夷楼”，“大有据邑之意”，若各通商口岸均如此，致使“转盼之间，即非我有”，该怎么办？
十、中国之凋敝在于漏银，新开口岸后漏银更易，清方若禁银出口又会挑起衅端，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