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运用了许多生动的案例，包括金吉达食品公司清洗香蕉的女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的女性、在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附近工作生活的女性，以及波斯湾的家政人员、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好莱坞拉美裔女演员、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等等。作者以流畅优美的文字细述了这些现代和当代女性的不为人知的真实生活，不仅提高了内容的可读性，也使得全书的理论探讨变得更加有力。
本书旨在让读者看到现代世界中这些司空见惯的性别歧视是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作者希望通过本书让国际关系研究能够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关注女性的独特利益，破除国际关系研究中权力与社会性别无涉的偏见。
作者介绍
辛西娅·恩洛：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理论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她最杰出的贡献的是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她专注于研究全球化中工厂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女性被剥削的方式。2015年，《国际女权主义杂志》联合出版商Taylor & Francis共同创立了“辛西娅·恩洛奖”，以表彰她在国际政治和政治经济领域女性主义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她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女性主义学术团体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部分摘录：
也许你从未想象过这样一种场景：你是一个女人，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开家，躲避政府军和叛军之间的暴力冲突，跨越国境，在道路泥泞的难民营中搭建帐篷藏身，救援人员毫无差别地对待你和你的孩子，好像你们只是“妇幼”，你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也许你的姑妈或者祖母曾给你讲过家仆的故事。当你离开祖国到雇主家居住，以便照看别人年幼的孩子或年迈的父母，你就会更容易想象出你的日常生活将是什么样的了。如果你每个星期都和你自己的孩子跨时区打视频电话（Skype），你几乎可以想象出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不能确定的是，当你的雇主坚持要拿走你的护照时，你会有什么反应。
进一步说，当你在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的迪斯科舞厅工作时，情况可能也是类似的。当外国男性士兵顾客对你的身体有所期待，或者迪斯科舞厅老板要拿走你的大部分收入时，很难想象你要怎样为自己保留一丝尊严。
虽然你可能梦想成为本国外交使节团中的一名资深外交政策专家，但是当你真正追求这个目标时，你可能会故意不去想能否和配偶维持好关系。你的配偶是否会愿意满足你外交时所需的社会要求。众所周知，生活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他是否愿意和你一起承受，这些你都试着不去想。
如果你随时关注世界新闻，你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开罗的一名激进女性主义分子，但是当真的遇到这些问题时你将怎样抉择？仅仅用阿拉伯语标示抗议口号呢，还是将你的政治理念翻译成英文，从而让全世界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路透社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革命宣言中不仅包含推翻执政者的残暴政权，而且包括追求特定的女性主义目标。
跟这些问题一样难以令人抉择的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对国际政治的可靠认识，那么发挥这些想象——甚至进行更多的联想都是必要的。然而，仅仅靠想象还不够。想要理解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需要你对所有这些女性的生活——以及那些你还没想到的女性的生活，抱有真正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会刺激你进行精力充沛的探索工作、细心挖掘不同女性角色背后的复杂经历和想法，这些人包括家政工人、酒店服务员、激进女性主义分子、女性外交官、嫁给外交官的女性、男性精英的情妇、女性缝纫工、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以及那些被迫成为难民和在大型种植园劳作的女性。
这就是说，要想对国际政治作出有意义的解释——女性主义的解释——需要我们追踪不同领域的女性。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专家通常会忽视这些领域，他们认为这些领域仅仅是“私人的”“家庭内部的”“区域的”，或者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即便是迪斯科舞厅，也可以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舞台。别人的厨房和你自己的衣柜也同样如此。
一个秘书的办公桌也同样是国际政治的舞台。例如，考虑一下那些在外交部门担任秘书的女性的情况。大部分政治评论员会认为这些女性和标配家具一样无趣。但在国际事务中，那些担任秘书的女性产生的影响和充满争议的伊朗门事件一样重要。后者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秘密将武器出售给尼加拉瓜，以及20世纪90年代在奥斯陆秘密达成的巴以和平协议。假如是那些精英女性（或者少数精英女性）决定着国家的命运，那么谁会关注担任办事员的女性呢？女性主义研究者会关注。传统观念认为，关注那些担任秘书的女性对于研究高级政治局势毫无意义，而女性主义研究者正是要挑战这种传统观念。致力于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之所以关注地位低下的女性秘书，是因为他们发现通过关注（倾听，认真观察）这些女性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过的工作，能够揭开高级国家事务中政治运作方式的面纱。例如，通过研究那些担任政府秘书的女性，能够揭露女性特有的忠诚、保密性、细致的记录保存、日常惯例和男性在其中的地位和掌控优势所产生的深远的政治影响。1
多亏了女性主义学者所做的这些创新性研究，我们才知道应该探寻国际政治中的女秘书。例如，最近我们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女性——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试图在新创立的国际联盟中谋求职位。国际联盟是创立于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组织，它的作用就是重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女性通过成为第一批国际公仆和作为女性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追求事业这两方面实现了新突破。这些女性既承担秘书的职责，也承担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她们确保了国际联盟中相关文件创制和归档的专业化。凭借这些职业女性的努力，我们才刷新了对国际联盟作用的认识，它不仅有利于阻止战争，而且还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正义。这些女性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摆设。2
当然，有些女性并没有被当作摆设。最近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女性有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玛丽·鲁滨逊（Mary Robinson）、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米歇尔·巴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和希林·艾巴迪（Shirin Ebadi）。3这些杰出的女性中的每一位都有她自己关于性别的故事可以讲述（或者，故意不愿讲）。但是一项详细调查女性主义的报告显示，从事国际政治事务的女性人数远多于通常所宣扬的那些杰出的女性人数。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数百万女性，大部分并不是在扮演希林·艾巴迪或者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的角色。
要想获得对当今（或者过去）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的可靠认知，不仅需要掌握新技能，而且需要重塑已掌握的技能。这就是说，想要理解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这需要获得全新的技能，还需要重塑以前所掌握的那些不能阐明战争、经济危机、国际非正义以及精英谈判的技能。由于男性和女性都塑造了复杂的国际政治生活，所以探究他们的工作方式——即从性别的角度探究——需要强烈的好奇心、真正的谦卑感、完善的研究方法和对那些以往的及新的研究方法存在的潜在误用保持公正的态度。4
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对复杂多样的女性的现实生活和她们的想法感兴趣。研究者并不必然去赞扬每一个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有趣的女性。女性主义对各种女性的关注并非源于英雄崇拜。当然，一些女性确实是深谋远见、具有创新精神甚至无所畏惧。通过进一步的探究发现，有些女性会有与人串通、褊狭或者自利的品性。认真对待所有女性的生活动机不只是要赞美她们。正是为了探究这个世界究竟如何运作的，才发出“女性何在？”的疑问。揭露那些（通常是不平等的）性别运作方式所依赖的观念、关系和政策的想法刺激了人们对女性主义进行研究。
例如，一个英国女性决定取消在埃及度过寒假的计划。虽然她认为埃及具有“异域情调”，温暖的天气很受欢迎，而且顺着尼罗河巡游听起来很刺激；但是她还是对埃及前政权的倒台所带来的政治动荡感到担忧。因此她准备在牙买加度过寒假。在制定旅游计划时，她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当她帮助一个加勒比海的政府赚得了他们急需的外国货币时，她也进一步加剧了埃及的金融债务。不管她选择在哪个国家度假，她都改变了“家庭女仆”的角色，并将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工作类型。
或者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位美国的小学老师正在设计一门课程来讲述印第安王妃波卡洪塔斯的故事。许多孩子将会观看那部迪士尼动画片。现在，老师希望给孩子们展示的是，这位17世纪的印第安女性是如何从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的死刑判决中救出了英国人约翰·史密斯，之后如何改信基督教、嫁给了一个英国的种植园主，并且如何参与扫清英国拓殖美洲的道路（这位老师也许也会在其课程中涉及这样的事实，即宝嘉康蒂和约翰·罗尔夫在1614年的婚礼是美国有史以来记载的首次异族通婚）。那些年幼的学生可能会与这位老师的良好初衷相背离，因为他们会沉迷于女性很容易被当地外国占有者所吸引的故事。
如果从一名女性主义者的分析视角来看，那么好莱坞女演员的生活也同样会具有国际意义。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大亨将具有开创精神的巴西女歌手卡门·米兰达包装成了一名美国电影明星。当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正致力于增进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友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让卡门·米兰达为总统工作，以便帮助罗斯福完成这项事业。不久以后，一个国际香蕉公司将米兰达的形象设计进了他们的商标里，这营造了美国家庭主妇和跨国种植园公司之间新的、亲密的关系。然而今天，卡门·米兰达已经成为了某些被夸大的拉丁女性的原型。男男女女戴着怪诞的用水果装饰的帽子，将他们酷似卡门·米兰达的形象发布在视频网站或者脸书网页上。
或者想象一下，一个外国男性士兵与当地的贫困女性发生性行为在当今社会的影响：一个美国——或澳大利亚或加拿大，更或是乌干达——的男性士兵，在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或者人道主义援助时，他周围的兄弟们嘲笑他是同性恋，这个士兵为了证明自己也是“直男”，最终可能会选择跟他们一起去当地的妓院。尽管他可能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男性气质，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所在国家的军事与其所保护的那个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他也加强了保障当今军事化的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异性恋的男性气质。
刚才提到的女游客和女服务员、老师和学生、电影明星、她的老板、香蕉公司的行政人员、美国家庭主妇以及当今爱好上网的人、男性士兵、妓院老板和卖淫妇女——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那些在密切关注性别原因及性别影响的人，就是在对当今国际政治制度的女性主义进行考察。
然而，这些角色并不具有决定作用。退一步讲，即使是一个受欺压的女性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这其实对女性主义研究至关重要。我们不应该在那些所谓“无知受害者”与“掌权者”之间制造一种虚假的（不经意的）二元对立，这项研究就是要调查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即使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资源，那些在任何权力体系中被挤压到边缘地位的女性仍然继续规划着自己的生活；有时她们超出了个人的生涯规划转而考虑进行群体联合。那些被挤压到边缘地位的女性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承认这些并不是要否认这样一种事实：某些国际行为体比其他行为体发挥着更大的影响，获得了更多的实惠。因此，为了研究国际政治中的性别运行模式，我们必须考虑权力的作用——所有模式中的权力。这一探索过程会让人感到不自在。
权力在何处发挥作用？ 怀着一种对女性主义的好奇心来进行性别研究，不仅需要质疑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意义，而且需要探究这些意义是如何决定女性地位的，以及女性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何想法。分析女性主义中的性别还需要研究权力：这时的权力体现为什么形式？谁来行使？一些性别中的权力是如何伪装的，以致看不到权力的影子？
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需要进一步探究更多关于权力的性别化问题：在融入了性别因素的权力中，谁得到了什么？研究这种权力形式的挑战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够克服这些挑战？这些挑战何时遭受阻碍？
可以理解，我们大部分人会觉得一个公司营销商标的魅力在于其文化气息，而不是其政治性。我们会认为选择去牙买加而不是去埃及度假仅仅是个社会问题，甚至是审美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选择。许多男女也更倾向于认为性关系存在于与个人欲望和吸引力相关的私领域，跟政治无涉。然而，公司的行政在经过对比后还是会选择某些标识去迎合顾客固有的女性观。为了赚取必要的旅游收益，政府官员会将所谓女性美貌或女性的顺从气质市场化。为了给某些“社会秩序”创造条件，当选的立法者会巧妙地设计某些法律，惩罚一些性行为，同时奖励另外一些行为。权力、爱好、吸引力和欲望并不是互斥的。
人们如果不认真关注女性——所有类型的女性——就不会知道谁在行使权力及其目的何在。这就是进行女性主义国际研究的一个重要经验。
权力无边界。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婚姻的动力。哪些政府基于何种目的而承认哪些人的婚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关注权力。男性公民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妇女或男子结婚，从而赋予自己配偶新的公民身份，而如果一个女性嫁给他国人，她的配偶就不能获得这个女性国家的公民身份。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会运用这种权力管理婚姻，因为同性或异性之间的婚姻关系影响了国际移民，涉及国家赋予公民身份特权的问题。由此而言，婚姻具有政治性，也同样具有国际性。
世界上存在诸多性别压力，包括殖民统治、关于新的国际人权规范、跨国传教、必须符合标准的新洲际工会的会员资格，由于存在这些外界压力，婚姻政治会变得更加国际化。在一个家庭的结婚相册中，很难显示出结婚典礼上国家行使了什么权力、国际影响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这些权力由谁来行使。即使在深入探究过程中感觉不自在，人们也要坚持这样做。
通过认真探究当今国际政治中女性处于何种地位——她们获得这种地位的方式以及她们对于自己所处地位的看法——获得的最重要启示之一就是，跟大多数没有考虑性别因素的研究者想让我们相信的情况不同，这种探究揭露了政治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很多对性别因素漠不关心的研究者好像也会突出权力的重要性，似乎权力赋予他们一种权力光环，使得他们对于所谓现实具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认为大多数研究者都低估了权力的影响似乎显得很奇怪。然而，正是这些专业的研究者严重低估了权力在塑造和维系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程度，也忽视了这种权力的类型。那些受邀担任专业外交事务研究员的大多数是男性，这并不是偶然。例如，一项研究表明，虽然白人只占当今美国总人口的31%，在三大全美最有影响力的晚间有线电视新闻频道的特邀评论嘉宾中，他们却占了62%。5
这些主流的、看似“精妙的”评论的核心缺陷是，他们把很多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又把很多事情当作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多少权力的运作方式是他们熟视无睹的——他们并不了解存在多少权力类型、多少种权力运作方式，以及有多少掌权者在发挥作用。
那些对性别因素漠不关心的研究者认为，国际事务受到传统、文化偏好和永恒的规范影响，女性的角色没有什么改变，好像这些因素存在于权力发挥作用的领域之外，好像她们不在决策达成和决策执行的范围之内，这种看法太常见了。一个女性在做母亲时需要作出什么牺牲，她在做妻子时需要优先考虑什么，公众场合中女性的哪些方面被认为是天真的或者谄媚的，一个女性难民需要接受什么样的受害者身份，和其他女性友好相处中需要注意哪些界线，女孩应该以什么样的孝女类型为尺度——事实上，所有这些角色都是由掌权者建构的。那些掌权者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依赖于妇女和女孩，女性被认为应该满足人们对自己的这些特定期待。如果女性认为这些期待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她们就不会看到男性背后的政治因素。不质疑这些内化因素的政治研究者会接受这种掩饰权力的行为模式，好像权力一点都没有发挥作用，这是危险的。
如果女性团结起来抵抗这些对女性的预设，就会改变国内和国际的权力体系。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女性的抵抗即使遭受阻碍或者仅仅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也会揭露出这样的事实：掌权者其实想要维持性别现状，如果女性的抵抗活动取得成功的话，那些掌权者就会担心可能会失去从性别现状中获得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国家的选举权运动，比如美国、英国、巴西、墨西哥、埃及、科威特，都会引起强烈的政治警觉。在今天同样如此，来自国内移民家庭的工人联合起来成立工会的每一次努力，从事服装和电子产品行业的女工参加罢工活动的每一次尝试，在香蕉种植园工作的女工在男性主导的工会中追求权益的每一次举动，宣布“出柜”的女同性恋寻求获得更多选举职位的每一次活动，那些嫁给士兵和外交官的女性追求自己事业的每一个诉求，所有这些都可能会颠覆目前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性别规范和角色，揭露出运用权力维持性别现状的领域，以及当今性别现状的受益者。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准确理解国内和国际政治，就需要对所有类型的女性抵抗活动抱有好奇心，不管她们的抵抗活动是否成功。
正如人们会通过关注性别的女性主义视角观察世界一样，人们也想知道那些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固有的、传统的或者生物意义上的模式是否被认为是建构的。他们会好奇所有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消融的冰川、廉价的运动衫、装备大量武器的警察机关、男性主导的和平谈判、浪漫的婚姻、全部是男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某些事的形成方式产生疑问意味着，这件事是某些人通过某种特定的权力形式人为操作的。其实有一些踪迹可寻，不只是在开始之际，在过程中的每一个节点，总会有人遭受谴责、享受荣誉、分担责任。
总之，在国际政治中关注性别的女性主义分析路径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议题，因为它把种种权力模式的完整运行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